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宋之后，儒学仍然是占有统治地位的最高意识形态，但是宋代统治者也未放弃对佛教、道教的利用，儒道佛三教的相互影响更加深厚，三教合一的思潮日益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主流，正如任继愈所言：“唐宋以后，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种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总格局没有改变。这种思潮，对于中国后期封建社会起了稳定作用，从而延缓了中国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速度。三教合一思潮，构成了近千年来中国宗教史、中国思想史的总画面。”
从三教合一的趋势形成以来，三教之间的地位并不平等，儒学一直是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处于居高临下的统治地位，而道教与佛教则处于附属地位，是封建统治思想的补充。元朝以前的三教合一实际上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道教与佛教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极力向儒学靠拢。元代草原民族的入主中原改变了这一发展态势，蒙古贵族不会“独尊儒术”，甚至排斥歧视汉族文人儒士，在客观上促进了儒、道、佛三教地位的平衡，正如吴澄所言，“晋唐以来，佛法与儒、老二家并而为三教。三教兼崇，无所偏重者，皇元之德也”。可以说，元代的三教合一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中独具时代特质的一个阶段。
蒙古贵族入主中原，改变了以往以儒学为一尊的统治思想，伴随着民族的迁徙与融合，蒙元统治者以开放的态度容纳了各种民族的宗教信仰，对其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政策。成吉思汗就曾直言：“人类各阶级敬仰和崇拜四个大先知。基督教徒，把耶稣作为他们的神；撒拉逊人，把穆罕默德看成他们的神；犹太人，把摩西当成他们的神；而佛教徒，则把释迦牟尼当做他们的偶像中最为杰出的神来崇拜。我对先知都表示敬仰。”元朝的统治者表示出鲜明的宗教开放态度，对于儒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各种宗教人士也都给予了同样的免除赋役的特权。《通制条格》记载：“中统五年正月，中书省那个准奏该节：已前成吉思皇帝时……据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种田出纳地税，买卖出纳商税，其余差役蠲免有来。在后哈罕皇帝圣旨也教这般行来。自谷由皇帝至今，僧、道、也里可温、达失蛮地税商税不曾出纳，合无依旧征纳事。准奏。”元代统治者对宗教采取了优容的态度，使得元代各种宗教相互交叉，多元并存，促成了元代各种宗教的多元发展与融合并进。
萨满教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所普遍信仰的一种原始宗教，也是蒙元统治者的最高信仰，奉萨满教为“国俗旧礼”在客观上颠覆了传统儒学的独尊地位。加上伊斯兰教、摩尼教等西域宗教的广泛流传，以及儒释道等固有宗教的并行发展，使得元代的宗教氛围表现出鲜明的多元色彩。特别是全真道教的建立，更可以看作是元代三教合一宗教倾向的典型代表。虽然在元代的佛道之争中道教屡有败北，但是全真道教在元代的极盛，以及全真教世代弟子对于三教平等、三教合一的提倡，使得全真教成为元代三教合一宗教倾向的集中体现。
全真道教的创始人王嚞（1113-1169），原名中孚，字允卿，入道后改名嚞，字知明，号重阳子。金京兆府终南（今陕西终南县）人，出生在一个世家大族，自幼业儒，“入小学明师训，九经圣典苦习攻”。年轻时曾致力于科举仕进，“善于属文，才思敏捷，尝解试一路之士”，曾于1133年参加京兆府路举行的科举考试，但却“献赋春官，忤意而黜”，因为得罪了考官而落第。后弃文习武，改名世雄，字德威，曾在随金军收复陕西的战斗中获得军功，得到甘河镇酒监一职。终因统治者的残酷荒淫而愤然辞职，隐居终南山，“遇真仙于终南山甘河镇，饮之神水，付以真诀，自是断尽诸缘，同尘万有”。从此悟道出家，专心修行，并于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在宁海创立全真教。
