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与李自成：思维决定成败
按照一般的常识，励精图治的总是那些圣明的帝王，如唐宗宋祖，秦皇汉武，康熙乾隆；而亡国之君，不用说，那自然要么昏庸、要么残暴、要么糊涂——要么竟然是兼具三种特色的扶不起的阿斗式的人物。因此，将崇祯定位于励精图治的亡国之君，就好像说某人是个奸诈的好人，某人勤奋地偷懒，某人辛苦地享受一样不合逻辑。但历史本身并不一定非要依照逻辑来行走，更不一定与我们的常识相吻合。
即便是夺了大明帝国江山的满人，在他们作为胜者来编撰的《明史》中，也给予了崇祯这位亡国之君相当高的评价：
“崇祯继承神宗和熹宗，慨然而有所作为。在他即位之初，他精明果断地铲除了魏忠贤这个奸臣，天下都希望他能带来承平。但可惜的是当时明朝大势已去，积重难返。朝廷里党派纷争，战场上兵疲将骄。四面战争不已，流寇四处蔓延，天下溃烂得不可救药，可谓是不幸之极。然而崇祯在位十七年间，不溺于声色犬马之中，而是勤勉辛劳，励精图治，在面对臣子时常感叹，希望能得到非常之材，但却没能如愿，以至导致了他所用非人，使时局更加艰难。到后来他重又信任宦官，将他们派到各个重要岗位上，这一举措非常地不合适。后来江山移人，他也自杀身死，难道不是气数之使然吗？”
崇祯的另一个大敌李自成，在他向全国发布的彻底摧毁明王朝的檄文中也认为“君非甚暗”。至于大明的遗民们，更是将他认定为一代圣君。
考察历史，我们同样会发现，崇祯在位期间，的确做到了旰食宵衣，兢兢业业，他本身的素质在明代的帝王中也属上智之人，与他那个二十多年不上朝不与大臣见面的祖父和他那个纵情酒色、不会治理天下，却做得一手好木工活的哥哥相比，崇祯之“敬业”，简直可以评为帝王中的劳模。
但是，正是这么一位希望能够中兴帝国——并且为了这一希望而身体力行的青年才俊，他的努力，他的勤勉，他的执著和梦想，最后换来的不但不是帝国的中兴，反而是帝国的覆亡，他本人也在一个寒冷的春夜里走投无路，只得杀妻杀子再自杀。这样的前因与后果，委实让人捉摸不透历史老人究竟是何种心态。
一个人命运的悲剧其实就是他性格的悲剧。如果这一论断没错的话，那么，以崇祯的人生悲剧而言，这人生悲剧的确来源于他的性格悲剧。
崇祯名朱由检，生于1610年正月，系太子朱常洛（即后来的明光宗）之子，崇祯五年即丧母，虽然贵为太子之子，但当时朱常洛的太子地位并不稳定，长年蒙在万历欲废其而立郑贵妃之子的阴影之中。万历既不喜欢崇祯的父亲，当然也就更不喜欢木讷内向的崇祯。后来，他的生父虽然历尽坎坷而位尊九五，但却在即位的当年就因纵欲过度而病死了，皇位传到崇祯的哥哥朱由校身上。朱由校对于酒色可谓是秉烛夜游，夜以继日。这个年轻的皇帝对治理天下基本没有兴趣，将它一股脑儿地交给了太监魏忠贤。在这个皇帝眼里，连大明的江山也如此漠不关心，何况是崇祯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呢？因此，崇祯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完全没有常人所享受到的父母之爱，兄弟之情，反倒是目睹和亲历了红丸案和移宫案等骇人听闻的政治阴谋。
崇祯少年时所经历的这些政治阴谋和他长年的与世隔绝而又亲情寡淡的深宫生活无疑是一条条噬心的小蛇，它们撕咬着崇祯，并使崇祯在这种命运的无常与超乎寻常的冷漠中，渐渐养成了他一生中典型的人格分裂式的双重性格：
一方面，他身为位尊爵重的亲王，自可以呼奴唤仆，形成了他性格中严急而刻薄，既对手下人薄情寡义而又自以为是的一面；
另一方面，从小的孤独寂寞和难于主宰自己命运的无奈处境又让他敏感、多疑，从而因内心深处的过分软弱和自恋造成极度的自尊，一意孤行而完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后来，他在重大关头常常首鼠两端，既怨天尤人又怀疑自我，最后则是毫无主见地把一切交给命运安排。
