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蓓卡·克劳利太太的传记中有这么一部分，笔者只能够知趣地轻轻撩过，这是世事的要求，更确切地说是世上那些道德家的要求；他们很可能并不特别反对悲劣的行迹，但要是听别人直言不讳地谈到这类行径，那种强烈的反感简直无以复加。名利场上有很多事情我们都在做，而且所有人都知道，尽管我们从来不说，犹如祆教徒崇拜恶之神，但是绝口不提魔鬼。一位真正高雅的英国或美国淑女不允许“裤子”这个词儿侮辱她们贞洁的视听；高层次的读者同样不能容忍一篇描述堕落行为的详细报道。然而，尊敬的女士，裤子我们天天要穿，天天看见；有伤风俗的事情天天在我们鼻子底下发生——我们并不见得如何感到羞愧。您要是每次遇到此物此事都要羞红脸，那您会是怎样一副尊容？仅仅在提到此物俗不可耐的名称或描述此等有伤风化的劣行时，您娴淑的操守才认为应该表示震骇或愤慨，因此作者在写此书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抱着遵守当今时尚的愿望，只是蜻蜓点水一般点到为止地暗示邪恶的存在，不让任何人细腻的感情受到伤害。蓓姬当然有一些丑行，但笔者把她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绝无片言只字出格越轨；看看什么人能说事实并非是这样。笔者怀着几分自豪的心情请教所有的读者：在描写蓓姬这个能歌善笑、惯用花言巧语和虚情假意迷惑人的塞壬的时候，笔者是否忘记过礼数规矩，让那妖魔鬼怪的尾巴露出了水面？没有！谁如果不介意，可以向清澈透明的波浪下面张望，瞧瞧那条粘粘乎乎、让人恶心的尾巴如何扭来扭去，在白骨中间摇摆，在尸体周围周旋。但在水面以上，一切都中规中矩，合理体面；我敢说，哪怕是名利场上最难伺候的道德家也没有任何理由对此挑剔！然而，当塞壬消失在水下，潜入海底去找尸体的时候，她上面的水自然会被搅浑，想要往里边看个究竟也是做无用功。塞壬们坐在礁石上拨弄竖琴的弦索，梳理她们的长发时，唱着歌招引你过去给她们拿着镜子——那时她们的模样挺漂亮；然而一旦她们钻入水中，请相信我，跟这些海妖打交道决没有你的任何好处，最好还是别去打探那些食人的女水怪如何大口吞食其可怜的盐渍牺牲品纵情狂欢。因此，当蓓姬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的时候，她也不会做什么正经事，也就是说，有关她的情况说得越少越好。
大约两年过去了自从柯曾街出了乱子以后，如果我把这段时间内瑞蓓卡的所作所为全部如实汇报的话，人们估计有理由说本书内容不正。虚荣心重、玩世不恭、追求享乐的人所做的事情通常路子不正（其实，我的朋友，比如说您，看上去道貌岸然，清名远扬，难道您不是这样的吗？——不过此话我只是随便说说罢了）；那么，我们又能要求一个无所谓信仰、无所谓爱、也无所谓清白的女人做出什么行为来呢？我倾向于这样来看：蓓姬生活中有一段时间，她并没有羞愧难当，而是近乎破罐破摔，彻底自暴自弃，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名声。
这种颓废和沉沦并非形成于一日或一夜；那是她遭难后多次挣扎着试图浮出水面却连连失败，才一点点落到这般田地的——跌入水中的人只要心中还存一丝希望，就一定会抓住一根木条不放；等到发现任何努力全都落了空，这才会失去最后的希望。
当罗登·克劳利在为新官上任去当殖民地总督作准备的时候，蓓姬依然在伦敦，而且据说还曾不止一次谋求见到她的大伯子皮特·克劳利爵士，企图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她原先差不多已经赢得夫兄的支持。一天，皮特爵士与韦纳姆先生往下议院走去，后者眼利，发现罗登太太套着黑色面纱在堂堂立法机构附近探头探脑。当她和韦纳姆对视时，就无声无息地溜走了，始终未能实现她在准男爵身上打主意的愿望。
