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铁军自从当上监测科科长以来还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接过如此多的人民来信，而且那信均来自同一地址，即，西门三里。信上很明确地提出，毗邻的飞宇大酒店鼓风机等发出来的噪音严重扰民，搞得我们睡不好觉，孩子写不好作业，没病的有病了，有病的比以前更加重。又说，环保局来过，反复测过，可是那个酒店就是不治理，好像谁拿他也沒办法。我们不要那噪声伤害补助，不要小恩小惠，坚决要他治理合格，否则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信分三批来，第一批是五封，第二批八封，第三批十四封。每封来信都具签名，也有门牌号码，可谓光明磊落，堂堂正正。刘铁军会心地笑了，他看那几个接连的“不答应”，还有排比句，可知是上了年纪的人所写。因为只有他们才容易携带了“文化大革命”的语言习惯。
他让手下两个人带了仪器，再一次去“飞宇”查，去测，测的结果，自然和以前几次完全一样。
刘铁军问：“酒店是什么态度？”
回来的人说：“他们不吭声，只一个劲儿地把我们往里让。”
“你们吃了吗？”
“科长，我们哪敢呵！不信您闻闻，有酒味吗？”
刘铁军说：“量你们也不敢。”
但是第二天局长来找刘铁军了，说：“你是不是跑人家那‘坐一坐’了？嗯？”
刘铁军问：“局长，什么呌‘坐一坐’，我都不懂。”
“你真的不懂？”
刘铁军说：“您去调查，我如果啧过他们一筷头子，您立马撤了我！”
局长说：“那他们为什么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坐一坐？”
刘铁军说：“他们沒辙了，穷途末路，才找到您头上。”
局长问：“那些信呢？”
刘铁军说：“在抽屉里。”
局长严厉地说：“告诉你，这些信一天也不能再压了，马上给我落实，马上处理！”
刘铁军装出一肚委屈的样子：“得罪人的事，全得我干。”
局长说：“废话，你是监测科科长。”
刘铁军细想，也着实生了那个酒店的气。你们竞然给局长打电话，那么我这个科长算找谁的?吃干饭的吗?你这等于越级上诉呵。
于是第二天他亲自带了人，包里就装了那些人民来信，并坐了环保局的专用车，来到了飞宇大酒店。
这次一共测了八个点，仪器也调得十分精准，于是反应在仪器上的不但有噪声级，也有一连串的文字提醒：超标；超标；严重超标!现在的声级计进步了，原来沒有文字提酲，现在有了，你不懂噪声级，还不认识汉字吗？
陈宗海便在这时候混迹于人群中，他悄没声儿地递上了自己的名片；饭店经理一张，刘铁军一张。
刘铁军很客气地问：“经理，你们是治理呢？还是停业整顿？”
陈宗海观察到了，那经理一直在朝刘铁军使眼色，甚至打手示。但刘铁军始终装作什么也沒看见。
刘铁军又说：“至于怎么治理，找哪个厂家治理，我们不管，也沒权力管。但前提是，必须治理合格，必须达到噪声允许标准。”
陈宗海又观察到了，其实这位经理什么都明白，只是不便说，也不敢说。因为现在环保局非常吃香，得罪不起。况且，找哪个厂家都一样，这个名片上称做“业务厂长”的业务员看去又来历不凡，干嘛非要得罪环保局呢？万一得罪了，恐怕治理合格也不合格。
于是合同很快签定。十三台炊事鼓风机和十三台排油烟机，再加上一台冷却塔，其消声产品款项是五十八万五千，还有百分之十五的安装运输费，总合同款为六十七万二千七百五十元，有零有整。
事后，当陈宗海把这一理想的结果通过电话告知刘铁军，刘铁军说：“满意了吧。很好，你踏实，我也踏实了。”
接着，两个人又相互说起了这背后的许多细枝末节。然后都大笑起来。
陈宗海深深了解甲方心理。此时产品的交货期对饭店来说是无所谓的，因为合同已签定，还怕你三年五载生产不出来？甚至根本不能交货？你不交货，我便不付款；你交不了货，责任不在我，因为我己着手治理了。环保局还有什么说的？
但陈宗海抓紧时间，争取尽快投入生产。他合同上填的交货期限是三个月，其中包括运输安装。
价值近七十万元的一笔合同不但对陈宗海来说极少碰到，对这百十多人的工厂也绝不是一件小事情。于是上下齐动员，全厂都开始了紧张的工作。陈宗海比平时忙了几倍，与技术科的人反复到现场测量尺寸，画图，又反复核对图纸所标数据。图纸进入车间了，陈宗海又整天蹲在车间，两眼睁得大大的，生怕出一丁点儿纰漏。
上级主管单位呌“绿沙”公司，即“沙漠也可以是绿色的”。公司经理姓果，是个四十六、七岁的女同志，也是这个镇子若干年来唯一的女劳模。她到厂子来，为大家鼓劲，又拍着陈宗海的肩膀，赞扬加鼓励，说陈宗海为这个厂立下了汗马功劳。
厂子的厂长姓李，呌李希福，是个四十岁出头的中年人。他身兼二职，厂长加书记，也亲自带人在车间贴上了大标语，在科室的墙上让人做了进度表，红红的箭头标示着各车间的生产进度，搞得热火朝天。
正这么忙着的时候，刘铁军又来了电话。这个电话，让陈宗海吃了一惊，因为刘铁军在电话里说了一些陈宗海根本不了解的情况。
刘铁军说：“你光知道跑，跑，跑，就像不知道家里有个地漏的媳妇，你跑了来，都漏到二屋里去了。”
陈宗海问：“你怎么知道漏到二屋里去了？”
刘铁军说：“他们找过我，让我帮他们。其中就有你们业务科的人，还有一个，是你们那李厂长的小舅子。”
“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厂子不行了，陈宗海想跳槽，不愿在这厂子干了。还说厂子里不少有技术的人都要走。当然，他们不了解你和我的关系。”
“所以把安装给了别人？零部件也让别人加工?”
