司母戊鼎的鼎身和鼎足为整体铸成，鼎耳是在鼎身铸好后再装范浇铸的。铸造这样高大的铜器，所需金属料当在1000千克以上，且必须有较大的熔炉。经测定，司母戊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古文献记载制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司母戊鼎充分显示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
司母戊大方鼎司母戊鼎的发掘十分传奇。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吴培文家的坟地中出土。时值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发动侵华战争，安阳已被日本人占领。
1939年3月中旬，吴培文的堂哥在自家坟地里探宝。当探杆探到地下十多米深时，感觉碰到了硬东西。拔出探杆一看，探杆上面带有铜锈。他悄悄回到村里，找吴培文商量。两人对挖还是不挖非常犹豫，“挖的话可能破坏祖坟；不挖的话，已经占领安阳的日本人要是听到风声，就可能自己来挖。”考虑再三，吴培文还是决定挖，不能让日本人来挖。当天晚上，挖到地下近十三米时，传来了鸡叫声。天要亮了，为了防止被日本人发现，把坑填上，等到晚上接着挖。经过两个晚上的连续挖掘，一只少了一个耳朵的大铜鼎露出了全貌。吴培文指挥大家，用三根圆木搭成架子，挂上辘轳当滑轮，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鼎拉了出来。这口鼎就是后来名惊世界的国宝司母戊大方鼎。
数天后的一个黄昏，当时中国最大的古玩商肖寅卿从北平专程来到安阳，他要用二十万大洋买这个鼎。但因鼎太重太大，移动困难，为了方便运输，不被日本人发现，肖寅卿又提了一个要求，把鼎切割成十块。按照肖寅卿的要求，村民买来锯条，进行切割。“好在鼎特别结实，锯条都弄断了，也没切割成，仅锯一耳便锯不断，只好作罢（该耳后来丢失）。后来尝试着用锤砸，也没有砸烂，鼎终于逃过了‘分身’的命运。”
由于无法分割，鼎又被埋到了地下，避免被其他人发现。不过日本人很快得到了消息，派军队包围了吴家，强行挖掘。不过因地点有误，大鼎逃过了一劫。吴培文知道日本人不会回来后，立即找人把大鼎转移到东屋的水槽下面埋了起来，并找来一只类似古董的铜夜壶用布包了几层，藏在了床下。几天后鬼手再次来搜。误把铜夜壶当成宝物带走了，铜夜壶救了国宝。
吴培文料想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于是，他选择了背井离乡、四处漂泊。吴培文出走后，日本人又来了几次，他们确认吴培文已逃走后，认为宝物也被带走了，才算罢休。吴培文这一走就是十年，鼎也就在他家一直埋藏着。
到了1946年6月，国民党安阳政府将鼎掘出，放到了县政府。同年10月底，为庆祝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六十寿辰，驻军用专车把它运抵南京作寿礼，蒋指示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1948年夏，该鼎在南京首次公开展出，蒋亲临参观并在鼎前留影。南京解放时，原本准备运送到台湾的鼎被解放军截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鼎存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转交中国历史博物馆，成为该馆镇馆之宝，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的馆徽，就是司母戊大方鼎的图形和图案。
据考证，司母戊鼎是商王室重器，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从司母戊的三个字的铭文来分析，所谓司，是祭祀，母是母亲，戊呢，是人名，是个称谓，专家通过查看甲骨文，发现里面提到过好几个戊。那么这个母亲又是一位什么样的人？这个巨鼎又是哪一代商王铸造而成的呢？
考察商鼎，每一个时期的鼎都有不同的造型。就方鼎而言，早期的方鼎，腹部深，腿细长，或细高；晚期的商鼎，腹部变得浅一些，腿也变得粗短一些。根据鼎腿与鼎腹的比例关系，专家们判断，司母戊鼎应该是比较接近殷墟二期的器物特征。但这个答案还很模糊，无法确定是哪一位商王。
商的人名以天干地支为自己的称号。这样，在不同的时期会发现相同称号的人。甲骨文中提到过，配偶为“戊”的，共有四位商王。他们分别是大丁、武丁、祖甲、武乙王。大丁的时代，不在殷墟的十二位商王之内；而武乙王属于殷墟三期，司母戊鼎与这个时期的器物外形不吻合。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武丁和祖甲王了。
再把“妇好”墓出土的司母“辛”鼎合金配比与司母戊鼎作对比，发现两个合金配比情况极其相似。那么，司母戊鼎就很可能是与“妇好”同时代生产的器物。而史书和甲骨文上都有记载，“妇好”是武丁的王后。武丁还有一个王后，庙号就是“戊”。
这样，研究证据和专家意见大多倾向于，司母戊的“戊”应该就是武丁王的这个王后，那么，铸造这个巨鼎的人就应该是戊的儿子，两代商王“祖庚”或者“祖甲”了。
甲骨文
甲骨文，指殷墟甲骨文，是中国商代中后期（前14世纪一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年代最早且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
