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厂文化有以下特点：马厂类型的人们是以农业为其经济生活的主要来源，在遗址及其文化遗存中的墓地，发现有不少粟类农作物遗迹。这些粟类装在较大的粗陶容器中。其数量相当可观，有的一处放置三、四个大粗陶瓮，而且都装满了粟，表明农业生产达到了很高水平。人们经营农业的同时，还从事纺织业与制陶业等手工业活动，有许多石器，如石斧、石锛、石凿、石刀和纺轮等作为随葬品。随葬品男女有别。据84座墓葬材料的统计，53座男性墓中有45座墓随葬斧、石锛、石凿等生产工具；而在31座女性墓中有28座随葬石、陶制成的纺轮，这一统计数字表明男女有分工，男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女人主要从事纺织劳动。
马厂文化时期制陶业十分发达。陶器器形、装饰已很复杂，有独创特点。陶器表面装饰有绳纹、锥刺纹、划纹、附加堆纹和繁缛的彩绘纹样。彩绘以黑色为主，兼有红、黑二彩。在器物上部往往施一层红色或紫色的陶衣。
彩绘花纹有几何纹、动物纹。在圆光中还有十纹、万纹。彩陶纹饰中除各种动物纹饰和几何纹外，还发现了一百多种单独的符号，如+、-、×、○、卐、工、、等。这些符号多数画在陶壶的腹下部，不同整体纹样配合，而单独出现。据文物工作者的看法，认为可能是陶器生产者的代号，也可能是陶器所有者家庭的一种徽标，或者是陶文。
“卐”纹样在世界的流传不仅域广而且源远，它是一个世界性的纹样。在国外已发现的“卐”纹，最早出现在公元前5000年的彩陶纹饰中，那是西亚美索不达米亚苏米尔人的彩陶遗物。在今土耳其境内出土的单耳彩陶罐上绘有斜形“”纹，在该器物腰部有成排的波折纹，波折纹上部空白处绘有“”纹，波折纹下部空白处绘有“”纹。
马厂文化是马家窑文化四个类型之一，其年代经碳14测定为公元前300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彩陶属新石器时代中期。从两地出土的彩陶上的“卐”纹样来看，已经是十分成熟而定型的一种纹样，它同现代流行各地的“卐”纹样没有什么差别。不仅如此，而且与“卐”纹相似（或称其变体）的纹样也都有所发现。
在马厂文化中既有右旋“卐”纹，也有左旋“”纹；也有斜形“”纹样。世界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的西亚五海之地，出土的彩陶纹饰中的“”纹，与东方古代文化中的“”纹，形象上相同，原义是否相同可从考证中得知。
土耳其境内出土的古代西亚彩陶纹饰中有“”纹与“”纹，据考，“”为地形，或为地母之形。“”纹可为天，或为太阳之形，阴、阳之始乃万物之生。在非洲原始艺术中，地母之形是平安吉祥的象征。“”纹与“”纹都是“”的形象的衍化。
在中华大地上自古流传一种对繁衍之神的崇信。对繁衍生殖崇拜的形象表征，具有多种形式。在汉代画像石图形中，有不少伏羲与女娲的形象。如四川新津宝子山汉代石棺画像所表现的伏羲、女娲为：伏羲举日，女娲举月，两尾相交的形象；东汉武梁祠石室画像中，伏羲与女娲执规与矩，双尾相扭。到汉代已经是原始社会生殖崇拜活动的高级阶段，当时把阴、阳之体，用神话中的人身龙尾的形象来表现。再追溯之，在原始社会文化遗存中，赤裸裸地正面表现，甚至夸大突出女性、男性生殖器官的形象特征，还有不少出土文物，如陕西黄陵出土的龙山文化遗物陶祖。
在马厂文化中出土有人像彩塑壶，在陶壶的颈腹部塑有一全身人形裸体像。可以看出塑像的性器官是被有意识突出的，有意思的是该形象既有男性的特征，又有女性的特点。对其性别问题，学术界认为是男女复合体，是两性同体崇拜，是父权制与母权制斗争的产物。
在父权与母权制斗争过程中，男性的崇拜逐渐被重视并流行。在新石器时代，父系氏族逐渐成为社会的主体，并随着彩陶纹样的发展，把男（阳）女（阴）的自然形象特征抽象化为符号。表现男性的凸符号，中国古代称之为“胜”。传说中的西王母头戴胜，想必也是凸的基本形态。西王母戴“胜”作为头饰，大概喻义阴阳之合，万物之生。
凸（胜）可以简化为“⊥”。“⊥”的上下二方连续变为“+”，所以“+”纹也是阳性符号，如今医学上仍然把“+”作阳性符号。而胜“凸”可作二方组合，称为“双富贵”，其二方连续图案，称“富贵不断头”。凸纹的四方连续图案，其中心便是“”纹，如图所示，故此纹应表示“阳”。
