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世俗化的情调更可以从张爱玲的读书趣味上看出来，她说自己对白话通俗小说有一种难言的爱。除了反复阅读《红楼梦》外，还涉及《海上花列传》等，以及许多不入流的言情报刊。在趣味严正的人看来，那些言情报刊无异于文字垃圾，但张爱玲却读得很投入。这趋向并不等于低级趣味，因为其间取舍仍是存乎其人的。她喜读那些东西，不过是想从中接触到自身生活之外的经验。
尽管张爱玲一心想从柴米油盐中找寻真实的人生，但她并不真正地等同于世间众多的饮食男女，甚而也相应地回避了生儿育女的苦楚。可以说，她缺乏的正是这方面的实感。她说自己上街买菜，就好比落难公子一样，落难的公子有个时来运转，可见跟底层仍是有距离的。就如张爱玲自己所住的公寓，公寓不一定意味着跻身上层，但至少隔开了下层，这是一个很幸运的中间状态。
《公寓生活记趣》是张爱玲散文中最有生活实感的一篇，但她也只是关怀了与公寓相关的物事。比如她要听着市声入睡，出于世俗的关怀，不会把街市的嘈杂当成噪音，反而成了精神上的安慰。那夜归的公共汽车，一辆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一般，实在是极有情味的突发奇想。不过，张爱玲也只能在不改变自身生活状况这个前提下表示一番关怀而已。如同她对待笔下人物的态度是“哀矜而勿喜”，想到了人世的辛酸，也就不觉得自己如何优越。对有良知的人来说，太多的优越即成了罪过，那么相宜的做法就是适度的同情。
张爱玲没有真正地沉到低层，变成饮食男女中的一个，便只能在想象中体验一番，可谓俗而不谐。这俗而不谐的另一面还在于她其实并不甘愿淹没于众多面孔模糊的饮食男女之中，反而要尽可能地高标独立出来。这高标独立的姿态不是充当花瓶或交际花，而是选择了写作。她在《谈女人》中说到，有美的身体就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就以思想怡人，二者之间也没有多大区别。不知这是不是另一个“俗”，但她的高标独立正在于趋俗而不是媚俗。她原本就有俗的趋向，用不着去媚。至于俗而不谐，却仍是生活使然，她不可能去突破自身生活狭窄的一面。
就张爱玲的幸运来说，她是走通了写作这条羊肠小道，成了一个可以靠卖文为生的自由撰稿人。上天给了她过多的天分，但同样也给了不少的名利之心。这一切她都坦然认可，用不着掩饰。她说等自己的书出版了，就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走看看。“我要我最喜欢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热闹。”同时又还要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问一问书的销路。从这里可以见出喜悦是发自内心的，不过用不着再自报家门甚而频频亮相之类，这又是一个高姿态了。
这也许与她那个贵族式的家世出身有关。这样家世出来的，似乎天生下来就是高人一等，往后的发展，要么腐朽得无可救药败家了事，要么就得想方设法振起家声。对张爱玲而言，她当然没有那个支撑家业的使命，但在心态上总不会协同于寻常的饮食男女。“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张爱玲也许不会以“君子”自居，但要看破名利可真不容易。她还说出名要趁早啊，若是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不仅动乱的时世使个人的生命显得无足轻重，即便仍能存活下来，也已迟暮了。人老珠黄，名声还能装点韶华么？此时只宜俯首窗下，听人笑语了。
如此看来，张爱玲姿态虽高，又可以说高而不雅。她喜欢阅读的白话小说，古来都视为闲书，原本不登大雅之堂。此外，从她身上也看不出对正统文化有多少认同。她看到旧帘子上搭着的一块破布条晃来晃去，就想到了儒家的孟子。孟子风尘仆仆，奔走游说，备受委屈，退而著书立说，那浩然之气也只是存留于纸上而已。现实中人就是不能漠视功利，甚而还成了驱使生命的动力。这也许就是人性的弱点，张爱玲也未能免俗。