儒士出身的王重阳深谙华夏文化的多元特质，在其创教过程中始终坚持三教平等、三教同流的主张。在王嚞看来，三教创立的目的都是为了明心见性，通过塑造高尚的人格而引导人们走出尘世的迷途，“三教者是随意演化众生，皆不离于道也”。他将三教统一于道德性命之学，宣称三教的宗旨相同，“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悟彻便令知出入，晓明应许觉宽洪”，因而三教在实际上也应是平等的。他将三教排列为“太上为祖，释迦为宗，夫子为科牌”，认为“三教者，如鼎三足，身同归一，无二无三。三教者，不离真道也。喻曰：似一根树生三枝也”，直接表达了“三教平等”的思想。王嚞吸取了儒家思想的忠孝观念、佛教思想的心性说与道教清净无为的理论而自成一派。他不独尊一教，以“道”为三教的共同根基，从宇宙本体论的角度提出三教平等的思想主张，扭转了自三教合一思想产生以来，以儒学为主导的三教合一的发展趋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唐代剑认为“王嚞的三教圆融及以此为指导创立的全真教是三教融合度最高的典型”。
王嚞去世后，他的七位高徒四处布道，继续阐扬三教圆融的宗教思想。全真教第二代教主马钰继承了王嚞的思想，认为“三教门人，尽是予师父”，主张融汇三教义理的宗旨于性命全真的修行之中。继马钰、谭处端、柳处玄之后执掌全真教的长春真人丘处机同样秉持三教一家的宗教理念，以三教源“道”的思想为根基，提倡三教平等。丘处机特别推崇儒家学说的仁爱、忠孝观念，将道家的性命修行与儒家的伦理观念相结合，提出“内外日用”的修道主张：“舍己从人，克己复礼，乃外日用。饶人忍辱，绝尽思虑，物物心休，乃内日用。”以道家的清净修行为内，以儒家的克己复礼为外，站在道教的立场上，将儒道两家结合起来。同时，丘处机也特别注重吸收佛教的有益思想以完善自己的内丹心性理论，倡言：“吾宗惟贵见金，而水火配合其次也。人要以息心凝神为初基，以性明见空为实地，以忘识化障为作用，回视龙虎铅汞皆法相，而不可拘执。不如此，便为外道，非吾徒也”，将佛教禅宗“明心见空”、“忘识化障”等心性修行作为内丹修炼的基础。丘处机将道教的清净修行与佛教的圆融无碍和儒家的仁义孝道融为一体，力主三教平等、三教圆融，深化了道教教义，更提高了道教在元代的社会地位。
丘处机曾于元光元年（1222）在大雪山觐见成吉思汗，大受礼遇，“锡之虎符，副以玺书，不斥其名，惟曰‘神仙’”。丘处机借此向蒙古统治者灌输道教思想，进谏治国策略，深受成吉思汗的信任，并被任命管辖中国全部道教团体，使得全真道士获得了赋役全免的特权。入元以后，蒙元统治者大多效法成吉思汗，对全真道教极为尊重。至元六年（1269），元世祖忽必烈下诏赐封全真道教所尊崇的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嚞为“真君”，赐封王嚞的七大弟子为“真人”。至大三年（1310），元武宗海山加封全真五祖为“帝君”，七位真人为“真君”，尹志平、李志常等“十八宗师”为“真人”。全真教因为得到元代统治者的支持而获得大盛，一度获得独尊的地位。
全真道教的历代宗师都崇尚儒学，多与文人儒士往来，交游唱和。元代的许多文人，如商挺、胡祗遹、虞集等都与全真教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特殊的历史境遇，元代也有相当一部分文人因为出仕无门而愤然出家，或者为僧，或者为道。因此，元代的许多文人艺术家也都濡染了三教合一教义教理，付诸艺术活动之中，必然凝聚成元代独具时代特色的艺术观念。
元代的许多文人艺术家都有着三教合一的思想观念。戏剧理论家燕南芝庵《唱论》指出，“三教所唱，各有所尚：道家唱情，僧家唱性，儒家唱理”，明确表示出三教合一的思想倾向。黄公望是一位综合三教思想的画家，他曾以调侃的语气题跋南宋画家马之和《三教图》：“昔在姬周时，养得三个儿，不论上中下，各各弄儿媳。胡为后世人，彼此互瑕疵，犹如龙舌头，三岐而一岐，我不分彼我，只作如是辞一峰”，表达了三教合一的思想观念。朱谋垔曾在《画史会要》中赞其“经史二氏九流之学，无不通晓。”
倪瓒也是融合三教思想的绘画大师，他的《良常张先生像赞》有云：“诵诗读书，佩先师之格言；登山临水，得旷世之乐全；非仕非隐，其几其天。云不雨而长润，玉虽工而匪镌。其据于儒，依于老，逃于禅者欤！”直接表达出了对于“据于儒，依于老，逃于禅”的人生境界的崇尚。也正因此，刘纲纪对倪瓒的美学思想予以盛赞，“倪瓒的思想和绘画是在元代那样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且在后世很难在找到像倪瓒这样近于‘迂’笃信儒家仁爱，秉性温和，同时又因儒家仁爱之道不得实现而依老、逃禅，深致感慨，并将据儒、依道、逃禅几乎是天衣无缝地结合平衡起来的画家”。
