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故事的虚与实，自有本源。史家如陈寿、裴松之等或撰或注三国历史，一国之史实得以流传。魏晋之笔记、唐宋之说唱，宋元之平话则是三国之虚的源头。加之罗贯中的生花妙笔，毛纶、毛宗岗的精彩增补，《三国演义》终于成为不朽经典。
【一、三国时的孙坚、孙策传】
江东有著名的“二张”，孙权敬重他们，不直呼其名，一称“张公”，一称“东部”。
孙坚、孙策父子是江东创业的奠基者。但不幸的是两人都英年早逝。孙坚寿37岁，孙策寿26岁。孙权继承父兄的事业，春秋方富。他与身边的两位旧臣，关系不同一般。一是张昭，一是张纮。对其他群臣，孙权称呼其字。唯对二张，称呼特别敬重。张昭年老，孙权叫他“张公”，张纮做过会稽东部都尉，孙权因而称他“东部”（《三国志·吴书·张纮传》裴注引《江表传》）
就是这位张纮，最早写过孙坚、孙策的传颂文字。他和张昭一起担任孙权的重要书记官员。张纮认为，孙坚“有破走董卓，扶持汉室之勋”，孙策“平定江外，建立大业”，“宜有纪颂，以昭公义”。他将孙坚、孙策的传记及颂扬文字写成后，“呈（孙）权，权省读悲感，日：‘君真识孤家门阀阅也。’”（《三国志·吴书·张纮传》裴注引《吴书》）
据史料看，张纮写成两位创业人物的传颂，时间很早，就在孙权掌权不久。可以说，写三国名人传，又是当时人手笔，张纮此举，不仅让孙权感动，而且当视作最早写三国当代史的一位作者。韦昭等人编写《吴书》，虽说也是当代的，但比张纮要迟得多。
张纮活到60岁，孙权活到71岁。孙权读到张纮临死时留给儿子的家诫遗书，感动得流下眼泪。（《三国志·吴书张纮·传》）
张纮和陈琳都是广陵即今江苏人，也可能都是射阳人。两人彼此都很赞赏对方的文采。张练曾喜爱一只枘榴枕，写了一篇赋文，陈琳见了，高兴地对人说：“此吾乡里张子纲（纮字）所作也。”张纮见了陈琳的《武库赋》、《应机论》，也深表赞美。尽管各谋其事，一南一北，二人仍常通信交流。（《三国志·吴书·张纮传》裴注引《吴书》）
张纪不但有文学才能，还善楷篆，写得一手好字。孔融收到张纹给他亲自写的书信，就在回信中说：“前劳手笔，多篆书。每举篇见字，欣然独笑，如复睹其人也。”（《三国志吴书张纮传》裴注引《吴书》）
《三国志》说张纮著有诗赋铭诔十余篇。很可惜，这些连同他写的孙坚，孙策传颂文字，都未能流传至今。
不过，以当时人写三国人物传记，现在看来实在有些超前，完全应该特地记上一笔的。
【二、吴国史】
在陈寿《三国志》之前，吴国的一些文人、史官已经写了关于吴国的史书。
当时人写吴国史传，最早可能是张纮，但他只写了孙坚和孙策的传颂文字，他是孙权时代的人，吴国后来的史传他就无法预知了。
韦昭的《吴书》很有名。韦昭字弘嗣，吴郡云阳（今江苏丹阳）人，少好学，能属文，后担任吴国的尚书郎，孙亮即位，诸葛恪辅政。韦昭为太史令。编撰《吴书》，由他主要负责。凤凰二年（273年），孙皓因对韦昭深有不满，将他投入牢狱，后又加以诛杀。韦昭死时70岁，《吴书》已具规模，但“叙赞未述”，尚未完稿。（《三国志·吴书·韦昭传》）
同时代人里面，与韦昭一起写《吴书》的，还有周昭（字恭远），颖川人，任中书郎，后因事入狱，被处死。（《三国志·吴书·步骘传》）
薛莹和华覈二人也都是《吴书》的编撰人。
薛莹字道言，是薛综的儿子，起初为秘府中书郎。孙休即位，为散骑中常侍，几年后因病离职。孙皓时，和韦昭等一起撰《吴书》。他“涉学既博，文章尤妙”，在同僚中被称为“冠首”。他死于晋太康三年（282年）。（《三国志·吴书·薛综传》）
华覈字永先，吴郡武进人。始为上虞尉，善于作文，担任秘府郎，迁中书丞。和韦昭、薛莹等一起撰《吴书》。陈寿《三国志·吴书·华覈传》有评语，说他“文赋之才，有过于（韦）昭，而典诰不及也”。
除了从陈寿《三国志》中可以找出上述人物，即韦昭，周昭、薛莹、华霰等人是当时代人写《吴书》的以外，还可以从裴注引书中找见别的一些人。例如，张勃的《吴录》，环氏的《吴纪》，胡冲的《吴历》，无名氏的《会稽典录》等等。