“这是他们和我说的。因为你们厂子里的人越来越少，忙不过来，也是他们说的。”
陈宗海义愤填膺。
他找到厂长李希福，质问：第一，有人造谣，破坏厂子的声誉，也破坏他陈宗海的声誉。这情况知道不知道，知道为什么不管?第二，把这笔合同的安装和零配件拿到外面给别人去做，为什么不和他商量？因为合同是他签的。
李希福回答：第一种情况他沒听说。第二种情况，对不起，合同是你签的，但签回了厂子里，做主的是我，不是你。因为我是厂长。
有个车间主任，姓马，五十岁了，这时候也跑来质问李希福，说：“好不容易来了这么一笔合同，为什么把法兰盘和连接管道全拿走了?”
李希福说：“这么忙，给你们减轻一些负担不好吗？”
老马说：“是不是得给人钱？钱让人家挣走了还好什么好！”
三个人在屋里，却没料到外面聚了一邦人。
李希福出门站到了台阶上，朝这帮人发怒道：“你们干嘛？想造反哪？”
人群里不知谁咕哢了一句：“不如让陈宗海当厂长。”
李希福指着那人说：“你大点声，有本事你大点声。”
李厂长有威，这一吓，把大伙都吓散了。
然而谁也沒有想到，第二天上午，车间的墙上、科室的墙上各贴了一张“强烈呼吁”。那“强烈呼吁”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感到很像一张久违了的“大字报”。
那“呼吁”说，“坚决拥护陈宗海当厂长！”
下面是内容：理由一，陈宗海懂业务，懂技术，手里掌握着大批业务渠道。如今什么最要紧?不是技术，也不是生产，而是业务来源。
理由二，陈宗海忠于职守，对工作积极认真，这么多年来为厂子做出了很大贡献。
陈宗海傻眼了，他哪里当过厂长？当厂长不光是懂业务、懂技术，还要懂管理，还要管人，而陈宗海最不善管人。
再到车间去看，仨一群俩一伙坐在那儿，有的侃山，有的窃窃私语，等于在罢工。
陈宗海更傻眼了，三个月的交货期已经过去了一个月，如此闹下去岂不误了大事？那时他担当不起，厂子也担当不起，甲方很可能还要提出违约赔偿！
他找老马，找另外两个车间主任谈，但他们都笑笑，说与你无关，除非你答应大家的要求，当厂长。
陈宗海急得快要上吊了。
李希福气急败坏。他召集科室、车间主任和班组长开会，但谁也不来。
就这样持续了两天。
惊动了上级。“绿沙”公司果经理来了，带着一班人。他们找车间人谈话，找科室的人谈话。怎么谈的，都谈了些什么，陈宗海不知道。他光顾了着急。
第五天，果经理找陈宗海了。让他顺从民意，特殊时期，关健时刻，让他担起这个厂长重任。
陈宗海怎么办呢？当还是不当？他反复琢磨，反复考量。
如果不当，事情明摆着，合同就要耽误。继而发展下去，这个厂子也有危险。因为他再一次与刘铁军通话的时候，刘铁军又告诉了他一些消息；说李希福的小舅子本来就有一摊，也是搞噪声控制；说你们有的业务员吃里爬外，专门给李希福小舅子跑业务，却拿着厂子里的工资。而他们又来找刘铁军，请他多多关照，等等，刘铁军只是不能说得更具体、更准确。
如果当这个厂长陈宗海的顾虑不少。除了他沒当过头儿、又不善管人之外，他的户口不在这个乡镇，也就是说他实际上不属于这个镇子管辖的人，一定意义上说他只不过是给这个乡镇打工罢了。当初就为这一条，陆文婷曾和他闹，后又对他气愤不已。
总归个人事小，集体事大，陈宗海把心一横，就当这个厂长！
第二天，在全厂职工的掌声中，陈宗海表了态。他说他愿意当这个厂长，也有决心当好这个厂长。但请大家也要支持他、帮助他，看见什么不合理的、不附和厂子利益的事请马上提出来。
大家又一次热烈鼓掌。
接着是上任。
所谓上任便是重整旗鼓，全厂重新动员，加班加点、日以继夜三班倒；食堂也加了人，每天为职工预备中午、晚上、夜间三顿饭。一定要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
然而就在陈宗海上任的当天，业务科里有三个人走了。不知去了哪里。
原厂长兼书记李希福也走了。据说公司把他调到了钢窗厂。据说还是厂长。是不是书记不知道。
陈宗海不能像李希福那样厂长兼书记，因为他不是党员。于是陈宗海找了五十岁的车间主任老马，老马是党员，陈宗海请他出来做厂子的党支部书记。老马推辞不过，也就答应了。但他提出一个条件，当书记可以，不脱产，依旧兼做他的车间主任。
几天以后上级领导来宣布这个决定。老马也当场表了决心，那决心便是一鼓作气，赶快把眼下这笔合同保质保量地完成最为要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