崇祯和他的祖父万历一样，生性吝啬，他小时候用仿影的方式练字，如果纸张较大而范本的字较小的话，他一定会先将纸的一边对齐范本，写完后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写满，以免浪费。尽管身为帝王，他无法随意出入于民间，但为了节约起见，他却常派人到宫外去从民间采买物品，然后仔细地询问价格。
崇祯这种近乎于守财奴式的节俭，对于他的中兴帝国之梦，也是致命的一击。或者说，这种节俭有如一剂慢性毒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浸入了崇祯和整个大明帝国的血脉中，并最终引发了一场灾难性和毁灭性的不治之症。
1645年，即顺至二年二月十二日，这时的“流贼”李自成已在西安建立了农民政权，他的百万大军怀着必得天下之志从西安出发，此后又从军事要地宣府、大同进逼北京，并相继攻陷了平阳和太原，大明帝国的心脏北京城已指日可下，大明的局势可以说已到了火烧眉毛的窘状。
无计可施的崇祯特地召见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和户部、兵部的官员们，讨论放弃宁远，调吴三桂军队紧急入卫北京。但吴襄却提出，如果让吴三桂进卫北京，大约需要一百万两银子的军需。一百万两银子在毕生俭朴的崇祯眼里，是一笔庞大得令他肉痛的数字。他不能忍受一下子付出这么多的银子，为此，崇祯只得放弃了这一原本还算不错的计划，然后坐困城中。
为了坚守京师，筹饷是一个大事。从召见吴襄之后，崇祯就多次向户部提出要解决这一问题，但此时的大明王朝已是油尽灯灭，国库里的存储竟然仅有区区四十万两。户部的官员面对崇祯严峻的责骂也仍然无计可施，而与此同时，崇祯个人的财产却丰厚无比。
为此，大臣们反复上疏恳请，希望崇祯能拿出属于他个人的内帑以充军饷。但这无疑像是要崇祯的命，他向大臣哭穷说“内帑业已用尽”。左都御史李邦华大概着急了，也顾不得是否当众顶撞圣上了，他说社稷已危，皇上还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话已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崇祯却顾左右而言他，始终不肯拿出一分一厘来保卫他的江山。到了李自成攻占北京，从他的宫内搜出的白银却多达三千七百多万两，黄金和其他珠宝还不在其中。
为了节省一百万而丢掉了三千七百万，乃至整个无法估价的万里江山，这本是一笔再简单不过的账，但自幼聪明好学的崇祯皇帝却到死也没有算清楚。国库中没有钱，皇帝有钱却不想出，想再杀鸡取卵或是竭泽而渔地从百姓头上搜刮是既没有充足的时间，也没有充足的地盘了。
崇祯初年，为了节省帝国开支，他下令大幅度地裁撤驿站，因为他认为驿站的存在，既使来往的官员揩了国家的油，同时还得养大量的驿卒。裁撤的结果是导致大批因失业而无法生存的驿卒纷纷加入了农民起义的行列，在这些默默无闻的驿卒中，有一个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李自成。而崇祯裁撤驿站，据统计，所节约的开支仅仅为30万两银子，大约相当于皇宫一个月的支出。
其实，崇祯的“节俭”美德不仅是在帝国将亡之时才雪上加霜，从他即位之初到帝国灭亡的十七年里，他的节俭品德一直像一把无形的剑，将他的帝国砍得鲜血淋漓——他和他的大臣们始终无法建立正常的感情和正常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便和这有关。
众所周知，明朝官员薪水之低是历朝罕见的，一个知县的月薪是七石五石，约折价十两银子左右，即使是正二品的尚书，也只不过区区六十一石，还不到一百两银子，但一个官员要想维持正常的开支——远远不是花天酒地，穷奢极欲，这点薪水连杯水车薪也算不上。