可能是简夫人进行了干涉。据我所知，简夫人在那场争吵中所表现的勇气和拒不承认蓓姬的信念，令自己的丈夫大为吃惊。她独自决定邀请罗登在动身赴考文垂岛之前住在冈特街，因为简夫人了解，有罗登守卫在此，蓓姬不敢随意进入她家。她还对寄到皮特爵士名下的邮件信封一一仔细检察，就害怕丈夫和他的弟媳有书信往来。瑞蓓卡如果想要写信的话，也不是没有办法；可是她不再试图与皮特见面，也没有写信寄到他家。经过几次努力之后，蓓姬同意了皮特的要求，就是她与罗登夫妻失和的问题一概通过律师进行联系。
当然皮特也受了其他人的影响，已对她产生极大的反感。在斯泰因勋爵事件后不久，韦纳姆曾去找过准男爵，向他提供了蓓姬的一份详细资料，令代表钦设克劳利镇的国会议员非常惊讶。韦纳姆对她的情况了如指掌：她父亲是谁；她母亲在歌剧院当舞蹈演员的具体时间；蓓姬的过去是如何；她婚后的行为又怎样。我可以肯定，韦纳姆所讲的故事大部分意图明显的谎话，因此这里就不重复了。但是蓓姬在一位曾经相当偏袒她的乡绅和亲戚心目中，却留下了非常非常悲惨的印象。
考文垂岛总督的俸禄并不丰厚。总督阁下从中划出一部分用于偿还一些未了的债务，而他身居高位的花销却也不少；最后发现他每年最多只能给妻子三百磅，罗登计划向她支付这笔钱的要求是她永远不找丈夫的麻烦。否则的话就打算离婚，让其他人都知道这件事。但韦纳姆也好，斯泰因勋爵也好，罗登也好，人人关心的是设法让她离开英国，把这件极不光彩的事儿掩埋过去。
瑞蓓卡可能一门心思在跟她丈夫的律师们一起办各种各样的手续，以致忘了为自己的儿子小罗登采取任何行动，甚至一次也没有计划去看看他。那位小少爷已完全交给他的伯父伯母看管，而后者向来深得侄儿的喜爱。他母亲离开英国后，从布洛涅给儿子写了一封字迹娟秀的信，让他好好用功，说自己计划去周游欧洲大陆，在这个过程期间将会很高兴再给他写信。可是蓓姬过了一年才写信，而且还是因为皮特爵士唯一的儿子，身体不太好的小皮特死于百日咳和麻疹的原因。小罗登的妈妈于是写了这封洋溢着母爱的信给她的爱子，小罗登则正因为这个原因成了克劳利庄的继承人，因此更加亲近那位仁厚的夫人，虽然在她慈爱的心中已经把侄儿当亲子看待。那个时候已长成了一个英俊挺拔小伙子的罗登·克劳利，接信后脸红了说：
“哦，伯母，您就是我的母亲！”他说；“不是——不是那个人！”
可他依然写了一封亲切而恭敬的回信给当时住在佛罗伦萨一家寄宿旅馆里的瑞蓓卡。不过这是后话。
我们亲爱的蓓姬第一次飞得并不太远。她在法国沿海的布洛涅休息，有好多无辜被迫离开本土的英国人在那儿居住；她住在该地一家旅馆里，有两间房，有一个女佣服侍，生活方式像一位有教养的寡妇。一起用餐时，同桌的人们觉得她挺不错，她给他们讲关于夫兄皮特爵士的故事，还谈到她在伦敦结识的一些大人物，那种语调轻松的上流社会聊天方式，往往能给不知所以然的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其中很多人眼里，她是个有地位的人；她在自己房间里举行小型茶会，参加当地一些无伤大雅的娱乐活动——洗海水浴；坐敞篷车兜风；在沙滩上散步；去剧场看戏。一位印刷业老板娘伯椒伊斯太太，带着孩子到此度夏，食宿在旅馆里，她的丈夫周六和周日来和妻儿团聚。她认为罗登太太非常可爱，谁知道那个伯椒伊斯真是过分，竟对蓓姬开始大献殷勤。其实这样的事情再平常不过，只不过蓓姬一贯平易近人，善于交际——尤其擅长男人们的激励。
社交旺季之后，照例有不少人来到国外，因此蓓姬有非常多的机会观察来自伦敦富豪圈内的熟人，从他们的态度中琢磨“上流社会”对她的行为是如何看待的。一天，蓓姬在布洛涅码头的突堤上散步，远处英国海岸的巉岩隔着蔚蓝的海峡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无意间，她和帕特雷特夫人及其女儿们遇到了。帕特雷特夫人急忙摇晃阳伞把所有的女儿都叫回到自己身边，匆匆离开码头，还向可怜的小蓓姬恶狠狠地瞪了几眼，让她孤单的留在那。
