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记忆是环形的还是别的什么形状，但我相信它不会是直线的，它有上坡和下坡，有很多不规则的边角，被灌木丛遮掩或者被火山灰覆盖。我始终觉得它是一个湖，而不是海。一个人的记忆是一个湖，只有一个时代或一段历史的记忆才可以是一个海。现在，尼苏过了石桥又过木桥，绕到了她个人湖泊的僻静处，走进了灌木丛。灌木丛下面是她的婚姻。
尼苏告诉我杨宁珠杨老汉儿还在，就在这个寨子里，但她跟他早已不是一家人，他们八几年就离婚了。为什么离婚？我不可能去问这么愚蠢的问题。尼苏埋着头，看不清她的脸。看得出来，尼苏的身体里还有一个尼苏，一个小尼苏，一个一辈子都不属于杨宁珠的小尼苏。
杨宁珠的身世有一点特殊，他是尼苏父亲的一个外甥，幼时被自己的父亲送到文县的碧口换了大烟，1950年从文县逃回来，已经没了家，一直住在亲舅舅家——尼苏家。当时尼苏已经有十三、四岁，长成了少女。他们算不上青梅竹马，只是隔房兄妹。
“1953年我十六岁，土改团喊尼苏到成都民族学院去读书，妈妈不准，妈妈怕我去了不要杨老汉儿了。我跟妈妈犟，妈妈和杨宁珠一人拿一根棒棒来追打我。妈妈说：‘读书去，把你腿杆打断。’土改干部都被妈妈的凶狠吓到了，改口对我说：‘好好在屋头干，也有前途。’”
从尼苏的自述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尼苏至今都还后悔，后悔自己屈服，没能冲破包办婚姻。尼苏说：“其实我也有机会偷跑，跑去民族学院读书。”
尼苏没能去民族学院读书，牛瓦去了。牛瓦后来官至绵阳市人大副主任。牛瓦的人生，本该是尼苏的。
尼苏结婚了，跟自己的表兄杨宁珠。杨宁珠本来就住在尼苏家里，照风俗，酒席是坐堂酒席。可以想象在坐堂酒席上尼苏的眼泪——很可能还是偷偷流淌的眼泪。
接下来便是生儿育女，一个，两个，三个……一共五个。生儿育女，也没有放弃工作。一方面是组织上舍不得尼苏，一方面是尼苏舍不得自己的梦想。因为是一桩被迫的勉强的婚姻，便没有自由恋爱的婚姻那么大的引力，便不可能让尼苏完全放弃自我，只属于男人和孩子。
尼苏的婚姻是一枚坚硬的山核桃，外壳的棱总是无法与现实吻合，同时也是对家庭暴力的暗示。尼苏的这枚山核桃只有外壳的坚硬、尖利，没有内瓤的喷香；即使有内瓤的香，也是她取不出的，只能供她幻想。我小时候有很多砸吃山核桃的经历，每吃一丁点儿山核桃的仁，都得费尽周折。很多时候像砸开钢球一样砸开一个山核桃，看见的却是一汪腐烂，一汪臭死人的腐烂。根据尼苏的自述，她的婚姻便是非常类似于这样的腐烂；身体还是充满弹性的少妇的身体，山核桃的内瓤就臭不可闻了。好在尼苏一直忙于在公社、区上做妇女工作，没有闲暇去砸开这枚山核桃，便也一直不知道它真实的内瓤。内瓤不曾变质的山核桃喷香，但也很难吃到，我时常是削了竹签或者拿了钢丝去一点点掏，掏出来一点点喂到嘴里。我们很多的婚姻都不是吃山核桃，而是吃普通的核桃，整瓣地吃，甚至整个地吃。我喜欢吃山核桃的婚姻，艰难、少量，但喷香，高质量，不过山核桃一定要是成熟的、还没腐烂的。
尼苏不曾为我描述她的男人杨宁珠的样子，但在她的讲述中还是浮现出了一个白马男人的形象。不是堂堂的、威猛的白马男人，而是猥琐、卑微而又阴暗的白马男人。爱猜疑。似乎还有一点变态。杨宁珠爱喝酒，经常被寨子里的人、公社的人拉去喝酒，喝得醉醉的。用尼苏的话讲，是“被灌得醉醉的”。不晓得灌他酒的人说了些什么，也不晓得他都听到些什么，回来就打老婆——打尼苏。我能够猜想到一些，尼苏那么漂亮，在外面工作、开会，经常接触大干部，肯定免不了闲话。除了打老婆，杨宁珠便是三观不知二望，只晓得种地挣工分，其余什么都不晓得，也不管娃娃。
“我跟杨老汉儿离婚了，八几年就离了，离了他就不敢打我了。”尼苏说这句话的时候，表现出很享受她的自由身。她是个勇敢的白马女人。
讲到这里，尼苏哭了。她埋着头，躬着身，不出声地哭。我不是听见、看见，我是直觉到。我看着她，只能看见她的肩、她的白毡帽。她的肩在抽搐。
我把视线从尼苏身上移到她面前碗里的米粉，再移到屋子中间的藏式火炉，再移到窗子上。家里的人都出去了，屋子里静悄悄的，甚至有几分寂寥。窗台上的一抹阳光，让我联想到童年盛夏的那些午后时光。
尼苏抬起头，木然地望着窗户。从侧面看过去，她的脸颊满是泪水。是黏糊糊的浊泪、老泪，不是少女脸上常挂的晶莹剔透的泪珠。望着尼苏的侧脸，我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她看似注视着窗户，其实注视的是她生命内部已经变得遥远的东西，好比她走过的那些被水库淹没的路。她重新走在路上，留给我的仅仅是一个背影——恍若隔世。