大清官海瑞生活在比崇祯早几十年的万历年间，他为其母做寿时，只能买两斤猪肉而已，连总督胡宪宗听了也觉得甚是不忍。等到海瑞晚年东山再起，被任命为正二品的南京右都御史时，为了置办一身官服，竟然不得不变卖家产。
在这种超级低薪的前提下，官员们如果不集体贪污受贿，绝对无法生存下去。而明朝的官僚制度，本身似乎对一定程度的受贿是默许的。但崇祯除了是个节俭主义者外，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本身拥有丰厚的内帑，然后可以大谈节俭，同时也要求所有官员不但要节俭，而且要廉洁。崇祯即简单地企图用儒家道德来约束和要求大臣，屡屡宣讲“文官不爱钱”的古训。这不但毫无作用，反而显得如同腐儒一样不解世事，迂阔可笑。
崇祯元年七月，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在上疏给崇祯时指出，当今世上，干什么事不用钱？哪个官员又不爱钱？做官是花钱买来的，因此这些官员上任后，为了收回成本当然就得贪污受贿。因此，说到害民，就将这归咎于知府和知县等地方官的不廉洁上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些人没法廉洁。他们薪水极低，而上司却想方设法要勒索，过往官绅要打秋丰，进京朝觐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两银子，这些钱又不能从天而降，叫他们如何廉洁呢？
韩一良举证说，州县的官员进京，京城的御史和给事中们号称开市，是一个捞钱的好机会。他本人两个月以来拒收的赠金就有五百两。末了，韩一良认为，他淡交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建议，只有严惩少数罪大恶极的贪污受贿者，让大臣们把钱当作祸水，才有可能出现廉洁爱民的情况。
在崇祯朝的十七年里，崇祯一共任用过五十位内阁大学士，不论是在明代还是历朝历代，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高记录，六部和都察院的首长更换也同样频繁，走马灯似的令人眼花缭乱：他共用过吏部尚书十三人，户部尚书八人，兵部尚书十七人，刑部尚书十六人，工部尚书十三人，都察院左都御史一百三十二人。结果换来换去，仍然没有换出任何一个让崇祯满意的官员来。真不知是大明气数已尽，老天故意不让贤臣生在当世，还是崇祯皇帝自己的脑袋出了问题。
朝中大臣走马灯似的换，也许还有些说辞，但崇祯对于前线领兵作战的高级将领，同样是怀疑加猜忌，不能不说是兵家之大忌。他先后用过袁崇焕、杨嗣昌、孙传庭、卢象升、洪承畴、熊文灿、陈新甲等人率兵分别同后金以及农民起义军作战，但这些人却几乎没有一个得到了善终。不是被崇祯处死就是孤军被围而无人过问，最后只得坐守孤城被敌生俘，或者是被逼仓促上阵战死。
一代名将袁崇焕因为擅自杀了总兵毛文龙，于是被崇祯所疑忌，皇太极仅用了一个从《三国演义》中学来的拙劣的反间计，就使生性多疑的崇祯相信袁真的与后金有密约，立即将其逮捕下狱并凌迟处死。
崇祯的失误还在于他在位之际，总是企图用空洞的儒家道德来约束文武百官，但晚明时期，士大夫虽然满口仁义道德，道德水准却惊人的低下，包括一批名闻遐迩的理学大师。
当崇祯的道德济世的理念无法实施，而内忧外患反而更加激烈时，他认定“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对亡国之臣有何客气呢？因此崇祯晚年便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阴损刻薄来看待手下的臣子们。