从这些资料分析，该纹样为阳刚之象，“阳”、“胜”，强雄之谓；《易经》曰：“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生长繁衍为世事之喜；阴阳之交，天地之始，高媒之神，万物之祐，保护神之象。再从汉字的引申，可以找出许多同义词，如喜庆、吉祥、长寿、永葆、富贵、常青、英勇、无畏等等。这些含义应该是该纹样的原意和它在中外各地流传的基本意义。
二“卐”纹的艺术生命力
该纹样从表意的符号到抽象的图案衍化，已经属于艺术的范畴、美学范畴。美要不拘泥于具体，特别是图案、纹样之类的工艺美术，这个领域美越具体也越容易过时。美要抽象，抽象的美和具体事物结合最不容易感到陈旧。图案、图画都有流行的时代，有的流行时期长，有的流行时期短，其原因除图案、纹样本身的寓意之外，它的艺术形式之美学特点也是至关重要的。
美的生命时间长短要看作品余地留多少。留有余地，引起联想，引人入胜。在中国工艺绘画中，画成红花绿叶，倒不如画成金花黑叶更耐人寻味。
画中之形象、色彩，孕育于大自然之形色；然而绘画中之形色，又不能是自然之形色。画中之理法，孕育于自然之理法；然而自然之理法，又非画中之理法。画为心源之灵，有别于自然之态。
“卐”纹具有图案性，更具有虚幻性。其线性变化使它具有特定的美的形式，它的形式美给人们的审美留有充分余地。看到它的人可以使想象飞腾，可以使其意念幻化。可以想象它是稳定的，也可以视其为旋转的。可以看作方形、多角形，也可以理解为环、圆、圈、球形的衍化。如果视其为旋转的形体，就是轮的形象。故此，美的规律赋予“卐”纹以无比的生命力。
三“卐”纹样在青藏民族地区的流传
青海省马厂文化遗址，学术界认为是古代羌人文化遗址，在青海新石器文化发祥地区有许多以“羌”命名的地点，定羌（宁夏）、破羌（乐都）、临羌（西宁）。马厂文化彩陶纹样中的“+”、“”纹样，随着羌人的迁移活动传向西藏高原。历史上，甘肃、青海等地羌部族与西藏土著之间的迁徙和文化交流非常频繁。
春秋末期有名的羌人先祖无弋爰剑的故事，具体说明羌人在青海的生存和外迁的史实。无弋爰剑的第四代发展为许多部族，其中唐旄羌及无弋爰剑之孙印的本部进入了青海西南地区（今玉树藏族自治州），并进入藏北羌塘地区。
发羌（“发”读“卜”，与藏族自称之“博”同音）约在公元前360年进入西藏雅隆地区。牦牛羌、越肖羌进入岷江、大渡河和云岭金沙江流域。白马种广汉羌进入白龙江（又称羌水）流域。参狼种武都羌也进入了白龙江流域。无弋爰剑另二孙忍部和舞部留在湟水一带地区。
发羌进入雅隆、唐旄羌进入羌塘的时期，当地的古代居民尚处在七天王时代。在西藏高原流行着一种原始宗教称“万字本”，其宗教活动与“”符号有关。
古代西藏高原流行的“卐”纹样中，也有该纹的变体，称作“雍中”，表示喜旋之意，也有“坚固不变”之意。它的梵文是“Syastika”其意为神秘的十字。
“卐”纹样在西藏建筑彩绘、服饰及卡垫图案中都有所见。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日喀则地区江孜县还有人穿用绣着“卐”形纹样的坎肩，此处的“卐”纹与日、月、火焰图案结合为一组图案。可能是寓意日月长存，光辉不息之含义。这种图形的表现手法有剪布、刺绣和绘制。色彩比较单纯，结构比较严整。
该纹样在西藏民间的流传，生命力很强，往往不会因为历史时代的更新而改变其面貌。
明、清时期西藏工艺品中的“卐”纹样，特别是丝织品上装饰纹样中的“卐”纹，显然是由中原地区传入的。
四“卐”纹样在超凡世界
此纹样在佛教文化中的应用更具神秘感。可能是因为这一纹样所具有的虚与空的抽象性，早在古代印度婆罗门教、佛教的纹饰中都有其形象，在古印度被认为是太阳与火的象征。
佛教用此纹样的地方很多，法器、帷幔的装饰，经卷与壁画中都有出现。更重要的是在佛像的胸前绘有这种纹样，作为释迦牟尼三十二相之一，称“室利洛刹朗”，其含义是“胸部的吉祥如意”，古代曾有汉文意译“吉祥海云相”。
这一纹样被描绘在各尊佛像的胸前，使之更显示出特殊的神圣、尊严、崇高和威力。神秘的纹样赋予佛像以神秘，神圣的佛像赋予纹样以神圣。由于佛教广为弘传，此纹样在民间也被视为具有圣灵的威力，可以保佑吉祥平安，甚至可以逢凶化吉。