《传奇》出增订本时，张爱玲又借用了晚清的一张仕女画，画着晚饭后家常的一幕，但栏杆外还有个现代的人影，这个人影其实就是张爱玲对世俗言情一脉的窥探。突兀的人影，打破了原先静态的和谐，让生活出现一些传奇；不过这一切又只能搅起一些波纹，所以仍是传奇无多。带着这点传奇，张爱玲跃上文坛，就如同她笔下的人物一样，好不容易抓住一个机会张扬了一番。虽说只有两三年的风光，但毕竟投下一瞥惊鸿。
如此的张扬，恰似一袭生命的华服。虽说用了许许多多的日子编织而成，却不宜老穿在身上。生命经不起那样的渲染，却不妨在出场时分占尽风光。将张爱玲定位于雅俗之间，不是没有特色，她正是由此走出了自己的台步。还有一个更明显的例子，就是她确曾穿着自己设计的服装走上街头，虽有可能被人视为奇装异服，但却更为直接地隔开了街面上的流行色调。
（原载于《福建文学》2001年12期）
细节之美
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都擅长剪辑细节，不过小说中还有故事情节，即多用故事情节来串起细节。相比起小说来，散文中的细节表现更为突出。且看《公寓生活记趣》中这个细节：“我们的公寓邻近电车厂，可是我始终没弄清楚电车是几点钟回家。‘电车回家’这句子仿佛不很合适--大家公认电车为没有灵魂的机械，而‘回家’两个字有着无数的情感洋溢的联系。但是你没看见过电车进厂的特殊情形罢？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赖，克赖，’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而生的驯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刷洗他们。”亏得作者如此观感，拟人化的手法便传导出一种亲切来，甚而还有一种温馨，那自然是与回家有关的。
对于细节的看重，张爱玲自有其思想上的根源。她在《中国人的宗教》中这样说：“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接着又说：“一个一个中国人看见花落水流，于是临风洒泪，对月长吁，感到生命之短暂，但是他们就到这里为止，不往前想了。”一切对于人生的观感都指向于虚无，但也就停留于这个虚无。至于人生的历练，无非是总在印证这个发现而已。当人生的虚空袭来，从而见证了世事无常，若再往前走，就进入宗教的领域了。但就此打住，则意味着发现虚无之后不仅不会看破红尘，反而尽可能地把握住生命。“不管有意义没有，反正是活着的，我们怎样处置自己并没有多大关系，但是活得好一点是快乐的，所以为了自己的享受，还是守规矩的好，在那之外，就小心地留下了空白。”空白指向于无，大可用来反衬有，即对人生细节的品味。
细节的和美畅快，离不开艺术的观照，也就是得与现实生活拉开一点距离。张爱玲在《谈吃与画饼充饥》中这样说：“第一次看见大张的紫菜，打开来约有三尺见方，一幅脆薄细致的深紫的纸，有点发亮，像有大波纹暗花的丝绸，微有摺痕，我惊喜得叫出声来，觉得是中国人的杰作之一。”比紫菜为丝绸，联想很奇特，又很巧妙。再如《公寓生活记趣》里也有这样一个细节：“把菠菜洗过了，倒在油锅里，每每有一两片碎叶子粘在篾篓底上，抖也抖不下来；迎着亮，翠生生的枝叶在竹片编成的方格子上招展着，使人想到篱上的扁豆花。其实又何必‘联想’呢？篾娄子的本身的美不就够了么？”张爱玲并没有田园经验，也不见得喜欢，因为她的生活和写作都是在都市的背景下展开的，这样的联想只能是艺术上的观照。张爱玲对现实的观感往往都是这样，比如她偶尔上街买菜，就会联想成落难的公子。毕竟还是公子，可见不会一沉到底。她自己并没有沉入现实底层，不能和那些家庭主妇等同起来，正如她也不想生儿育女一样。但这种隔了距离的观照并非有意粉饰现实，更不会像达官贵人那样高高在上或冷眼旁观，而是仍有从心底里涌出的同情，尽管她本人并不甘于弱势群体。