另一天，一艘邮船进了港。当时风很大，蓓姬很喜欢远望饱受颠簸之苦的人们上岸时的一脸疲乏。司林斯通夫人恰好在那趟班船上。她在自己的车里晕得天旋地转，精疲力竭，勉勉强强走跳板离船登上码头。但是她一见系着粉红色帽子的蓓姬嘻嘻哈哈的样子，原先的疲惫相竟然全都不见了；她向瑞蓓卡投了轻蔑的一瞥（这一瞥可以使任何女人抬不起头来），然后不用人搀扶，自己走进海关。蓓姬莞尔一笑，但我估计她不会喜欢被人这样来看。她觉得很孤独，形单影只，非常凄凉，而远处亮闪闪的英国巉岩对她来说已成为不可触及的禁区。
男人们的态度也发生了很难用语言形容的变化。格林斯通冲她龇牙咧嘴地发笑，那种接近于放肆的随便让她很不舒服。小鲍勃·萨克林三个月前还不停的拍她的马屁，以至于会冒雨走一英里从冈特府门外的车水马龙中去找寻她的马车。一天，蓓姬沿着布洛涅的堤岸散步，小鲍勃正在那儿和近卫团的费促甫交谈（后者是希豪勋爵的儿子），见了蓓姬只是扭过脸点点头而已，帽子也没有摘下，一边继续跟希豪家的继承人说话。在旅馆里，汤姆·雷克斯叼着雪茄企图走进她的起坐室，可是蓓姬请他吃了闭门羹，要不是汤姆的手夹在门缝里，她就会把门锁上。瑞蓓卡开始感到自己确实举目无亲孤单一人。
“要是他在这儿，那些胆小鬼决不敢对我这样无礼。”
想起了“他”，蓓姬心中充满哀伤，甚至深深地怀念他的诚实、憨厚和忠心，怀念他从未改变过的无条件服从，怀念他的好品性，怀念他的勇气和胆量。她也许哭过一场，因为她下楼吃饭时好似故意显得特别愉快，还额外略施脂粉。
现在她经常要略施粉黛；而且——而且女仆会时常去买白兰地给她，这还不算记在旅馆账单上的酒类。
但是，与男人的无礼相比，某些女人的同情也许才叫她真的受不了。克雷肯伯里太太和沃辛顿·怀特太太在去瑞士途中经过布洛涅。（这一行的领队乃是霍纳上校，另外还有年轻的博莫里，当然少不了老克雷肯伯里和怀特太太的小女儿。）她们倒没有对她回避。她们吃吃地笑，叽叽喳喳地聊，又是同情，又是安慰，全部是一派居高临下、怜悯弱者的姿势，直至把她气得差点儿疯掉。当她们吻别蓓姬后冷笑地离去时，她心中感到一阵凄凉：“连她们也在我面前端起架子来了！”她听见从楼梯上传来博莫里的笑声，也完全明白其中的含义。
蓓姬从不拖欠账单，在旅馆里跟任何人都客客气气，见了老板娘笑脸相迎，对侍者称“先生”，在清洁女工面前也很有礼貌；种种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她手头上缺钱的弱点（蓓姬从不无计划的花钱）。可是，就在那几个熟人来访之后，蓓姬竟接到旅馆老板的通知，要她付清账单从这里离去。有人告诉店主，说让这样的人住在旅馆里极不合适，由于正派的英国女士不愿意跟她同桌而坐。于是蓓姬只得搬到公寓去住，而在这以前那种地方沉闷孤寂的生活环境她是相当厌恶的。
尽管受到这样的待遇，她还是没有趴下，千方百计想为自己树立一个好名声，消除闲言碎语的差别影响。上教堂做礼拜她一回也不少，在那儿唱赞美诗数她最响亮。她参与赈济遇难渔民的寡妻遗孤，将手工制品献给传教士和画送给夸什布人部落；慈善舞会的门票她愿意认购，但自己不跳舞。总之，凡是受人尊敬的事她都干，所以笔者叙述她生平的这一阶段比随后那些不太光彩的事情要乐意得多。她很清楚大家躲着她，可照样竭力用笑脸迎人；从她脸上的表情绝对猜不出，她内心忍受着何等的痛苦和屈辱。
她的往事就像一团谜一样。不同的人群对她的评议各不相同。一些好事者声称她是祸水、罪人；而另一些人则坚持说她清白无辜，不差于一只羔羊，都是她那个可恶的丈夫的过错。蓓姬一提起自己的儿子，马上就哭了起来；看到哪个男孩与他相像，也会露出极其真诚的悲伤之情——这一招着实为她赢得不少恻隐之心。善良的奥尔德尼太太在寓居布洛涅的英国人中间威望比女王还要高，侨民中她请客吃饭和举办舞会的次数最多；当奥尔德尼少爷从绥希泰尔博士的寄宿学校来这里度假时，蓓姬抽抽搭搭伤心地说：“我的小罗登也是他这年龄，两个人太相似了！”一时泣不成声，竟把奥尔德尼太太感动得鼻酸眼红。其实两个男孩年龄差不多相差五岁，而相貌也没有相似的地方，正如尊敬的读者与鄙人一样大相径庭。随后韦纳姆在前往德国的矿泉城基辛根与斯泰因勋爵会合之前途经法国，曾就这一点向奥尔德尼太太作了解释：如果要描述小罗登的模样，韦纳姆远比孩子的妈妈描绘的更加形象，因为蓓姬讨厌而且从来不去看望自己的儿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小罗登已经十三岁，而小奥尔德尼还不足九岁；两人中一个金发，一个黑发。听了这番话以后，奥尔德尼太太这才后悔自己认错了人。