五“卐”纹样的左旋与右旋形式
此纹样在远古文化中就有其左旋与右旋的形式，在中国五千年前的青海马厂文化中，有单体右旋“卐”纹，同时也有左旋“”纹。
在民间的流传中，两种形式都存在。土家族的工艺美术中，此纹以左旋形式为多。西藏高原民间手工艺术品中此纹以右旋形为多，如后藏地区的藏族服饰上饰有右旋形式的“卐”纹。在西藏的建筑中，也有右旋形式的“卐”纹。
不仅在历代世俗文化中存在左旋与右旋的两种形式，就是在佛教文化中，该纹样也存在两种形式。
现存昆明市筇竹寺的南无阿弥陀佛像之胸部绘有左旋“”纹。在西藏佛寺的佛像宝座上，或绘或塑之纹样多为左旋状。而在布达拉宫所藏唐卡艺术中，绘有右旋形“卐”纹。
在佛经中多以右旋形式出现，有时亦为左旋形式。唐代慧琳在《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一）一书中指出该纹以右旋形式为准。也许是由于佛教经典的规范作用，故在中原地区该纹以右旋形式流传为多。可见该纹的左旋、右旋是其流行的两种形式，虽然存在两种形式之原因有待研究，但可以肯定并非两种纹样。
六“卐”纹样在中原的流行
昔炎帝，原居姜水流域，为上古姜姓部族首领，号烈山氏。姜与羌在远古乃一字，故为羌人。炎帝东迁至黄河流域，曾与黄帝战于阪泉（今河北涿鹿东南）。炎帝东渐把古羌人文化带入中原，同中原文化融汇。
这一纹样在中原文化中流传的情况，不像在西藏高原和佛教文化中那样神圣，但也是用于歌功颂德，祈福祝寿。由于该纹样在封建社会，特别是上层社会大雅之堂长期沿用，它的原始意义，生殖繁衍崇拜的意义早已淡化。那些儒家学子不去追溯其原义，甚至有意回避与儒家观念不谐和的性崇拜。于是在人们的观念中只留下了“吉祥如意”、“福寿延年”的象征意义。
到唐代盛时，歌舞升平，好大喜功的武则天，为祝愿自己皇位的稳定，政运亨通，在长寿二年（693年）特颁旨宣告定名“卐”纹读音为“万”字。唐代以来中原都沿用“万”的读音。由于皇家对这一纹样的尊崇并将其应用于贵重礼仪之品，金玉丝帛之装饰，于是民间也广为仿效，成为中原一带民间广为流行的纹饰。
由于这一纹样自身的形象特征，适合以单独纹样、二方连续纹样和四方连续纹样的方式存在，并有一些它的变体形式，故而被广泛用于民间工艺品，不论建筑、雕刻、彩绘、书画、陶瓷、锦缎等都曾有这一纹样出现。
随着汉文化中丝绸、陶瓷、书画的广泛传播，特别是在中世纪以前就已在海外广为弘扬，该纹样也随之在海内外风行。
人们在用此作为装饰纹样时，以连续纹样出现的较多，特别是二方连续的边饰十分多见。为了更全面的表现它的含义，往往把此纹样同（寿）连用，称“万寿”即万寿无疆之意。“卐”（万）与“”（福）连用表示“万福”。
七“卐”纹在南方民族文化中的流传
生活在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文化中，也有该纹样的流传。南方一些民族，多善刺绣、织锦、染织等手工艺。在这些工艺品的装饰纹样中，时时可看到它的形象出现。
土家族就是以织锦闻名的民族之一。土家族素以“土花铺盖”著称，其织工精巧，色彩绚丽，享有盛名。土家族姑娘出嫁时，在所有嫁妆中，织锦是最珍贵的，土家称其为“西朗卡普”。每一件西朗卡普上都织有“”纹饰。而且在嫁礼的枕头、枕巾、帐帘、门帘上也有它的形象。土家姑娘的家人把该纹样视为“家发人兴”的祝福。土家人习惯把“”纹同“+”、“×”纹看做是同一纹样的变体。在一些不便以此纹表现的物品上，便以“+”、“×”纹作为它的简化形式。土家族在捆扎礼品时，都用红丝线或红缎带捆扎成“+”、“×”形结。如在祝贺新婚的“挑火”（贺礼）上，用红纸条贴成“+”字。“挑火”一般是粑粑、黄豆、米、酒等食物。不仅作为新婚贺喜礼品，也用于祝贺亲友新屋落成。
对新生命的诞生，土家姑娘的娘家人举行望月仪式最重要的是送“盖裙”、“脚铺盖”，这两件礼物都是土家族的织锦工艺品，上边有“”纹。其他物品，如帽子、鞋子、围嘴等，也都绣有这一纹样。新生婴儿的穿戴、睡具之上也都有此纹样，以预祝小孩长命百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