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1989年的口述，1964年9月14日是尼苏离开平武准备赴京的时间，9月27日抵京。
尼苏告诉我，10月1日她随少数民族代表团成员都到了天安门观礼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离她们很远，看不清面目。10月5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少数民族代表团成员，轮到四川代表团已经是下午了。生长在岷山腹地的尼苏从未见过世面，又激动又害羞，应该说还害怕。但不可否认的是她非常漂亮。漂亮是她当选的一个重要条件。尼苏本来被安排在第一排，为了减去一点激动和羞怯，尼苏与团长换了位置，从第一排换到了后面一排。尼苏说后面一排，并没有说是第二排。尼苏1989年口述的是第二排。团长是个懂政治的人，自然很乐意换。
终于等到了那一刻。毛来了，与前排的代表一一握手，自然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尼苏虽然到了后面一排，但她穿戴特殊，人长得又漂亮，还是被敏锐的毛发现了。是白马人的穿戴（裹裹裙、白羽毛）吸引了毛。
“这个是什么民族？”毛问前排的团长，并没有直接问尼苏。可以想见，毛一定是挥了挥他那著名的手，指了指。在1989年的口述中，毛的问话是：“你是哪个民族？”问的对象直接是尼苏本人。尼苏回答说：“藏区的藏族。”二十年后，尼苏亲口告诉我的是她没有作答，而且在整个接见中她都不曾说过一个字，是胡团长替她回答的，原话是“四川绵阳专区平武县藏区的藏族”。这时候，毛看了看尼苏，慢条斯理地说：“看穿着，人的面目，不像是藏族。”毛的这一句话可谓一句顶一万句，后来几乎被每一位研究白马人族属的学者所引用。毛不是民族学家、人类学家，他只是凭直觉和经验。
尼苏哭了，热泪遮住了视线，看不清毛了。事实上，紧随其后的还有周恩来、朱德等好几位重量级人物（我在网上查看到他们同广西代表团的合影），尼苏无疑都忽略了。尼苏一定有过相当时间的晕厥和颤栗——不真实的、缺乏存在感的恍惚。如果那个下午北京的天空晴朗，金子一般的秋阳又恰巧从窗户照进大会堂，热泪盈眶的尼苏一定看见了圣光升腾。毛却是在现实中，打量他的臣民。在1989年的口述中，尼苏的位置在第二排，毛自然能看清楚她。如果尼苏是不在第二排，而是在后面某一排，毛或许会走过去，站在她面前说话。不过，毛的视力好像一直很好，一个25人的团不算大，应该都在他的视线范围。毛的问话是针对尼苏的，但不是针对尼苏本人，胡团长作答是最合适不过的。当然，也许毛更愿意听见尼苏本人作答，或者更多的代表作答。
关于尼苏的这个“镀金”，我事先拟定的访题是：“您年轻时见过毛，与他有过直接对话，谈谈当时的情景。四十多年过去了，时代也变了，今天再次回忆起那一幕，你会有怎样的印象和感触？”
现在，访题和事件都得到了纠正，尼苏身上镀金的部分也早已被时代的飞尘遮蔽，黯淡到了时常被忽略的地步。
我收起相机，让视线尽管停在尼苏身上，希望它能代替我的手去探寻那个镀金的地方，看看它是否还在。可惜尼苏穿着裹裹裙，把那个镀金藏得极深，我的视线无法抵达。时间久远了，时代又在它的变迁中喷涌出大量的岩浆，期间又经历了毫无规律可寻的冷凝，说不定尼苏的镀金已经被熔化、被抛光。从某种意义出发，我已经把尼苏隐藏在裙袍里的那对衰老的乳房看成了那个镀金的象征。
7.听尼苏讲述，发觉她不会和往事拉开距离，无法像站在山崖或草地上看远处的湖泊那样去看过去，而总是纠缠在记忆的干草堆，身上、头发上都粘满了草屑和土粒。我欣赏叶芝对待记忆的态度——当我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在炉火旁打盹，取下一部诗歌（米斯特拉尔的诗歌，策兰的诗歌），慢慢地翻读，边读边回想过去的柔和的眼神，回想昔日它们浓重的阴影……不像是站在海岩上或沙滩上看海，更不像是没在海里，像是站在远处的山头看海，视野开阔，海岸逶迤，海平线呈现出穹隆形，海并不是一切，看得见海浪却听不见声音，闻得到淡淡的海腥味。尼苏不是诗人，她未必有诗人的悟性和境界，那些草屑和土粒一旦粘在她的身上便很难抖掉。这很好理解，一个人到老，他就是他的记忆，尤其是当这个人沉浸在记忆当中的时候。
我很想亲眼目睹尼苏当年的那张合影——有毛的合影，我甚至起了一点私心，把它翻拍下来，将来出书的时候用上。然而，尼苏压根儿没给我满足私心的机会，她告诉我，从北京回到藏区，合影就被没收了，四十五年了，她自己也没看见过。
