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以为下跪磕头的才是奴才，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无论是想偏安一方而把大好河山拱手相让的，还是为保自身而放弃抵抗的，还是想直接投降的，全都是满脑子的奴才思想。如果说没有这么多的“说不定”的想法，而是重整旗鼓，立定主意要拿天下，以十万重兵镇守京畿，以三十万军队抗拒来犯之敌，消灭吴三桂并将满洲人打得元气大伤且赶出关内并非难事，再肃清秦岭、淮河以北，与张献忠、左良玉、南明小朝廷对峙，那么历史将会有很大的不同。
可是，奴性思维一直是明末农民起义军的致命伤，这绝不是瞎话——用现成的话来说，李自成和他的穷哥儿们是由于阶级压迫而揭竿而起，历经几起几落，终于打出一个小天下。但当初最先起义的近二十路农民军，除了李自成与张献忠外已先后烟消云散，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接受了“招安”，投靠了明统治者。因为那些领头人物们打了一阵子后，发现自己手头有钱了，手头有兵了，老子也不怕你们这些地方上的小官小将了，干脆投降崇祯皇帝得了，大家一起给皇上当奴才，皇上还能赏个官做呢，人活着不就是为了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吗？继续东打西杀把命丢了真不值。什么救民于水火，那跟我不挨边儿，我自个儿刚能救我自个儿呢。他们手下的农民兵们一旦有机会吃了“皇粮”，顿时也自觉身价百倍：俺也是“官军”了。
其实，好像也怪不了李自成那一代人，这种奴性思维是有遗传的，又像寄生虫那样会选择人去寄生。还记得花蕊夫人那首诗吧——“大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四十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想当年，数十万人缴械举手投降，君成了降国之君，臣成了降国之臣，民成了降国之民。这种情况还算是好的，就怕已经投降甘愿做奴才了，新主子还要你死，面临死亡还不懂得反抗，希望新主子大发慈悲放一条生路。
多尔衮与吴三桂：形势还是人事
一般来说，叛徒都是被人们耻笑的，但是叛徒之中，有一种情节最为严重，那就是“汉奸”。汉奸不但是叛徒，而且还是背叛自己的国家、民族，向敌人屈服的叛徒。中国古代对血缘、种族十分看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诞生之后，但凡是民族之间发生了争端，这种论调就会一次一次被提起。
这自然是中原文化的产物，他们表面上强调族群血统，实际上是在强调文化的优越性。享受着中原农耕区肥沃土地的人们认为，只有他们的文化和风俗才是文明，其他的族群都是蛮夷，文化上都是落后的，而且野蛮凶狠、贪婪成性。通过这个妖魔化的过程，以中原文化作为不可颠覆的中心价值系统的文明逐渐被强化，凡是对此稍有质疑或者反对的，就要被打入另册。
在古代，民族之间的战争是很频繁的，而这种战争，并不像今天的一些战争一样，带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绪，他们之间往往是一种因为实际利益而发生冲突，最终演化为战争的。不过，虽然实际情况如此，但中原文化的继承者们，却为这些战争涂上了一层厚厚的色彩，给它打上民族战争的标签。就这样，简单的问题被复杂化，具体的事情被概念化，而且和“忠孝仁义”挂钩，将捍卫中原文化不受外族侵扰当作“忠”的一种形式。一旦有违背者，便要口诛笔伐，将其钉在民族的耻辱柱上。
这是一种偏执，但十分有鼓动性和实用性。当中原文化区域内的统治者们把偶然发生的与外族冲突中本族人民遭受的灾难着力渲染，并且当作民族交往中的必然现象进行宣传后，会激起全族民众同仇敌忾的决心，而民众们的决心，将成为保卫统治者的江山的有力屏障。不符合这个大方向的，一律会被当作乱臣贼子。
