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的史传之文
中国人很早就开始记录历史，商代（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已有专门记录当时发生的事情的史官。《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尚”与“上”相通，“尚书”是“上古之书”的意思。《尚书》确切的成书年代不可考，但在周初（约公元前11世纪）此书已出现是没有疑问的。《尚书》二十八篇，从时间上分最早的为“虞书”、“夏书”两篇，接着为“商书”和“周书”。《尚书》记事也记言，但相对来说文采较弱，风格质朴而语言古奥。《尚书》的文体对后世文学影响不大，但典、谟、训、诰、誓、命这些基本文体，影响汉代以后官方文告的撰制。通常认为《尚书》以记言为其特征，记事突出的史书则首推《春秋》。“春秋”本来是周代各诸侯国史官撰写的编年史的通称，鲁国的《春秋》本是鲁国不同历史时期史官集体撰述的，后来经过孔子的修订，现在人们所说的《春秋》特指经过孔子修订的鲁国史书，同时也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春秋》以鲁国史事为主，也兼及其他国家。这样不仅叙写鲁国的历史，而且把同一时代不同史实之间的相互关系呈现出来，视野宏阔，气象万千。《春秋》是孔子深感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借史书“寓褒贬，别善恶”，使“天下乱臣贼子惧”，从而维护周礼，最终“拨乱世反之正”。因此，《春秋》的文字既精确又含蓄，有时候一个字就表达了作者对人物的看法，“辞微而指博”，为后世文人所仿效，称此法为“微言大义”。
为《春秋》作“传”的很多，最有名的是《左传》，相传为春秋时期左丘明所作。《左传》长于叙事，“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刘知几：《史通·杂说上》）《左传》写到的战事有三四百起之多，有时状运筹帷幄之从容，有时叙金戈铁马的激烈，更多时候还是重视前者，落笔于战前准备、战术设计，这也影响了此后千年中国文学有关战争的写法。
《史记》基本情况
《左传》之后，中国最有名的史书是《史记》。《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西汉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约前86年）所撰。《史记》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西汉汉武帝的三千年间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史记》在史书体制上创获颇多，有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种体例，其中本纪（记载帝王的事迹）、世家（记载王侯外戚事迹）和列传（记载作者认为行迹可状之人），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极为深远。
司马迁少时即学古文，曾跟随当时大儒董仲舒习《春秋》；二十岁起，游历天下，在南方考察过舜和禹的遗迹，在北方齐鲁旧地体验孔孟之遗风，这都为他日后写作《史记》打下了基础。他的父亲司马谈为太吏令，曾立志要写一部史书。父亲去世后，38岁的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的职位和遗志，整理史料，于42岁时开始写《史记》。因为当时一个投降匈奴的汉将李陵辩护，司马迁被汉武帝处以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为了写完《史记》“隐忍苟活”，并且发展出他的诗文乃“发愤之作”的观点：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阙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像他认为中国古代这些伟大的典籍《周易》、《春秋》、《离骚》、《诗经》等，它们的作者都是在遭遇困厄后，因内心有所郁结，于是通过写作来抒发愤懑之情。这其实也是他的自况。人们常常称道《史记》“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说司马迁“实录”、“良史之直笔”，即认为《史记》所言都是“严格按照历史事实”，但“严格按照历史事实”来写，其实很难。严格的“商书”、“实录”要求“言罕褒讳”，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常常通过给人物安排传记的“等级”，或者通过文后的“太史公日”来直接表达自己的道德判断和情感取向。原因正如他所说，写作是因心中郁结有不平之气，所以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有勇气也有动力来与当时流行的价值观念抗衡而成一家之言，《平准书》直接批评当朝皇帝，《酷吏列传》抨击时弊，《货殖列传》不苟同当时重农抑商的思想。
《史记》的人物描写
《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最大的恐怕就是它的人物描写。项羽是秦末在原楚地起兵，后又与刘邦争夺天下，最终兵败自刎的悲剧人物。项羽在秦汉之际的历史时空中活跃的时间也就八个年头，这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攻城略地、所向披靡的气概，披甲持戟、嗔目而叱的雄姿，以及穷途末路时悲怜爱人虞姬、惜护战马，不肯苟且过江终至玉碎的缱绻悲怀，在《项羽本纪》当中都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但在《史记》中，司马迁也没有回避项羽的种种弱点和缺点，他批评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目光短浅、好猜忌、有勇无谋以及残忍嗜杀等。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写了项羽院杀二十余万秦的降卒，以及进秦都后屠城焚烧宫室的恶行。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也借人物之口对项羽的性情作各种介绍。有的说项羽“仁而爱人……妒贤疾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有的说项羽“喑噁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后一段话是韩信对项羽的评价，指其徒具“匹夫之勇”和“妇人之仁”，不能成大事。中国当代学者钱钟书曾经注意到《史记》写项羽的人物性格“复综如此”，人物性格相反的特质能统一于一身，而又“同条共贯”，以现代心理学知识考量，也能成立：