由于许多类似人物的共同努力，吴国史事得以有较好的保留和编撰。特别是韦昭等人合作撰成的《昊书》，后被陈寿写《三国志》时作为主要依据的重要典籍之一。陈寿未采纳收人到书中的《吴书》许多内容，裴松之作注时又进一步做了较全面而广泛的引用。
因此，读《三国志》时，仔细对照陈寿的正文和裴注所引有关吴国史事的史书，如《吴书》，就能够看清楚彼此差异的地方，也不难推知当时人对于同样人物或事件，为何会有差异和区别的原因了。
当然，从正史的角度看，具有代表性的还是陈寿的《三国志》。
【三、陈寿著《三国志》】
陈寿研治《尚书》、“春秋三传”，精通《史记》、《汉书》，聪明而有识见，以文章富艳而简扼著称于世。
陈寿，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东北）人。自幼好学，师从大学者谯周。蜀汉时，陈寿担任卫将军姜维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人晋后，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
西晋太康元年（280年），灭吴。在此前后，陈寿搜集魏、蜀、吴三国的史料，就在太康六年（285年）写成《三国志》。
在陈寿之前，魏国和吴国都己出现本朝入写的史书。王沈《魏书》48卷，鱼豢《魏略》89卷，韦昭《吴书》55卷等等，就是已有的成书。陈寿写《三国志》时，主要依据这些已有的史书，并作了汰选和抉择。
蜀国当时还没有专史出现。陈寿必须直接搜集资料。他自己曾经撰写有《益都耆旧传》十篇，还编辑有蜀相《诸葛亮集》。陈寿写蜀史眉材料不足，故而简要。《三国志》是国别断代史纪传体裁，其中《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蜀书》篇幅少，早期人物如关羽、张飞、黄忠等的传文都很简短。
另外，《三国志》不同于《史记》、《汉书》这两部以前的正史。它只有纪、传，而没有志、表，也是因为陈寿所依据的材料有限。所以、三国时期的经济状况、地理状况、职官状况等等，许多重要领域的内容，均因《三国志》没有类似《食货志》，《舆地志》，《职官表》的专题，后人想了解就很不容易。
陈寿在宦官黄皓专权的阶段，别人都曲意附阿，陈寿“独不为之屈，由是屡被谴黜”（《晋书陈寿传》）。当年，老师谯周曾对陈寿说过这样的话：“你必然会以才学成名，但要遭到别人损折，宜深慎之。”
在写成《三国志》后十二年，即元康七年（297年），陈寿因病去世，享年65岁。
那么，《三国志》体裁又有什么特点呢？
众所周知，《史记》体裁是通史式纪传体，而《汉书》等都是断代史式纪传体。版图统一的王朝各有正史记载，如《后汉书》、《晋书》、《朱史》，《元史》等，即使对峙的王朝也各有专一的正史记载。如《宋书》、《南齐书》、《粱书》、《陈书》、《魏书》、《周书》等。那么，《三国志》在“二十四史”中有什么特点呢？
无一例外，二十四史的体裁都是纪传体。不论通史式，还是断代史式，都是主要记载帝王（“本纪”，“纪”）和其余人物（“世家”、“列传”、“传”，以传为主）的一生业绩。《三国志》和别的正史在体裁上都不一样，称为“断代+国别+纪传”体。
陈寿《三国志》总共65卷，其中，《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这种将三国分成三大块再合成为一书的体裁，在断代史中是别创一格的。
其实，从《三国志》的成书来由看，在陈寿写成之前，已经有别人的《魏书》和《吴书》等三国的国别史了。陈寿写魏、吴二国史书时，就用当时官修的王沈《魏书》、韦昭《吴书》，以及私修的鱼豢《魏略》，作为基本材料。蜀国史书当时还没有，陈寿自行采集有关材料，撰成蜀史。这样，也就使得《三国志》跟别的正史都有所区别。
从《旧唐书经籍志》分类来看，《魏书》作为正史，《蜀书》、《吴书》有不同类别，即说明两宋以前，这三大块曾经独立传世。后来，这三大块才合刻成为《三国志》。
【四、后人如何评价陈寿《三国志》】
陈寿《三国志》除了典雅、质直等优点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大的缺憾呢？