8.1986年7月我第一次看见白马山寨的时候它还是古老的样子，散发着古老的气息。焦西岗、厄里、祥述家都还有明清时候的杉木板房和土墙。水牛家坐落在夺补河畔的一个沟口，气势还是府志里描述过的磅礴。我站在敞篷卡车里看一个寨子又一个寨子，脑壳里还没有今天这些历史的细节。我只是着迷于白马山寨从时间里脱离出的永恒的光色和气味，包括时光也不能使其褪色的裹裹裙、花腰带、羊毛毡帽和白羽毛。漫山遍野的荞子花也不会褪色，它的娇艳是以年份保持的。以及碧天，在云层散尽之后呈现的纯净的虚无，让我颤栗。
今天在下壳子还能看见那些杉木板房和土墙。杉木板房在多年的日晒雨淋之后，呈现出一种坍塌的时光的忧伤与软弱，与我返朴归真的审美情趣吻合。土墙更像是古迹，夯实的是遗存的时间。
下壳子坐落在杜鹃山脚下的一个斜坡上，作为一个生龙活虎的寨子，不晓得存在了多少年。而今坐在去九寨沟的车上，过白马人山寨寨门两三公里，隔着羊洞河便能看见它废弃的样子。夏天是葱茏的荒芜，初春是干枯的荒芜，木楼烟火熏烤过的痕迹还很明显。
下壳子已经没有人居住，人都搬迁到王坝楚或别的寨子去了。一个无人居住的寨子，在岷山的东坡寂静地消耗着它无法回避的时光；当我轻脚轻手走进去的时候，它也消耗着我。我去过两次，一次在地震前，走新开的机耕道；一次在地震后，过横跨羊洞河的索桥。我踯躅在曾经通往各家各户的长满蒿草的小路上，一边拍照一边去想那些曾经翻卷的脚步，它们几百年可都穿的是“边耳子草鞋”，夏天光脚穿，冬天棕包脚。夏天小路上蒿草没脚，生机盎然的荒芜让我心凉。冬天蒿草干枯了，小路上的石头、石板露出来，几百年里它们被磨得光光的，显示出一种由人畜转接的时间的魔力。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这些寨子内部纵横交错的小路上发生过多少细节——人的细节，男人女人的细节，劳作的细节，季节的细节，一棵百年老树能知道多少？一架独木梯又能知道多少？我曾经幻想把这个被遗弃的寨子承包下来，开成酒馆、咖啡馆，游人云集，夜晚喧哗达旦，白天寂然无声。幻想终归是幻想，除了偶尔到访的一两个路人，下壳子只是一个被白马人遗弃的废寨，以一种自然的加速度一天天荒芜。它的荒芜有一个慢下来的时候，那便是达到了自然的平衡。
初春的一个暖日，干烈的阳光把下壳子朗照成了一个微火烘托的火塘，我坐在被干枯的蒿草覆盖的通往寨子的坡路上。羊洞河呈现的是灌木丛和野草的灰颜色，望见的下壳子是一位慵懒的白马老妪。我早已注意到干草下被鞋底磨光的青石，它让我不能不去想那些顶着月光回家的人。
站在下壳子，可以眺望到对面山腰的上壳子。上壳子是一个差不多接近了极限的白马村寨，也已经废弃，它的海拔和环境很是接近云雾缭绕的天空。在有白马人居住的时段里，那里的白马人起居很是接近天堂的。
9.采访结束了，尼苏从凳子上站起来伸了伸腰。
“米粉冷了，就别再吃了。”我说。
“不吃了，端过去晌午热了吃。”尼苏说。
“我想看看你年轻时候的照片，看看年轻时候的你。”我说。
尼苏转过头看了看我，没有说话。我感觉有点尴尬，不是为难她了，是觉得她把我也当成了搜集老照片的骗子。我对她说我仅仅是看一眼，不翻拍，更不会带走。尼苏这才说，她现在莫一张旧照片了，剩下的几张都被孙女儿嘎介波带到北京去了。
跟着尼苏去她住的木楼。很老很旧的木楼。不像祥述家新修的木楼都朝东，而是朝南。好几间屋，里面都没有什么陈设。藏式火炉也是很陈旧的被淘汰的一种。火炉上吊着鼎锅，侧边铺着兽皮，前面高案上放着一台旧电视。尼苏一边领我进去，一边叫我不要笑她寒碜。我怎么笑得出来？“看电视坐累了，我就睡在这儿看。”尼苏指了指兽皮对我说。火塘前面隔壁的一个小间里挂着几块腊肉，尘埃已堆积成时间的模样。她叫我坐，我没有坐，我看见一团一团的苍蝇从一扇坏掉的木窗飞进来，发出嗡嗡地叫声。一幅毛主席像的旧挂历挂在木窗边上。我过去取下挂历，把它提到堂屋，挂在了一进屋正对的神龛上。神龛上原本有一幅毛的画像。我叫尼苏站在两幅之间，为她拍了张照。
我准备走了，要告别，上前握尼苏的手，她没有主动伸过来，只能是被动的被我握住。她的手干枯了，一点什么都没有传递给我。
出了门，走下木楼，我记起采访中尼苏讲过一句话：“背个背篼，背个锄头，做一点庄稼，做一点菜。还修了一个磨房，地里去一下，河边去一下，磨房去一下，一天就过去了。不喜欢群处，不喜欢整人害人。”
对于我们而言，这是一个境界，一个梦想；而对于尼苏，这便是她的生活，从1982年45岁退休，到今天7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