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慧一千年】
三国时期九十年。此间云龙风虎、纵横捭闽的故事和人物，从来为农耕时代的各阶层人士神往，醉心不已。二十世纪初，一位哲人就此颇有感叹：“吾人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礼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急，乃人性之所喜也。”（《论理学原理》批语）
此中，三国故事尤甚。
它比楚汉、光武中兴、隋唐、五代和元明之际的乱世故事更为生动、轰动，这并非因这些故事缺乏亮点、热点，乃是由于与此相应的《西汉演义》、《东汉演义》、《隋唐演义》、《五代残唐演义》和《大明英烈传》等等章回平话载体，都比不上那部《三国演义》（《三国志通俗演义》）有魔力。
万里长鲸吞吐，人间儿戏千弩。《三国演义》汪洋恣肆，雄视古今，是长期以来集三国历史和文化创作之大成者。
早在三国时期，同时代人就谈及当代史事和人物，两晋南北朝兵荒马乱之际，有关三国逸闻轶事多有传说。隋唐伊始，三国故事和人物成为朝野热炒的话题；宋元两朝，三国故事随着佛教俗讲兴旺。走向民间，题材和样式更见广阔，多为当时盛极一时的宋金院本、元代杂剧平话采用。宋代已出现“说三分”的专业大家，在此基础上，元代推出了汇集“说三分”的长篇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元末明初，罗贯中精思妙裁，终于推出了《三国演义》。
罗贯中以《三国志》和裴注诸书为基础，吸取与三国题材有关的民间艺术精华，写出这部切合历史规律，合乎人物性格，行事的传世之作。《三国演义》诞生之后，陡然走红，“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使观览”（嘉靖《三国志通俗演义序》）。清初李渔亦称《三国演义》：“一书之奇，足以使学士读之而快，委巷不学之人读之而亦快，英雄豪杰读之而快，凡夫俗子读之而亦快。”（《四大奇书第一种》）加之明清至今几百年的戏曲，评书以及影视艺术等竞相取资，更使三国故事和人物深入民间，走遍海内外。九层之台，始于垒土。《三国演义》成为传世名著首先得归功于陈寿和裴松之。
《三国志》是“二十四史”里唯一的一部无志表的史传，其用字造词之严谨，描绘、建构之适当，堪称史传上乘，加上后来裴注所引诸书弃芜存菁，使它更加丰满，以至阅所述各路人马，如闯其声，如见其人，多具有性格化，蕴含深沉的文化思维，充溢戏剧传奇色彩。这也是后来的人们热衷于三国人物的重要原因。
梁实秋曾为台湾《传记文学》题词：历史本是人造的，尤其是各方面的杰出人物所创造的，人的传记即是历史最生动的记录。英国十八世纪诗人蒲善谓：入最需研究的是人。
信哉此言，美哉此言。
当历史三国走进文化三国的隧道，也就是当《三国志》经由一千年的文化积累，加工再加工，张大和改造为《三国演义》后，人们根据各自的欲念和心理行为，从中找到自己所需求的聪明和智慧。《三国演义》读后令人神往，令人萦念，令人悲愤。它那深邃的思想内涵，在当今新的历史大文化背景下，仍能不断给人鲜活感，从中得到心灵的养分。政治家可以借鉴治国之理，军事家可以领悟运筹之策，企业家可以吸收竞争、开拓之道，普通的读者也可汲取善恶观、爱憎观。这种与时并进，与事并新的永恒价值法则，正是作为第一流作品的《三国演义》的生命力。
《三国演义》是农耕社会智慧的百科全书，它集伦理和行为于一体，因而章章回回里的各家角色，多包含二重文化性格，历史与文化台而为一，人心各如其面，人的思维方式，处世理念也各如其行为法则、文化选择。作者本能地将其由政治人格嬗变为道德人格，成为历来人们为之喜怒哀乐的理想模式。
陈设百年，概括万事。三国故事中最生动鲜活，且富于时代精神的。也就是所谓的“三奇”、“三绝”：曹操、关羽和诸葛亮。
【无案可翻的曹操】
曹操是三国时期排名天字第一号的人物。
无论放在哪架天平上，曹操都堪称是重量级、超重量级角色。他对历史的作用，超过诸葛亮、孙权和刘备，遑论关羽和其他任何三国人物。
说三国，就有一半说曹操。