陈寿生于公元233@，死于公元297年，享寿65岁。他在世时。主要担任晋武帝时期的著作郎。时人评论《三国志》，说是“品藻典雅”、词章粲丽”（《华阳国志·陈寿传》），当时人还称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司马）相如，而质直过之。”（《晋书·陈寿传》）
然而，陈寿《三国志》过于简单，若无裴松之后来作注引用大量史料，那么三国这段重要历史就不可能像如今这样足堪品味，这样影响深远。
陈寿还有一些写作态度方面的问题，引起后人对他不满。例如：
魏国时有丁仪、丁虞，和曹植关系很好，担任过曹魏要职。陈寿写书时，曾对丁氏子辈说道：“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对方没有给他索要的米，他就不为丁仪、丁虞立传。
陈寿的父亲因罪被诸葛亮加刑。陈寿写《诸葛亮传》，评语说是，“识治之良才，管（仲）、萧（何）之亚匹矣。”最后又加上19字的评语：“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当年陈寿曾在诸葛亮之子诸葛瞻手下做过事，受过处分。陈寿写诸葛瞻传时，说他只懂写字，名过其实。
以上这些例子，都是《晋书陈寿传》中有记载的。其实，也正是对陈寿的一种批评。
有趣的是，《晋书·陈寿传》中还提到另一件事：有个叫夏侯湛的人，正在写着他的《魏书》，见到陈寿的书以后，他就将自己的书稿舍弃而不再继续写了。
在陈寿死后，过了130多年，裴松之评价陈寿；“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裴松之《上<三国志>汪表》）
后来，到了宋代，司马光在编年体的《资治通鉴》中，将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两者合成，纳入三国编年叙事之中。陈寿关于诸葛亮的最后那几句字评语，就是连年动众，未能成功，应变将略，非其所长。这话被司马光删去不用。由此也可得知，司马光对陈寿的一种看法。
如果说，陈寿写《三国志》，从正吏角度看，是很有代表性的一部三国史书，那么，裴松之所作的大量注文以及所引用的大量史料，就给后人打开了真正了解三国史实的全新的天地。
裴松之将自己比作画师作画、蜜蜂采蜜。确实，有了裴注，三国历史的色彩和味道显然醇厚得多了。
【五、裴松之注《三国志》】
裴松之补缺漏，备异闻，正其妄，加论辩，丰富和张大了《三国志》。
陈寿当年写《三国志》，所见史料有限，加上选用的框架结构的条件限制，使全书的内容显得不够充实。在以前的两部正史《史记》和《汉书》中，都有纪传以外的志和表，《三国志》没有志表，就是由于材料不足。
到了南朝宋时的元嘉年间，裴松之受命为《三国志》作注。此时距离陈寿死去已有130多年，东晋以后，有关三国的史料发现已经渐渐增多。裴松之于是“绘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利用广泛搜辑的史料，充实丰富陈寿的原著。
根据裴松之的《进书表》上所说，他做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努力：
第一，补缺漏。裴的原文是：“（陈）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这里的“毕取”二字，值得关注。裴注中引书时，有些都是较完整的取用的，不像别的人作注时往往零散切割。
第二，备异闻。裴指出：“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奉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不同的传事，不同的说法，让它们并存。
第三，正其妄。即所谓“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也就是说，陈寿有明显错误的地方，不合理的说法，对于这些都作了纠正。