“言语呕呕”与“喑噁叱咤”，“恭敬慈爱”与“僄悍滑贼”，“爱人礼士”与“妒贤疾能”，“妇人之仁”与“屠阬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但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
项羽既能低声细语、同情体贴别人，也会高声怒喝、杀人如麻；有时分人饮食，同情他人疾苦以至于落泪，但在需要给有功之人行赏时，却又十分小气，以致不得人心。这些性格特点都是相反的，作者写作时也并没有放在一起写。在《项羽本纪》中，实际上是着力塑造项羽盖世英雄的光辉形象，而是在别人的传记中以“互见法”的方式写了项羽的弱点。这样，在《项羽本纪》中就能确立起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项羽本纪》从项羽少年时写起，写他习字学剑都不成，喜学兵法但也未完成，已见其性格之粗疏但在看到南巡经过的秦始皇的声势排场时，却说出“彼可取而代也”，又见其少年之雄心。起事后，项羽以钜鹿一战成名，破秦军后“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的威猛震慑得连秦诸侯国的将领们都要跪着到他面前而且还不京剧《霸王别姬》敢抬头看他，这大概就是项羽一生名望势力的最顶峰，此后诸侯军都听他调遣，他很快就“西屠咸阳”、“烧秦宫室”，灭了秦的大一统政权。此后，经鸿门宴，再遭刘邦离间将相，项羽最终在垓下被刘邦的部队包围。项羽悲歌慷慨，别美人，骑骏马溃敌军突围，斩将刈旗，杀敌数百后自刎而死。
司马迁感于项羽成之速与败之快，在《项羽本纪》中写出项羽成功时的威势与衰败时的悲壮，不因其英雄盖世而不责其强力短视，也不因责其气短而不显他的儿女情长，这大概是《史记》中最气壮山河却又缠绵悱恻的一篇，足以代表司马迁写人的风格。
汉代第一位皇帝刘邦的皇后吕雉在中国历史上以阴狠毒辣闻名，刘邦死后，她把自己最为嫉恨的情敌戚夫人断手足，“去眼，焯耳，饮痦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就是把人的手、脚砍掉，眼睛挖掉，耳朵熏坏，再用药使她不能说话，然后放在厕所中，名叫人猪。刘邦有三个儿子被吕后迫害致死；她为了独揽大权，规定刘邦所有的子侄都要娶她自己的亲戚，吕姓的女子为妻，曾造成乱伦的婚姻。但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是她帮助刘邦打下了汉朝的天下；刘邦死后的十几年时间，吕后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呈现出“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的太平景象。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司马迁重视吕后的政治才能和治世功绩，在吕后的传记中予以肯定。对于政治才能和个人品德，司马迁比较注意区别对待，对吕后如此，对吕后的丈夫刘邦亦然。刘邦自私好色、粗鄙狡诈，但他统一天下，使百姓从连年战乱中脱身，得以休养生息，这又的确是他的一大功劳，这两方面《史记》都有表露。
历史与文学
20世纪80年代，“新历史主义”在美国的大学校园中崛起。“新历史主义”宣称一切关于历史的文本都相当于文学虚构（海登·怀特）。论者称“历史学家首先是一个讲故事者”，历史学家的敏感性在于从一连串的“事实”中制造出一个可信的故事的能力。而所谓的“制造故事的能力”，指的是，“通过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题的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可供选择的描写策略，等等——总而言之，通过所有我们一般在小说或戏剧中的情节编织的技巧——才变成了故事。”
西方在“新历史主义”出现之前，历史和文学要严格分家，历史讲理性和真实性，文学讲感性。在中国，对《史记》的研读，有人侧重于历史，有人侧重于文学。唐代韩愈把《史记》与《庄子》、屈原的楚辞、司马相如的赋并称为写作样板，此后人们常把《史记》当作文学来读。如此说，并不是为了炫耀中国人对于历史著作的认识超前于西方这么多年，而只是想在西方现代理论的比照之下，我们更能清楚地认识《史记》作为历史文本的文学价值。《史记》的文学价值，从技巧上说，无非是笔力雅健、气势沉雄，尤其在长篇传记中表现突出，如前文详细介绍过的《项羽本纪》；至于文章瑰伟壮丽或细腻生动，这在庄子等人的文章中也能见到。《史记》的文学价值，更重要的在于作者主体精神的高扬，就是他以受刑之身，满怀愤懑，灌注于自己的创作之中，以使读者感同身受：
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茅坤《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
司马迁对才高命蹇之人，如屈原、项羽，甚至游侠刺客都更具同情和理解。但司马迁又不是气量狭小的井底之蛙，他少年时的壮游、他的历史学家的家学与抱负，都使他常以天下苍生为念。《史记》关注的面极为宽广，《平准书》、《封禅书》、“货殖列传》涉及的是经济政治问题。《平准书》历来被认作是对汉武帝经济政策的批评，在他治下，原先殷实的国库开始亏空。汉武帝个人既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穷奢极欲，修宫室，巡郡国；又好大喜功，追求帝王的功勋，黩武开边，兴修水利与救荒赈灾也所费颇多。再加上社会上不良商人豪富囤积居奇，以个人营利为最高目的，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这些，都导致了汉武帝统治时期国家经济的衰退。但司马迁也看到汉武帝实行“平准”——调控物价——的政策的正面意义，打击了豪族与奸商对财物的垄断，使皇家财物增益的同时，也使汉家天下财富增益。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是从整个国家利益及百姓利益的角度来观照他的写作对象的。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说“诗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高”，“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我们看到司马迁所著历史在叙述个别的事的时候总是把它们放在一个巨大的历史时空中，比如写汉武帝的经济政策，联系的是整个汉朝成立以来的经济状况和走向；写帝王将相、写游侠刺客、写儒者文人，都放在他们各自的精神脉络中运行。所以《史记》是有着“诗”的品格的，20世纪中国伟大的作家鲁迅曾以这两句话向司马迁致敬：“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