蓓姬很辛苦的交上了几个朋友，可是只要某人一来，立刻把她辛苦经营的成果彻底摧毁，于是一切又得重新开始。做人真难，简直太难了；她越来越感到孤独、伤心。
有一位纽布赖特太太，在教堂里听见她的歌声所以被吸引，又认为她在一些宗教问题上的观点颇有同感（昔日在克劳利庄上，蓓姬曾倾听过不少这方面的教诲），一度对她以礼相待。蓓姬不光接受一本本宗教小册子，还真的是读了。她为夸什布人缝制法兰绒短裙，为椰树之乡的西印度群岛土著做棉布睡帽，画纸扇以期教皇和犹太教徒改宗；劳尔斯先生布道是在周三听，每周四听哈格尔顿先生讲经，周日上教堂做两次礼拜，这还不包括晚上去听普里茅斯兄弟会的鲍勒先生说教——然而一切都是白费心机。纽布赖特太太与索思砀伯爵夫人正在讨论为斐济岛民购买暖床器的基金会问题（她俩都是这一值得称道的慈善团体妇女委员会委员），信中提到了她“可爱的朋友”罗登·克劳利太太；老伯爵的遗孀在回信中写了很多有关蓓姬的细节、暗示、事实和谣言，以至于预测将有种种天谴神罚降临，纽布赖特太太和克劳利太太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因为这而终结。这件不幸的事发生在法国西部城市图尔，那里的宗教界人士立即跟那个堕落的女人再也不相往来。凡是熟谙英国侨民风俗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同胞无论身在何处，总会把本乡本土的傲慢、偏见、药丸、调味品、红辣椒以及其他生活习惯带去，在自己定居的地方建造一个小不列颠。
蓓姬在法国相当辛苦地从一个英侨聚居点迁移到另一个聚居点。从布洛涅到迪埃普，从迪埃普到冈市，从冈市到图尔——她竭尽全力去让别人尊敬她，不幸的是到了某一天，总有人发现鱼目与珍珠混在一起，然后把她扔了出去。
蓓姬逃到迪埃普，在那里曾得到胡克·伊格尔斯太太的善待。这位清名无瑕的女人在波特曼广场有自己的住宅；她在蓓姬所住的旅馆下榻，两人开始是一起在海滨游泳，后来又在旅馆同桌用餐，因此而认识。伊格尔斯太太对于斯泰因勋爵挨揍那件事也早就有所耳闻（难道还有什么人从未听说过？）；但是通过与蓓姬的交流之后，她便声称克劳利太太是位天使，她的丈夫是个十足的坏蛋，斯泰因勋爵则正如所有人都知道的那样寡廉鲜耻，而矛头指向克劳利太太的谣言攻势定是韦纳姆那个坏蛋一手策划的阴谋诡计。
“如果您是一条血性汉子，伊格尔斯先生，”她对自己的丈夫说，“下回在俱乐部里见到那个混账东西，您就应该给他两个耳光。”但伊格尔斯先生是一位和蔼的老绅士、模范丈夫，对地质学颇有兴趣，而且他的个子也太矮，够不到任何人的耳朵。
再说伊格尔斯太太彼时成了罗登太太的保护人，把她带到巴黎自己家里去住，还跟大使夫人反目成仇，由于后者不愿接待蓓姬。归结起来，她做了一个女人所能做的一切，全力以赴想让蓓姬走正道，有个好声誉。
最开始蓓姬确实很守规矩，然而一个正经女人单调枯燥的生活不久便令她觉得厌烦了。每天都是那样千篇一律，在死气沉沉的氛围中饱食终日，差不多就是上布洛涅树林兜风，晚上见面的总是那些人，星期日总是恭听布雷尔的晚间布道——总之，就像是同一部歌剧反复看着；蓓姬都快无聊死了。还算她运气，小伊格尔斯先生也过来了，他母亲见自己的年轻朋友对儿子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就直截了当地赶走蓓姬。
此后蓓姬尝试和一个女友合租一套房屋；但两人共同当家开始发生争吵，并且负了一堆债务。于是蓓姬决定搬到寄宿舍去，并且在巴黎皇家大道圣阿穆尔太太经营的一家著名公寓里住过一段时间；在那儿，她开始向一些经常泡在房东太太客厅里的落泊花花公子和不正经美人儿施展魅力。蓓姬喜欢与人交往，要是离群索居她肯定活不成，就好像不让鸦片鬼吞云吐雾一般，所以她住在寄宿舍的那段时间一点也不沉闷。