“离开北京，我们又被带去参观延安、韶山、武汉长江大桥、重庆渣滓洞等好多地方，等回到成都已经是12月下旬了。记得回平武那天，平武正在开‘四清’大会，喊我在大会上发言，讲一讲毛主席接见的情况，讲一讲一路参观的情况。我说的是白马话，他们找了一个人翻译。从平武回到王坝楚，藏区的区长叫我把这次出门照的照片拿出来给他看看，我把照片一下都拿给他看，他看了说：‘有毛主席那一张照片，你莫拿回去了。’我说：‘是我的照片呢，咋个就不拿回去？’他说：‘你这次去北京见毛主席，你是集体代表，不是个人代表，你是代表我们藏区，代表白马藏族！’区长这么说，我觉得也有道理，就把跟毛主席的合影留给区长了。后来好多人要看我跟毛主席的合影，问起我跟毛主席的合影，我说我哪里有，在区上呢。我还记得，区长叫张廷俊。八几年我去区上找过，问他们要照片，别的寨子跟华国锋合影的人都拿到照片了，我也想拿回我的照片，可是区上的人咋个说？他们说：‘为了保卫毛主席，巩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我们把照片烧了！’他们说烧了，我不信，哪有用烧照片保卫毛主席的？后来我又去县里找过张区长，张区长也说是烧了。”
这是尼苏对那张跟毛的合影的追述。说到烧照片，我插了一句话：“肯定是区长自己想要。”这一点，从开始区长不让尼苏把照片拿回家便可以看出。尼苏埋着头，沉默良久。
尼苏告诉我：“不止那一张合影，我年轻的时候挣得的所有照片、奖章、证书都不在了。76年，也许是77年，有一次，我去外地参观学习，射洪县一个酒厂的老板到白马来买旧房料，杨老汉儿（尼苏的丈夫）就把我们家的旧房子拆了卖了。等我回到家里，房子只剩个光坪坪，照片、奖章、证书一样都没了，我心疼地哭啊，杨老汉儿不但不帮我找，反而说：‘吃得还是喝得？’后来落实政策，那些奖章、证书还真是吃得喝得，可是都没了。本来是一件真实的事，大家都晓得，你去找上面解决，上面就是不肯给你办，说你‘口说无凭’。这么多年我接受了好多采访，都讲真话，当地的领导很不安逸。”
看房子，看穿戴，看脸上的表情，尼苏一家在祥述家都算是弱势。钱是弱势，人是弱势。不晓得的人还是过去的思维，以为尼苏见过毛，获得过这么大荣誉，一直都吃得开。弱势往往也是低调和沉默。说白了，势力就是一个家族在现实中的份量：财富的份量以及由它衍生的影响力。尼苏的长子格波塔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有点问题。其举止、谈吐、精神面貌，都像是有一道隐伤。怎样的隐伤，又不好探寻。像是已经很深、很久远，犹如很多年前一次不为觉察的碰撞留在瓷器背面的一道丝缝。
果然从尼苏口中得知，格波塔受过伤，且是脑部——1994年被人打成了脑震荡。在寨子里被外来人打，有本寨的人幕后指使，这正是弱势的表现。很多时候挨打都没有理由，不需要理由，仅仅是“不顺眼”。背后深层次隐藏的很可能是嫉妒。不止格波塔一代人的嫉妒，更有尼苏一代人的嫉妒。
回顾一生，尼苏对自己有一个精辟的归纳：“好日子过了少一半，坏日子过了多一半。”我问她好日子指什么、包括些什么，尼苏说：“好日子就是开会，到区上、县上、专区、省上开会，到北京见毛主席，吃好的住好的，政府信任，有名誉。”我问她是否还有别的，她说：“还有就是五个娃娃，三个娃娃都参加了工作。”我想除了这两点，她应该还有别的，比如爱一个人或被一个人爱，比如婚姻。可是尼苏告诉我，没了，剩下的都是坏日子，我希望她拥有的爱和被爱以及婚姻也都是坏日子的部分。尼苏在坏日子的集合圈里放上了“负担、生气、工作差错、嫉妒、婚姻、杨老汉儿、娃娃”这些词语。我想如果尼苏的好日子和坏日子是分别放在天枰两个托盘中的砝码，天枰显然是朝着“坏日子”偏垂的，且在“坏日子”一边的托盘中，婚姻是最重的一块砝码。
尼苏在讲述她不幸的婚姻之前，表达了她对现实、对人际关系的失望。也可以看成是绝望。尼苏说以前她还是愿意接受采访，说些真话，说些心里话，包括外国记者；现在上年纪了，不想说话了，什么话都不想说了，拒绝了很多人的采访了。
上了年纪是一个原因，但不是起决定性的原因，起决定性的原因是来自人性中最普遍的嫉妒，包括说惯了假话的地方官员对讲真话的人的打压。
“毛主席死了，共和国改（革）了，尼苏还有什么名誉？”这是尼苏的原话。
那碗米粉还摆在尼苏面前，已经结团，当中格波塔还端过去加了一次汤。我感觉很惭愧。采访耽搁了她吃早饭。她有腰伤，一直都坐着矮凳。但尼苏很乐意，讲得很投入，一直沉浸在记忆里，看不出有一点倦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