此种细节之美，大可当作生活的艺术化，但并不意味着生活与艺术的一致。张爱玲在《童言无忌》中这样说：“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这段话，才真正地触着了张爱玲的烦忧。如此道白，当是因为与生活隔了一层。如果说艺术上的观照需要一定的距离，那就不可能有那么透底的实在。相反，则生活中的真又不能现成地变为美。这里问题的实质在于有了人为的戏剧。人在戏中生活，尽管感觉不无良好，却是不够健康的。张爱玲把服饰比作穿戴了出来的袖珍戏剧，可以随时上演一出折子戏。不用说，她自己在这方面也颇为讲究，甚至于被人看成奇装异服。正如戏台上需要热闹才有戏可看，生活中也有它的排场，至于生命是否经得起这样的渲染，则又不言而喻。因为张爱玲早在《天才梦》一文中就说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如果说那么华美的袍也只能帮衬着人撑起一个衣服的架子，那么种种细节的愉悦仍然有限。换言之细节之美不都是畅快的，还有忧愁。
张爱玲在《烬余录》中写到战乱时在香港生活的经历，从而得到这样一个教训：想做什么，立刻去做，不然就来不及了。就那么两三年的时间里，张爱玲先后推出《传奇》与《流言》，很是热闹了一番，之后则又回到独处的时光。生命从价值上说，只要有所成就即可，倒不必一路占尽风光。更何况张爱玲从人生的悲观出发，自是深知那一切并不牢固。人生的意义或许就在于抓住时机表现一番，却不可能时时处处都那么张扬。在《更衣记》里，她写了这样一个细节：“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这样一个细节不无象征之义，任心适意，完全地放松了自己。虽只是一会儿工夫的炫耀，但却是生命的飞扬。再来看这样一个细节。张爱玲在《〈太太万岁〉题记》中写道：“我在阳台上篦头，也像落叶似的掉头发，一阵阵掉下来，在手臂上披披拂拂，如同夜雨。远远近近有许多汽车喇叭仓皇地叫着；逐渐暗下来的天，四面展开如烟霞万顷的湖面。对过一幢房子最下层有一个窗洞里冒出一缕淡白的炊烟，非常犹疑地上升，仿佛不大知道天在何方。露水下来了，头发湿了就更涩，越篦越篦不通。赤着脚踝，风吹上来寒飕飕的，我后来就进去了。”尽管生活有如那缕炊烟，不无盲目甚而固执地升上去，人却不能不起迟暮之感。终归还得回到孤寂中去，就算那多是虚空。眼见得繁华如梦，也只得洗净了铅华。这样一个过程有多迁延，人生的况味就有多苍凉。
（原载于《阅读与鉴赏》（教研版）2008年12月）
童心与艺术
丰子恺在《儿女》一文中这样说：“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这里将儿童与艺术等同于神明与星辰，可见其在作者心中的位置。作者常以膝下一群儿女作为观照的对象，从而捕捉童心童趣。而童趣，说到底又是童心的表现。不用说，童心是可贵的，但童年作为人生的一个阶段，毕竟会过去，或者说要长大。出于对儿童的称赞，丰子恺称童年为人生的黄金时代。他在《给我的孩子们》中说到：“我的孩子们！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我想委曲地说出来，使你们自己晓得。可惜到你们懂得我的话的意思的时候，你们将不复是可以使我憧憬的人了。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我的孩子们！憧憬于你们的生活的我，痴心要为你们永远挽留这黄金时代在这册子里。然这真不过像‘蜘蛛网落花’略微保留一点春的痕迹而已。且到你们懂得我这片心情的时候，你们早已不是这样的人，我的画在世间已无可印证了！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这《子恺画集》的代序，流露出一种感慨，那就是黄金时代无可挽留。而《送阿宝出黄金时代》里所写的，仍旧是小孩子渐渐懂事，也即一步步地远离了黄金时代。《人间相》的辑后感，就画材来看也已由描儿童转为绘世相了。很显然，作者对童心的礼赞，是基于与成年人的比较，才会引发如此的慨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