崇祯在位期间，死于他手下的高级官员共计有：辅臣（相当于总理）一人、尚书四人、总督、督师七人、巡抚十一人，侍郎以下的官员则难以计数。到了崇祯后期，一向渴望仕途通达的官员们甚至也认为出相入阁乃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因某一件事情得罪这位喜怒越来越无常的天子，转瞬之间从位极人臣到脑袋搬家。
1644年，即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的大军将北京城围得水泄不通，当天，崇祯还想照例召开御前会议，但已没有大臣到会了。凌晨时分，崇祯恨恨地上吊自杀。
在独裁和专制的铁幕体制下，如果一个君主本身性格有着各种致命的弱点，那么我们真的不希望他再去励精图治，幻想在他手里天下承平，他哪怕是做一个花天酒地、穷奢极欲的昏君，也要比妄图做圣君的后果强得多。一个不理朝政的昏君大不了耗点民脂民膏，而努力想要有所作为的庸君，虽然不近女色，事事节俭，但他带来的也许是亡国之痛。
那么，攻破了北京城的李自成军队又如何呢？
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是败在了清兵和吴三桂的联手之下，然而，从军事力量对比上看，绝对占了上风的竟然是后来的失败者。从人数上看，身为满族人的摄政王多尔衮和身为汉人的吴三桂达成协议后，他们的联军只有十二三万人；而李自成的大军号称百万，实际作战人员也有六十余万人，足足是敌军的五至六倍。从作战技能和武器装备、物资等方面看，双方水平相当，都是身经百战，而李自成的火器营和骑兵更是天下闻名，再加上横扫半个中国的“打土豪”，其积累的物资不是偏居东北的满洲人可比，家在北京的吴三桂就更不用说了，可见李自成在这些方面也占了上风。
无论怎么看，李自成军都没有理由要失败。因为吴三桂引清军入关，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汉奸，京畿、燕赵、中原的汉族老百姓都不会帮他，更别提不同文不同种的满族人了——这是无可讳言的，当时的汉族老百姓绝对不会承认满族人是自己一家人，他们认定了满族人是外族人，肯定还会有人认定他们是外国人，从而更加认定满族人进攻汉族地区是侵略！是民族压迫！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汉族老百姓绝对不会去帮助清军和吴三桂，因为他们绝对没安好心眼；如果李自成军要抗清，汉族老百姓们至多因为李自成军“变修”后欺压老百姓太狠了而放弃支持。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只能说双方在这一问题上是半斤八两，最后还是应该以军事力量决胜负。
关键是思想上的问题。凭猜测来看，当年一场接触战溃败下来，农民军上上下下肯定全都觉得大难临头。因为曾经身经百战、历经无数胜败的他们乱了阵脚，一场战役的失败让他们害怕将要失去已获得的一切。
李自成和将领们可能在想：算了吧，不打了，反正手头还有几十万人，又抢了朱家天下不少钱，躲到一边去可能还可享享几天清福呢，说不定敌人不会再来找我们的麻烦呢。
中下级将士们可能在想：算了吧，不打了，带上打土豪分田地得的财物回家种地、娶老婆、生孩子，说不定满洲老爷们不会打到我的老家呢，打到了又怎么样呢，我做一个老老实实的百姓不会招谁惹谁吧？
至于那大批的明朝留下来的，收容在农民军中的前大臣、将军、太监们，他们很可能在想：算了吧，还打个屁，打了我也捞不到好处。不就换个主子吗？我们都曾向李自成投降，向多尔衮投降说不定待遇更好呢？于是乎，这些“说不定”造成了一时间的鸟兽散，百万大军不知怎么回事就散得差不多了，只余下高桂英、李过残部又拖了十几年。
或许可以这样说：李自成军的失败，正是奴性思维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