“这里的女人跟五月市的女人一样逗，”她告诉偶尔遇见的一个伦敦老朋友，“只不过衣着不太上档次。男人们的手套用旧了洗过以后再戴，他们当然都不是好东西，但也没有坏到哪去。房东太太有点儿俗气，可是我看也不像——夫人那么俗气，”此处蓓姬提到了一位社交界的领袖人物，她的大名我是死也不会说出来的。的确，晚上您要是在圣阿穆尔太太那一间间灯火通明的屋子里见到男人们佩着勋绶坐在牌桌旁，并从略略保持一段距离的地方看那儿的女人们，您一定会认为自己仿佛置身于相当高雅的社交场所，以为房东太太是位真正的伯爵夫人呢。很多人都这样认为，蓓姬一度成为伯爵夫人沙龙里最最光彩照人的女士之一。
但是，可能她一八一五年的旧债主们发现了她的下落，迫使她离开巴黎，反正这个小妇人相当仓惶地逃出巴黎后去了布鲁塞尔。
哦，这个地方她不会忘记！她抬头望见自己住过的一楼半小客房，想起当年贝拉克尔斯一家高价征求马匹逃难的时候，而他们的车在旅馆院子里搁浅的场景，脸上浮起意味深长的苦笑。她还去凭吊了滑铁卢和拉凯公墓，看到乔治·欧斯本的墓碑，不胜感慨万分。她在那儿画了一小幅素描。
“可怜的小爱神！”她喃喃道：“他太爱我了，真是个痴情的人！不知小爱米是不是还活着。她是个好姑娘；还有她的胖哥哥。我的旧文件里到现在还保存着他的一幅画像，胖乎乎的真可爱。他们都是些没有心机的好人。”
蓓姬来到布鲁塞尔时，带着圣阿穆尔太太的介绍信去找她的朋友鲍罗丁诺伯爵夫人，后者是拿破仑手下的名将鲍罗丁诺伯爵的遗孀，死亡的英雄留给她的资金只够开一家提供包饭和牌桌的寄宿舍。在鲍罗丁诺夫人的桌旁玩纸牌或吃饭的，大都是些二三流的花花公子和混混儿，老是有诉讼缠身的未亡人，还有以为在这里能见到“大陆名流”的英国笨蛋。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往往请吃饭的桌友喝香槟，和女人一起坐车外出，或骑租来的马去作郊游，凑钱定包厢看话剧、听歌剧，从女赌客的软肩后面下注；他们在写往德文郡的信中会很自豪地告诉父母，说自己在国外结识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到了布鲁塞尔，蓓姬和在巴黎时一样成为寄宿合中一支花，在那个圈子里抢尽风头。她从不拒绝香槟、花束、去乡下兜风或坐包厢看戏，可是她更喜爱晚上的牌局，而且赌注开始加大。最初只是微不足道的小输赢，然后是五法郎一局，其后赌拿破仑金币，后来赌起了本票，再往后连每月的房饭钱也付不出了，然后向年轻的男士们告贷；只要一有现钱，她便对鲍罗丁诺夫人耍威风，而以前在房东太太面前总是说好话、赔小心；最穷的时候就玩十个苏一局，那种窘况真有点儿目不忍视。等到一季度的生活费到手时，她才还清鲍罗丁诺夫人的负账，于是又跟罗西尼奥先生或德拉夫骑士赌牌。
蓓姬离开布鲁塞尔的时候，欠下了鲍罗丁诺夫人三个月的伙宿费。关于这一不光彩的事情，关于她嗜赌、酗酒、跪在英国圣公会牧师穆甫先生面前借钱，关于她用花言巧语哄骗、勾引努德尔爵士的儿子、穆甫牧师的学生一节（蓓姬常把他带到自己房间里去打牌，并且赢了不少）——有关以上种种以及其他无数悲劣行径，鲍罗丁诺伯爵夫人一一说给只要去她那的英国人听，并称罗登太太简直是一条毒蛇。
我们那朵飘零的落花就这样在欧洲各大都会东游西荡，如同浪迹天涯的尤利西斯或班普菲尔德·摩尔·卡鲁。她欣赏下三滥的倾向愈来愈显著。过不多久，她成为了一个流浪者，与之为伍的那些人您要是遇到了，保证让您毛发直立。
欧洲大陆每一座较大的城市都有那么一小撮英国流氓，他们的名字会被警官亨普先生在治安法庭上定期宣读。他们中层次很杂，有公子哥儿，只是家里已不承认他们；有的成日逗留于弹子房、咖啡馆、小酒吧；有的给外国的赛马业和赌场“抱台脚”。他们蹲债务监狱，酗酒生事，打架斗殴；欠了账之后就逃走，跟法国和德国军官决斗；玩牌做手脚欺骗不知情的人，弄到了钱坐敞篷四轮车招摇过市去巴登巴登，用加倍下注的手法来获取胜利；囊空如洗时便在赌台周围走来走去，成为衣冠不整的泼皮、虚张声势的囵子，直至有某个犹太人为之兑换一张假本票，或者找到另一个不知情的人当冤大头。这等人的荣枯盛衰不断发生着改变，令旁观者啧啧称奇。他们的生活一定被激情冲斥着。