倪瓒美学所呈示出的三教合一思想正是有元一代整体艺术观念的特征之一。以儒学为据，所以倪瓒在艺术活动中寄寓了高洁的文人情致；以老庄道学为依托，所以倪瓒的艺术创作超越了法度规矩的束缚，充满着对自由追求；而逃于“实参实悟”、“明心见性”的禅宗，则使他的艺术观念表现出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倾向和于琴书诗画之间自娱自适的人生情怀。也正是因为三教思想的共同作用，使得倪瓒这样的元代艺术家们超越了传统艺术观念的审美规范，张扬个性、肯定世俗，呈示出元代艺术观念的主体性倾向、浪漫主义色彩和于日常生活中诗意栖居的艺术趣味，推动了中国艺术向近古的转向。
二、人学转向：以许衡人学思想为个案
文学即是人学（高尔基语），人是世界的美（莎士比亚语），可以说，人学与文学、美学、艺术学之间，都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成复旺曾言：“人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而中国古代的审美实际上又是对自我人格的欣赏。因此，把中国古代的人学与美学结合起来加以思考，对于深入认识双方的共同本质、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应该是有意义的。”对于以人的生命本位为基点的中国古代美学而言，人学确与美学互为表里。同样，美学与艺术学也是互为表里的，周来祥就曾对艺术的本质与美的范畴问题作以探讨，指出：古典的艺术是依照和谐美的理想、规范来陶铸的，古典艺术中凝结并体现着和谐美的理想，也就是说，在古典艺术的领域中，美与艺术是亲和无间的。因此，当我们研究以“和谐美”为主要审美范畴的中国古典艺术时，人学便成为必需观照的层面之一。
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关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思想，正如张岱年所言：“中国古典哲学的大部分思想学说是讨论关于人的问题，称之为‘人学’思想，确实具有充足的理由。”元代理学是中国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宋代理学北传之后在元代成为“官学”，并开始了合汇朱、陆的历史，研究元代的人学思想，对于厘清中国古代人学由中古向近古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从而可以为元代艺术观念与艺术活动所呈示的近世特征找寻哲学依据。
许衡是中国13世纪杰出的思想家与教育家，堪称元代北方理学之宗，与刘因并称“元北方两大儒”，与南方吴澄并称元代思想家的“双璧”，素有“北有许衡，南有吴澄”之称，后与许谦并称“南北二许”.一生著述颇丰，明代学者薛瑄赞其曰“朱子之后，一人而已”。许衡在蒙元时期曾长时间从事教育活动，元代后学很多都曾受到许衡思想的影响。南宋宝祐二年（1254）忽必烈就任秦王，为了推行教化，征聘许衡为京兆教授，许衡从宝祐三年开始担任京兆提学，“秦人新脱于兵，欲学无师，闻衡来，人人莫不喜幸来学。郡县皆建学校，民大化之”。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许衡被任命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俾主教事”，从事教育蒙古贵族子弟的学术活动，为元朝政府培养人才。在任官之余，许衡还曾长期投身地方民办的私学教育。许衡的门人后学遍及大江南北，他们大多位及人臣，并对许衡的思想有所继承阐发。许衡的人学思想堪称元代人学思想的典型代表，对许衡人学思想的个案研究，足可窥探元代人学思想之一斑。
具体说来，许衡的人学思想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以理为宗的多元人学本体论和“万物之灵，惟人为贵”的人学价值论。
（一）以理为宗的多元人学本体论
许衡的人学思想是其理学体系的自然延伸。“理”是许衡理学的最高本体，正所谓“一理可以统万物”。“理”同样是许衡人学的逻辑起点，“天生人物，既与之气以成形，必赋之理以为性，以为性便是天命”，“理”是人之为人的根基所在。许衡以“理”为最高范畴，通过对理与气、性、心、命等范畴的融汇综合，形成了多元的人性本体论，“或问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何如？曰，便是一以贯之”。在许衡看来，作为最高本体与万物主宰的“理”与人的气、性、心、命“一以贯之”，密切联系，共同构成人性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