甲骨文是汉字的书体之一，也是现存中国最古的一种成熟文字。甲骨文又称契文、龟甲文或龟甲兽骨文。商朝人用龟甲、兽骨占卜后把占卜时间、占卜者的名字、所占卜的事情用刀刻在卜兆的旁边，有的还把若干日后的吉凶应验也刻上去，故又称卜辞。不过具体的情形因甲骨分期，有详略的差异，大致上以武丁期的刻辞最为完整，其时也是现存刻辞数量最多的时期。殷墟出土了大量刻有卜辞的甲骨，这些字都具备了汉字的基本结构。大量的甲骨文及铭文记载了当时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气象、占卜方面的情况，标志着文字接近成熟。
如果说钻木取火标志着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野蛮岁月，那么文字的出现就意味着人类走出了结绳记事的洪荒年代。甲骨文的发现，是照亮中华文明的一盏明灯。
甲骨文是一个民族文明的符号、文化的标志，它印证了包括《史记》在内的一系列文献的真实。甲骨文中所记载的资料将中国的有文字记载的可信历史提前到了商朝，使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近五个世纪，并证明了现代汉字就是从甲骨文中演变而来。能过对甲骨的研究产生了一门新的学问——甲骨学。
三干多年以来，甲骨文虽然经过了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不同书写形式的变化，但是以形、音、义为特征的文字和基本语法保留至今，成为今天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仍在使用的方块字，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中国书法艺术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甲骨文以造字方法成熟、表现内容丰富、传承有序而在世界文明史上独领风骚。甲骨文因其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和文化价值，蜚声中外而又影响深远，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可或缺、辉煌壮美、璀璨绚丽的一页。
甲骨文被发现是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晚清国子监祭酒大臣王懿荣，因病去一家药铺买药，大夫给他开的药方中有一味药是“龙骨”，亦即龟兽的骨头。王懿荣拿到药一看，龙骨上刻着一些细密的似字非字的符号，他极认真地查看之后，觉得好像古代文字，顿时引起了这位金石学家的极大兴趣。他问药铺掌柜，这种龙骨还有多少，老板查了一下，共有十二片，王懿荣以二两银子一片的高价全部买走。后来，他又通过古董商买了大量的这类龙骨，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得出结论：这是中国最古的文字——甲骨文字！
此后，学者们找王懿荣切磋，又各自收集了很多甲骨文争相研究。“甲骨文”作为一门学问，就这样首先从中国开始了。经考察，人们还发现，这些刻有甲骨文的龙骨，主要来自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1900年，王懿荣的甲骨转归了刘鹗所有，他的亲家罗振玉得知这些甲骨来自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后，多次派人去那里收购甲骨，并对其上文字做了一些考释，认为小屯就是文献上所说的殷墟。其后，王国维对这些甲骨文上的资料又进行了详细考据，进一步证实这里就是盘庚迁都的都城。
1928年到1937年，为了寻找更多的甲骨，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组织考古队对殷墟进行了十五次科学发掘，后来由于抗日战争而停止。直到新中国成立的1950年，发掘工作又重新开始，到1986年已经对十几个点进行了二十多次的发掘。除殷墟外，1953、1954年在郑州商代中期遗址中也捡到有字的甲骨片。1954年始，又先后在山西洪洞、北京昌平、陕西丰镐、周原遗址、岐山凤雏出土了西周时期有字甲骨约三百片。至此一共获得了刻字甲骨十五万片左右，其中大陆收藏的有九万七千六百多片、台湾收藏的有三万零二百多片、香港有八十九片、因战争和商业因素流散到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前苏联、德国、瑞士、比利时、荷兰、瑞典等十二个国家的有两万零六七百片。其中日本在侵略中国时期曾有组织地在殷墟盗掘，因此收藏最多，有一万二千多片。中国国家图书馆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收藏甲骨最多的单位，共藏有三万五千六百五十一片，馆藏甲骨拓片也很丰富，除正在传拓中的《馆藏甲骨集拓》外，还有《善斋书契丛编甲骨拓本》十八册四函，共两万八千余张。在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中还收录有该馆所藏甲骨拓本十余种之多。目前世界上有五百多位学者专门研究甲骨文，发表专著有两千多篇。
民国初年经董作宾先生的研究整理，将收集到的甲骨文分为五期：盘庚武丁时代、祖庚祖甲时代、廪辛庚丁时代、武乙文丁时代、帝乙帝辛时代。郭沫若在研究了甲骨文以后，认为甲骨文从初创到成熟，起码要经历一千五百年以上。