蓓姬过起了这种日子，并且乐在其中——难道这有必要加以承认吗？她和这帮流浪者一起从一个城市来到另一个城市。在德国任何一处设赌局的地方，都知道有个幸运的罗登太太。在佛罗伦萨，她和克留什卡塞太太在一套房里居住。据说她曾被勒令离开慕尼黑。而我的友人弗雷德里克·皮金先生声称，自己在瑞士洛桑她家吃晚饭时，一定有人在酒里下了药，他才糊涂的输了八百镑给洛德少校和德西斯少爷。瞧，笔者有责任交代蓓姬的经历；但是，关于这一阶段的情况，还是少说为好。
据说，每逢克劳利太太在运气尤其不好的时候，她在一些地方开过演唱会，并以教音乐为生。当时确实有位姓氏拼法像法国人的罗登太太，曾在维尔德巴德举行一场上午音乐会，由瓦拉几亚大公的首席钢琴家施坡夫先生伴奏。我的朋友依夫斯先生熟知好多人的情况，到过好多地方；他时常提到自己一八三。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时候，有一位瑞蓓克女士登台出演歌剧《白色幽灵女》，在当地的剧场里引起轩然大波。她被观众的嘘声从台上赶了下来，这固然与她自己唱得并不很好有关系，但主要还是因为池座里某些人热烈捧场激起了大家的愤怒（警卫部队的军官有进入池座的许可）。依夫斯断定那个在当地初次献艺的倒霉女歌唱家是谁。正是罗登·克劳利太太。
的确，她成了个浪迹江湖的漂泊者。她只要一有生活费就去赌；钱输光后好赖也能勉强凑合；至于她究竟是靠什么应付的，没人了解。据说有人在圣彼得堡见到过她，但立刻被警方驱逐出俄国京城，由此可见另一种说法——说她后来在特普里策和维也纳为俄国当过间谍——完全不能相信。还有人告诉我，说蓓姬在巴黎有一位亲戚，而且是她的亲外婆，可她压根儿不姓蒙莫朗西，而是林荫道某剧场的包厢清洁工，一个不太好看的老太婆。后文将要提到，她们祖孙相会时大概还有别人在，那情景想必十分动人。笔者无法提供有关这件事的详细过程。
有一次在罗马，罗登太太半年的生活费刚刚汇到那儿的一家大银行，由于所有该银行账户上的存款超过五百斯库多的，都受邀参加那位亲王银行家举办的冬令舞会，蓓姬也有幸收到一份请柬，出现在商界巨子坡洛尼亚亲王和王妃的盛大晚会上。王妃生在庞皮利家族，其谱系可上溯至第二代罗马王和奥林匹斯家族的埃格丽亚，而亲王的祖父亚历山德罗·坡洛尼亚则卖过百货用品，为绅士们跑过腿，放过小额贷款。诸方人士——亲王、公爵、大使、画家、提琴家、高级神职人员、未成年的公子哥儿以及他们的家庭教师——整个罗马上流社会纷纷聚集到这位银行家的客厅里来。所有的房间的灯火通明，布置陈设满目琳琅——到处是镀金的镜框（有画或像）和真假难辨的古董。巨大的金冠、亲王的族徽（深红底色上一颗金色的蘑菇，深红是主人的祖父当年卖过的手帕颜色）和庞皮利家族的银色喷泉，闪耀在整个宅第的房顶、门户、护壁板以及为迎接教皇和皇帝准备的丝绒大帐幕上。
蓓姬从佛罗伦萨坐公共马车来到了罗马，住进一家档次较为一般的旅店客房，收到坡洛尼亚亲王的请柬后，她的女仆给她精心梳妆打扮，于是她挎着当时的旅伴洛德少校的胳膊去赴这次富丽堂皇的舞会。（这正是次年在那不勒斯开枪打死拉维奥利亲王的洛德少校；在玩牌时除了所用的牌，另外在帽子里藏有四张K，因此他被约翰·巴克斯金爵士用手杖痛打一顿。）他们双双走进大厅，蓓姬看到了在自己比较幸福的日子里认识的一些熟悉的人，那时候她尽管不清白，但还没有被披露。跟洛德少校打招呼的好多是外国人，他们看上去都很机敏，蓄着连鬓胡子，钮孔里扣着不太洁净的条纹绶带，尽可能少让衬衫露在外面；但是依旧很明显，少校的英国同胞却对他视而不见。与此同时，蓓姬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也认出了几位女客——有法国寡妇，有经不起查证的意大利伯爵夫人，她们大都曾受到丈夫的虐待……算了，算了，既然我们已经在名利场上拔尖儿的人群中间，又何必去提那些让人憎恶的垃圾和沉渣？要玩就玩干干净净的牌，别去用那不太干净的手段。然而，组成如浩荡大海的旅行者大军的每一个人，都见到过这些以打劫为生的杂牌军，他们像尼姆和皮斯脱尔那样附丽于主力军，穿着皇家部队的制服，炫耀国王授予的头衔，干的却是打家劫舍的勾当，有时候也有被吊死在大路旁的。
