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机关，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亲自开荒种地，给菜地施肥，群众要求给他代耕，他说大生产运动是中央的号召，我和同志们一样都有生产任务。周恩来尽管右臂负过伤，但很快就学会了全套纺线技术，并在中央机关比赛中被评为纺线能手。朱德除了给部队布置生产任务，督促检查外，还亲自拾粪、种地。中央领导带头参加生产劳动，给边区军民以极大的鼓舞。
经过三年的奋战，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26．1万亩，打窑洞1000多孔，建起600多间平房，还创办了纺织、制鞋、面粉加工场和作坊，不仅吃穿用全部自给，而且上缴公粮250万斤，把一片荒凉，野狼成群的南泥湾建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
军民大生产运动，不仅粉碎了敌人的封锁，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巩固了抗日根据地，而且培养了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十二、勘察地质
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1889-1971），早年留学英国，学习地质专业。回国以后，几十年如一日，致力于科学研究。他长期在野外进行地质勘察，养成了用脚丈量大地的习惯，每步不大不小，正好是085米，他以些为尺子，测算出自己需要的数据。在工作中，他勤于钻研，勇于吃苦，还经常彻夜不眠，晚上实在困倦了，就用石头仿枕头睡觉，一旦被石头硌醒，马上又开始工作。
他以严谨务实的科学态度和顽强拼搏的精神，进行地质勘察和研究，创造了举世公认的崭新学科——地质力学。
解放以后，我国兴起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可又遇到石油短缺的困难，全国所需石油80％依靠进口。这时，国际上刮起了一股“中国贫油论”的邪风，他以一个中国人的自信和学识，据理力争，挫败了外国势力的谎言。
担任地质部长的李四光，不会忘记：1953年的一天，毛主席和周总理亲切地接见了他。当时，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多么需要石油啊！可是，我国石油的开采，仅限于玉门一隅。毛主席和周总理亲切的询问李四光：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应该走天然石油的道路，还是人造石油的道路呢？我国天然石油的前景有多远。
李四光根据自己多年对地质学的研究，满怀信心地回答：
“我国的地质条件很好，地下含有丰富的石油，仅从新华夏体系的沉降带中，就有几个大油库。在我国的松辽平原、华北平原、渤海湾……都具备着产油和储油的条件。我们国家的石油远景很辉煌啊！”
这是多么响亮的一个回答啊！毛主席慈祥地笑了。周总理也笑着说：“我们的地质部长很乐观，我很拥护你。”
从此，在李四光地质理论的指导下，大庆、大港、胜利、南海，一个个大油田相继找到了，开发了，滚滚的石油实现了中华富强的理想。
二十三、立志造桥
我闰现代桥梁专家茅以升（1896-1989），少年时就立下大志，决心造一座形似彩虹，飞跨天堑的大桥。他将此想法告诉父亲，得到父亲的支持和赞许。于是刻苦学习，博闻强记，能把圆周率背到小数点后100位。由于他勤奋努力，中学五年里，各科成绩均是全班第一。1916年，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留美研究生。他抱着学好桥梁专业的雄心壮志，谢绝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留校工作的建议，又到匹慈堡著名的桥梁工厂实习，最后获得了工程学博士学位。
学成回国后，茅以升任天津北洋工学院教授。旧中国，铁路桥梁的修建相当落后，多少年来，一座座铁路桥梁的修建权都落到外国人手里：济南黄河大桥是法国人修的，郑州黄河大桥是比利时人修的，蚌埠淮河大桥是英国人修的，松花江大桥是俄国人修的，沈阳浑河大桥是日本人修的，云南河口人字桥是法国人修的，珠江大桥是美国人修的……看着中国大地上世界各国的桥梁建筑，茅以升思绪翻滚，久久不能平静，难道一个产生了李春和修建了赵州桥的民族，在自己的国土上就建不起一座现代化桥梁吗！
1933年，茅以升接到浙江省政府的邀请，去钱塘江建造自己的铁路大桥，他实现宏伟理想的时候到了。茅以开以中国人的聪明和智慧，采用当时最先进的“射水法”、“沉箱法”、“浮运法”，解决了技术上的重重难题，仅仅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就把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钢铁大桥，横跨于钱塘江之上，揭开了中国桥梁史崭新的一页，谱写了一曲民族自强的凯歌。
二十四、献身边疆
彭加木（1925-1980），原名彭加睦。1956年祖国建设刚刚开始，需要大批的科技人员。这时刚30出头的他自告奋勇给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一封信，要求到艰苦的边疆工作，结尾署名“彭加木”。他说：“加木，合起来就是一个‘架’字，我要为上海和边疆架设桥梁，为边疆‘添草加木！’”。
就这样他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告别了妻子儿女，从繁华的上海奔赴新疆从事科学事业。正当彭加木驰骋边疆之际，一个不祥的消息从天而降，他患上了纵隔障恶性肿瘤，最多只能活半年，彭加木被送回上海，紧急治疗。住院期间，他忍受了大剂量用药和辐射照射带来的痛苦，以顽强的毅力和病魔做斗争，医生先后填写了两次“死亡通知书”，都被他以英雄气概战胜了，他奇迹般地从死神中逃脱了出来，创下了这一绝症病例中的奇迹。
更令人感动的是，当彭加木被告知只能活三个月时，他非但没有萎靡不振，而是仍然念念不忘新疆的工作。在病床上，他写下了这么一首小诗：
昂藏七尺志常多，改造戈壁竟若何？
虎出山林威失恃，岂甘俯首让沉疴！
就这样，彭加木冒着旧病可能复发的危险，再度返回边疆，积极筹建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1980年5月，彭加木率领一支11人组成的科学考察队，赴罗布泊进行科学考察，在接近尾声时，他只身去荒漠去取水，谁知一去不返了。人们分析，由于他体力不支，迷路昏倒，被狂风吹动的流沙淹没。彭加木献身边疆，其矢志不渝的顽强精神令人敬佩。
二十五、研制两弹
邓稼先（1924-1986）是我国的两弹元勋，为祖国的核武器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上个世纪50年代末，原来和我国友好的苏联，突然和我国变脸，片面撕毁国防技术合同，拒绝向我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妄想让中国搞不成原子弹。同时在国际上掀起一股反华浪潮，并从经济上对我国施加压力。
面对世界风云变幻，祖国遇到暂时的困难，战争的威胁，核大国的讹诈，滚滚黑云向我们压来。此时，毛泽东主席提出：“我们也要搞原子弹！”当时二机部的领导找到邓稼先说：“中国要放一个大‘炮仗’，你要参加。”这句话似千钧重担，压在邓稼先的肩头！搞原子弹，这意味着什么？每一个物理学家都明白：置身于放射性材料之中；进入军事禁区，隐名埋姓，不能发表文章，不能出国；长年工作在高山、沙漠，不能全家团聚。但为了粉碎少数国家的核垄断，使祖国早日强大起来，邓稼先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从此，他从普通人的生活中消失了，从物理学界的讲坛，来到核武器研制的第一线。
他在北京郊外的高粱地里参加研究所的筹建，他在生产核材料的车间里穿梭往来，他在罗布泊国家试验场上的土路上颠簸，他在乌云遮罩的山区指挥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当核试验出现失误时，他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冲进去，捡拾核试验材料的残片，当工人们给原子弹安装引爆雷管时，他镇静地坐在旁边给“虎口拔牙”的工人壮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