出土的甲骨文多已著录出版，早期的有刘鹗的《铁云藏龟》、罗振玉的《殷虚书契》和《殷虚书契后编》、明义士的《殷虚卜辞》、林泰辅的《龟甲兽骨文字》、王襄的《簠（fǔ）室殷契徵文》；后又有董作宾的《殷虚文字甲编》、《殷虚文字乙编》，胡厚宣的《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甲骨续存》等。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对甲骨文发现八十多年来已著录和未著录的十几万片甲骨材料进行系统的科学整理，广泛搜集全部出土的甲骨资料，分期分类，共收甲骨约四万片，编为十三册，为研究甲骨文和商史提供了系统的资料。另外，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的甲骨，已收入《小屯南地甲骨》一书。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德国等国所藏的甲骨，也巳著录成书，分别发表。
经过对已发掘甲骨片的研究，整理出单字五千多个，能够认出来的汉字大约一千七百多个。在已解读的这三分之一左右的甲骨文中，根据研究，已经使用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的汉字造字法。在字义的使用上可以明显看出假借方法，形声字已占25％左右。甲骨文是汉字成熟的标志，它和楔形文字、象形文字一样属于表意文字，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使用的一种表意文字的前身。甲骨文的书写材料一般为龟骨、牛肩胛骨，也可以刻在墙壁、木器、石器等处，有刀刻的，也有朱书、墨书的。今天的汉字，仍是以象形字为基础的形符文字，因此甲骨文已具备后代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从语法上看，甲骨文中有名词、代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其句子形式、结构序位也与后代语法基本一致。在已发现的近五千个甲骨文单字中，除能够释读的文字外，余下的三千多字多属地名、人名、族名，可知其意，但不可读其音，其中也有不少字因后世不再沿用，给正确考释、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有专家认为，由于甲骨文属卜人应用文字范围，并不等于社会的用字量，所以商代实际存在的字可能还要更多。
商王尚鬼，非常迷信，凡事占卜。通过贞人向上帝、鬼神、先公先王等问卜，以便预示吉凶，祈望得到保佑。占卜材料多为龟腹甲（及少量背甲）和牛胛骨，用前经修整，并在背面（少量牛胛骨亦有在正面）施以钻、凿。占卜时，先于甲骨背面钻凿处用火烧炙，正面即现“卜”字形裂纹，以此定吉凶。占卜后，将所卜事项记刻于甲骨之上。
由于商王几乎每事必卜，故甲骨文内容涉及商代社会的各个领域。甲骨文中有关商代社会生产的内容很丰富，有关商代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容亦很丰富。
甲骨文一般先刻竖画，后刻横画，先刻兆序、兆辞、吉辞、用辞，后刻卜问之事。一条完整的甲骨卜辞应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而多数卜辞常省略占辞或验辞。甲骨文中，有的在刻画上涂砂或墨，有的用毛笔写在甲骨上，也有些是先写后刻的。
甲骨文字的艺术风格：甲骨文字由契刻体与笔写体两种书体互用发展所造成，大体上说，是由契刻体向笔写体方面发展的。董作宾氏据殷代卜辞，把贞卜人群分为五个时期。以甲骨文字变化，书体变迁，追踪时代，以十干十二支常用字为例，阐明其字形。自第一期到第五期的变化过程中，发现了各期甲骨文书写风格不同，各有其特征。第一期（武丁时）的书法风格，至为宏放雄伟，以甲骨大版大字为代表作。此类大字常是强力的，雕的笔划很粗壮，并填有朱墨（朱砂、墨）。其中也有工整秀丽的小字，都极为精彩。这些都是承受中兴英主武丁风格，其气魄之宏放，技术之熟练，颇为惊人。其书家有韦、永、宾。
第二期（祖甲、祖庚时代）书风较为谨饬。祖甲、祖庚是继承第一期武丁的守成贤君，所以当时的卜师，严守规则而少变化。其书家有旅、大、行、即。
第三期（廪辛、庚丁时代）书风转变，陷于颓靡。前期老书家已经作古，豪放书风扫地，当期的书家，笔力多幼稚柔弱，甚至笔误颇多。此期书者，皆未署。
第四期（武乙、文丁时代）的贞人，卜辞上不署书契者的名字。此一期，武乙、文丁时代新兴书家，尽去前期笔力幼弱之敝，作品生动、劲峭、时逞放逸不羁之趣。此期署名之书家，仅狄一人，其余尚未发现。
第五期（帝乙、帝辛时代）的书风，除少数兽头大字刻辞外，其余的都异常严肃工整。理由是：贞卜事项，王必躬亲，卜辞的段、行、字都很均整，如蝇头小楷。文风大变，制作一新。其书家有泳、黄。
文字学家认为，一种文字从发现到成熟至少要经过千年以上的发展，而三千五百年前的甲骨文已经出现一批形声字，表明它是较成熟的文字。依此类推，最早的汉字应出现在夏或更早的时代。甲骨文的发现及研究，为中国文明史已逾五千年这一事实，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文字是一个民族文明的载体。在世界四大古文字体系中，中国的甲骨文和古埃及纸草文字、巴比伦泥版文字和美洲印第安人的玛雅文字具有同等的地位，号称世界四大古文字。但其他三种文字的发展都中断了，唯有以殷墟甲骨文为代表的中国古汉字体系发展下来，历经数千年的演变而承续至今，书写出了一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史。
甲骨文字历经千余年的发展，呈豪放、生动、劲峭、放逸不羁之趣，堪称龟甲之上的线条艺术。青铜酒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