陈寿在《三国志·魏书》中评曰：“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陈寿之言还是比较中允的。曹操凭借一己之才，终成大业。尽管他没有称帝，但陈寿却破格地为他写了本纪，这为传统史学开创了未做帝皇立纪的前例。有案可循，此后唐王朝修撰《晋书》，才为司马懿父子兄弟并作本纪。陈寿写的是历史，也是为曹操树碑立传，裴松之注所引诸书，更就传主行事。详细地补充、强化了他的性格和气质。虽然有褒有贬，但这正是史家可贵之处。后来的人们总认为这些记载。比较接近曹操的历史形象。
隋唐以后，曹操作为一种政治符号，凡有褒贬，多是为现实政治而作。所以李世民说曹操平定天下，“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往代”（《祭魏太祖文》，见《全唐文》卷十）。北宋司马光也说曹操：“知人善任，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与敌对阵，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勋劳置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对之流涕，然终无所赦。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故能芟刈群雄，几平海内。”当然同时期也有贬之者，如武则天时的史家刘知几，骂曹操是“贼杀母后，幽迫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史通探赜篇》），骂得够凶了，看来是影射，是有所指的。
南宋伊始，理学兴起，特别突出正统观念，斥骂曹操为奸臣”如浪如潮，为偏安江南小王朝张目，但于曹操之才能，并非一言以蔽之，遑论多有褒扬。有如元好问诗；“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论诗绝句》）；明张溥说：“周公所谓多材多艺，孟德诚有之。”“汉末名人，文有孔融。武有吕布，孟德实兼其长。（《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清陈柞明《采菽堂诗集》：“孟德天分甚高，因缘所至，成此功业。”近代黄摩西亦称：“魏武雄才大略，草创英雄，亦当占上座。虽好用权谋，然从古英雄，岂有全不用权谋而成事者？”
如此等等，不可枚数。
曹操是奸臣，妇孺皆知。
近代以来多有为曹操翻案者。郭沫若说：“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郭沫若《文史论集》第209页）“因而《三国演义》的艺术真实性也就失掉了基础。”
其实罗贯中《三国演义》，成功地写了曹操历史与文化的两重性，有褒有贬，乃是以史实为基本以艺术为载体的。四川大学沈伯俊教授曾有条不紊地介绍《三国演义》如何写曹操开卷称霸时的英雄气，叙述他过人的胆略、才智，画龙点睛地指出，在《三国演义》塑造的几十个主要角色里，只有两个人被对方（包括敌手）尊称为公的，一个是“关公”，另一个就是“曹公”，可见作者仍忠于史实，视曹操高人一筹也。
民国以来学界也多实事求是论史论人，即使对《三国演义》也并非执意否定。1917年1月20日，胡适在《复钱玄同》文中称：“平心而论，《三国演义》之褒刘而贬曹，不过是承习凿齿、朱熹的议论，替他推波助澜，并非独抒己见。况此书于曹孟德，亦非一味丑诋。如白门楼杀吕布一段，写曹操人品实高于刘备百倍。此外写曹操用人之明，御将之能，皆远过于刘备、诸葛亮。无奈中国人早已中了朱熹一流人的毒，所以一味痛骂曹操，戏台上所演《三国演义》的戏，不是《逼宫》，便是《战宛城》，凡是曹操的好处，一概不编成戏。此则由于编戏者之不会读书。而《三国演义》之罪实不如是之甚也。（《胡适文存》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
胡适如是说。后来的学者也多有此说。据蒋星煜先生说：当郭沫若、翦伯赞等群起为曹操翻案时，谭其骧先生就提出不能用“正统思想”四个字来全部否定人民群众对曹操的看法。表现了中国学者最可贵的正气和风骨。（《学林散叶》第2页）看来古今学界。包括《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都没有只贬不褒，一边倒。那么后来的大张旗鼓。为曹操翻案，又是翻什么呢。
舍此只能是文化舞台打造的曹操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