第四，加论辩。裴指出：“时事当否及（陈）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读《三国志》的裴注，可以按裴松之如何加论辩这样一条线进行。单看凡有“臣松之以为”，“臣松之案”等起首的注文，可以得知裴松之的史识如何，对待史实的考辨功夫如何，等等。
例如，《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写曹操如何对待关羽的去留，裴松之有注，加以论辩，说道：“曹公知（关）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实曹公之休美。”
类似这种加以论辩的拄文有很多，值得读者仔细看阅并思考一番。由此可见，裴松之做《三国志》注时，除了增加大量重要史料，加以补缺，并存异闻之外，还在一些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上，用案语的方法表述自己的见解和态度。这些思辨性的注文，正是裴松之对三国史事和三国人物的独特考察的结晶。
裴注所引的几百种史料，值得重视。
裴松之拄《三国志》问世后，当时就被称誉为“不朽”之作。三国史研究中，裴松之是一大功臣。
【六、裴注《三国志》印书有哪些？】
打开《三国志》第一篇的《武帝纪》，裴松之注所引的书，就有《曹瞒传》：“太祖一名吉利，小字阿瞒。”还有王沈所撰的《魏书》等。无名氏的《曹瞒传》，王沈的《魏书》，还有许多别的书，都有着丰富而详细的材料。
裴松之引用众多书籍中的材料，文字总量要超过陈寿的《三国志》，这就给后人留下了比较全面而且富有细节的宝贵资料。可以说，要没有裴注引用这么多材料的话，后人无从了解三国史事的那么多原原本本的生动故事，那么有益有趣的活灵活现的精彩细节。
裴松之堪称三国史的一大功臣。他作注时所引用的材料，其中很多后来被宋代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用编年形式，将陈寿原书和裴注所引史书，合并到了一起，作为较完整的史书传之后世。
那么，裴注引书有哪些呢？可以大致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陈寿写《三国志》时，已经问世的三国史书。例如：韦昭的《吴书》、王沈的《魏书》、谯周的《蜀本纪》等。
曹操、曹丕、曹植、王粲、陈琳等人的文章，还有钟会为其母所作传文，何劭为王弼所作传文，傅玄为马钧所作传文等等，这些都是当时人写的东西。陈寿应也看到过。但他可能因为写书的整体格局和文字简扼的需要。对许多材料未加选用。同时。也可能有些材料原本陈寿就未曾顾及。
第二，陈寿死后，直到裴拄的时候，其间相隔130多年。这期间，裴松之所见而陈寿无法得知的材料，如张瑶的《后汉纪》、虞溥的《江表传》、郭颁的《魏晋世语》等，加上魏晋以来的轶闻逸事，众多的人物别传和人物文集，裴往时都加以精心的钩沉。就是因为裴松之“鸠集传记，增广异闻”，给《三国志》增加了血肉。他的注才被后世重视。鲁迅曾称裴注与后来的平话，都为《三国演义》的加大推演力度，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小说史略》）
裴注引书究竟有多少种？清代考据家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十五中称，其引书共有140多种。现今流传广泛的《三国志》中华书局排印本，前有出版说明，称裴注引书多达210种。这种差异，可能因计算同一作者的不同书名所致。裴注引书，后来有许多均未能流传下来。裴注是唯一载体。
【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笔记小说】
三国故事自西晋时起就是热门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