再回来说瑞蓓卡挎着洛德少校的胳膊，两人一起在各间匿子里穿行，在小酌柜前喝了大量香槟，那儿有些人——特别是少校一路的杂牌军——为了争吃争喝竟然动起手来。他俩吃饱喝足之后，又继续到处转悠，一直来到一排相通的房间末端、用粉红色丝绒布置起来的王妃私人客厅。这里有维纳斯的塑像和几面镶银框的威尼斯大镜子，亲王一家正在一张摆着晚宴的圆桌上款待他们最尊贵的嘉宾。蓓姬不禁想起自己曾经在这里：泰因勋爵家中也曾这样被款待过，那是客人经过精心挑选的小型宴会——想不到此刻斯泰因勋爵就坐在坡洛尼亚的餐桌旁，蓓姬看见了他。
在他又白又秃、油光发亮的前额上，被钻石划破留下的疤痕成了一块火辣辣的红色标记；他的红色络腮胡子染过以后泛着紫色的光泽，使他本来没有血色的脸显得更加苍白。他佩戴着项绶和勋章，包括他的蓝色缎带和嘉德星章。在座的公侯显贵中数他身价是最高，尽管席上有一位身为国君的大公、一位王子殿下（分别带着夫人和王妃），勋爵身旁坐着美丽的贝拉多纳伯爵夫人——她娘家姓格兰迪埃，她的丈夫保罗·贝拉多纳伯爵因收藏很多特别的昆虫标本而远近驰名，此时正衔命出使去见摩洛哥皇帝，离开欧洲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
当蓓姬看到这位名人熟悉的面容时，突然觉得洛德：少校是那么粗俗，同时卢克上尉一身的烟草味又是那么讨厌！突然之间，她把自己又定位于一位上流社会的名媛贵妇，试图从外表到内心感受都恢复往日的情景，似乎又回到了五月似一般。
“他身旁坐着的那个女人看上去又蠢又凶，”她忖道；“我敢肯定那女人不懂得如何让他开心。他在那儿一定无聊的要命，他和我在一起从不觉得乏味。”此时此刻，无数如这般感人的希望、忧虑和回忆在她心头跳动，而她那双闪闪发光的眼睛一直观注着这个权倾一时的大人物；因为胭脂一直搽到了眼睑上，她的眼睛好像更明亮了。
出席如此隆重盛大的晚会，斯泰因勋爵循例也要显得特别庄重，举止谈吐都得与他显赫的身份相匹配。蓓姬特别喜欢他的微笑，他笑得那么有体面，那么自然、高雅、大方。啊，老天爷，跟他待在一起真是愉快！他机智过人，语言俏皮，极为健谈，还有那无与伦比的风度！可是——她居然把这么一个偶像换成浑身散发烟草味和对水白兰地味儿的洛德少校、满口马车夫粗话和拳击手脏话的卢克上尉以及与他们一路的货色！
“不知道他是不是还记得我？”她正在思考的时候，斯泰因勋爵正与他旁边一位贵妇人有说有笑，无意间一抬头看见了蓓姬。
就在他们目光相遇的一刹那，蓓姬不禁大大地激动起来，立刻尽其所能现出最讨人喜欢的微笑，向他行了一个令人疼惜的屈膝礼。勋爵惊惶失措地向她望了一会儿，那种震骇之状简直就像麦克佩斯见到被他害死的班柯突然在王宫盛宴上显灵一样。就在斯泰因大惊失色地望着她的时候，可憎的洛德少校把蓓姬拉走了。
“咱们上晚宴厅去，罗登太太，”少校说；“看到这帮臭贵族吃的好喝的香，也吊起了我的胃口。咱们去尝尝主人的香槟酒。”
蓓姬认为少校已经喝多了。
次日，她到平乔山——罗马有闲阶级的海德公园——去散步，大概是因为抱着再看一眼斯泰因勋爵的希望。但她在那儿遇见了另一个熟人——勋爵的心腹菲奇先生。后者走过来很随意地冲她点点头，只用一个手指碰了一下帽子。
“我知道您在此地，太太，”菲奇说；“我一直跟着您到这里。我想给您一个忠告，太太。”
“是有人要你传话的吗？”蓓姬问，同时把所有仅仅的一点儿的尊严全部都调集到脸上，希望和期待实在是让她心跳加快。
“不，”勋爵的贴身仆人答道，“是我要奉劝您一句。呆在罗马对健康实在有害。”
“但不是现在，菲奇先生。复活节以前还是可以的。”
“我要告诉您：罗马现在就不卫生，太太。这里经常有人得疟疾。从沼泽地吹来的风非常恐怖，一年四季都有不少人丧命。听我说，克劳利太太，与您说话向来不难，我是为您好，您可以相信我的话。请多保重。听我一句，快离开罗马，要不然您会得病死去的。”
尽管蓓姬已经怒火中烧，但还是放声大哭。
“什么？！要暗杀我这么个可怜的小人物？”她说。“真是浪漫呀！难不成勋爵大人养着扮成向导的杀手，行李车里还藏着匕首？真可爱！就因为让他不舒服，我也要留下来。这儿有人会保护我的。”
现在轮到菲奇先生发笑了。
“让谁来保护您？”他说；“少校？上尉？您身边的这帮赌棍中所有人为了一百个金路易都会要您的命，太太。我们了解洛德少校的底细，很多事足够把他送上绞架，也许还不止。而且，他根本不是什么少校，就好像我不是侯爵一样。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到处都有我们的朋友。我们知道太太在巴黎跟哪些人见过面，谁是她的亲人。对，您一定觉得很奇怪，但我们的确知道。为什么大陆上没有一位英国公使愿意接待太太？由于太太得罪了什么人；此人决不会宽恕太太；与您见了面，他更是怒火中烧。昨晚他回去后都快气疯了。为了您，他跟贝拉多纳太太大吵了一场，闹得简直天翻地覆。”
“好哇！原来是贝拉多纳太太在捣鬼，对不对？”蓓姬说，心里稍微踏实了些，因为菲奇开头那番话把她吓得可以。
“不，这不关她的事；她任何时候都是个醋坛子。我告诉您，这是大人自己的意思。您就不该出现在他面前。您若是继续呆在这里，您会后悔的。请记住我的话。还是走吧。勋爵大人的车来了，”他抓住蓓姬的胳膊，急匆匆躲进园中一条小路里，只见几匹价值连城的宝马拉着斯泰因勋爵的敞篷四轮车在大路上驶过，车门上的纹章图案富丽堂皇；贝拉多纳太太斜倚在靠垫上，头发乌黑，尽管打扮的十分美丽，却是一脸的不高兴，蜷伏在她两膝之间的是一条小狗，一把白色阳伞在她头顶上方摇晃；老斯泰因好像瘫倒在她旁边，面如死灰，眼神呆滞。仇恨、愤怒或欲望有的时候还能使这双眼睛闪光发亮，但通常都是暗淡无神，对这世界已经没有什么期望，人间所有的好事、最美的事物，对于这个身心疲惫的老油条已没有任何吸引力。
“那晚的事给大人的打击太大了，他直到现在也没能恢复过来，”菲奇先生压低声音对克劳利太太说，此时马车已经迅驰而过，蓓姬从藏身的灌木丛后面探头张望。
“至少这件事听来还算解气，”蓓姬心想。
难道勋爵大人果真如菲奇所说的那样想要端蓓卡死，只是他的心腹跟班不赞成采取暗杀手段？（来日勋爵死后，菲奇回到自己的祖国，成为备受观注的人物，并向当地的小国君主捐了个菲奇男爵的头衔。）大概菲奇只是奉命威胁克劳利太太，仅仅是为了把她撵出罗马城，好让勋爵按之前的计划在此过冬，因为大贵人一见蓓姬，就会莫名的生气？——这个问题始终没能弄清楚；但恫吓对这个小妇人还是起了作用，她从此不再计划跟过去的靠山再次碰面。
一八三○年法国发生革命后两个月，这位权贵在那不勒斯郁郁而终。公众们获得消息，最尊敬的乔治·古斯塔夫斯·斯泰因侯爵，冈特城堡的冈特伯爵（据爱尔兰贵族谱系），赫尔巴勒子爵，皮奇利暨格立尔斯比男爵，最高贵的嘉德勋位、西班牙金羊毛勋位、俄国圣尼古拉一级勋章、土耳其新月勋章获得者，首席侍妆大臣兼首席机要侍从官，冈特或摄政王殿下义勇团团长，大英博物馆董事，领港协会主持会员，白衣修士公学校董，教会法规博士，在发生一系列事件后离开人世；据报纸报道，推翻古老的法国波旁王室，使勋爵大人在感情上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引发这些疾病。
一家周报刊出一份颇具影响力的专评，其中列举了侯爵的美德、豪举、才干和善行。他将感情看的重要，对显赫的波旁王族爱得太深（他声称自己与之有联姻之谊），因此未能从至尊亲戚的不幸中走出来。他的遗体埋葬在那不勒斯，他的心——将永远随着每一种高尚大度的感情一起跳动——被盛在银瓮中运回冈特城堡。
“由于他的逝世，”瓦格先生在文章中写道，“穷人和艺术界失去了一位乐善好施的好人，社会失去了最耀眼的精英之一，英国失去了一位最了不起的爱国者和政治家，”等等，等等。
他的遗嘱引起很多争议，有人曾试图逼迫贝拉多纳太太交出一颗被称为“犹太人眼睛”的著名钻石，勋爵一直把它戴在食指上，大家都认为是贝拉多纳太太在勋爵死后从他手指上取走了。只是死者的亲信兼侍从菲奇先生证明，这枚戒指侯爵在去世前两天就已经赠给贝拉多纳太太；遗产继承人还要那个名誉无缘无故受到损害的女人交出在勋爵写字台里发现的钞票、珠宝、那不勒斯和法国的债券等等不少东西，菲奇先生同样证明这些财物也是勋爵送给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