吴三桂就是被大方向定罪的一个。“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这句诗几乎已经成了后代对吴三桂的盖棺之论，至少在大众文化中是这样。在金庸的小说《鹿鼎记》里面，还称他为“大汉奸”、“老乌龟”，把此人描写得十分阴险狡诈而老奸巨猾，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吴三桂之所以会在文学作品里面有如此猥琐不堪的形象，全因为他在明朝已经灭亡的时候，放弃了对清军的抵抗并投靠清代统治者这一“劣迹”。
吴三桂祖籍江苏高邮，因其父吴襄在辽东任职而移居辽东。吴三桂出身于武举，此后就随着辽东军队四处征战，勇猛过人，人称“小吴总兵”。有一次他以寡敌众，为了救出被清军围困的父亲，直接与皇太极交战，突围而出，让皇太极十分欣赏，甚至说出“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的话来。
吴三桂在辽东立下了赫赫战功，与清军长期对峙交锋，最后成为明王朝牵制清军的最后一张王牌。可就是这张王牌，亲自把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迎接进了山海关，从此把关内的万里江山送到了清朝统治者手上。
作为一个曾经骁勇善战的将领，一个与清军斗争周旋最为坚定的战士，吴三桂偏偏最后做了汉奸，这是什么原因？仅仅因为陈圆圆这个女子是不可能的，那只不过是文人们对他变节的嘲讽和挖苦而已。文人们只沉醉在讽刺汉奸的暂时快乐中，但他们却无法说明为什么英雄会蜕变成汉奸，而且他们也无法说明，吴三桂做“汉奸”对明清历史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1644年，清军入关，从此正式宣告了一个新王朝的诞生。而清军入关，又与明朝的灭亡、李自成农民军的失败和清王朝的胜利这三个重大事件直接相关。李自成在当年的三月十九日进入北京，明朝的末代君主崇祯皇帝自缢而死，明朝几百年的统治宣告结束；李自成在北京的统治也不过维持了短短的四十二天，就因为在四月二十二日兵败山海关而不得不进行撤退，四月三十日就匆匆逃离北京，开始了最后的流亡；同时，清军从四月九日自沈阳出发，一路长驱直入，在五月二日进入北京并宣告称帝。
清军入关这个影响到当时三方局势的大事件，历来都被认为是吴三桂引狼入室、卖国求荣的结果，可是这里有个问题：如果吴三桂不投降，清军难道就进不了关，李自成就不会失败吗？
我们看到的是，清军入关之后一路势如破竹，无论是打击李自成农民军，还是扫荡明朝残余势力，都表现出摧枯拉朽的气势。如果清军只是侥幸靠着吴三桂的投降才“捡起”了明朝皇帝失落的玉玺，那么他们又怎么能够横扫关内统一中国呢？
当然，有一种回答，就是汉奸足够多，投降足够多，所以清军才会取得天下，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江南一带，不屈不挠的抵抗是屡见不鲜的，而农民军对清军的斗争也是长期的，如果没有强大的实力，清军就不会获得全面的胜利。这么看来，吴三桂的投降对历史的影响，需要重新去估计，而吴三桂的汉奸历史，也有很多我们未曾注意的前前后后。
满族自从在努尔哈赤时代进行改革崛起之后，就一直试图占领整个辽东地区。而皇太极继承了努尔哈赤的事业之后，更是对此严密部署，精心筹划。在皇太极执政时期，不但从军事力量上大大扩充了清军的实力，在战略上更是依赖那些归顺的汉人制定全局计划。
清军想要南下，最便捷的一条通道就是途经锦州、宁远到山海关一线入关，而锦州和宁远又是明代自袁崇焕以来一直为了牵制清军、固守山海关而苦心经营的军事重镇。
当然，清军还有另外一条道路，就是避开辽东，从蒙古部族那里迂回入关，这也恰恰是在皇太极筹划之中的，他先后征服了蒙古、朝鲜，并且夺取了皮岛，占领了东北全境，使得清军南下有了多种选择。不过对清军而言，迂回入关不如取得快速通道，所以皇太极对锦州、宁远进行了多次的包围战，终于在崇德六年（1641年）发动总攻，第二年春天俘虏了洪承畴，逼降了祖大寿，在辽东处于绝对优势。此后虽然皇太极突然病逝，但并未影响清军南下的步伐，清军将战线推进到了山海关前三十里，山海关基本上就等于一座随时会陷落的孤城。
这个时候的明朝政府，却因为农民起义而被打得七零八落。在崇祯中期，就有半壁江山已经在各地的起义军手中，明朝可用军队的数量和战斗力远不能和农民军抗衡。这一点受到了皇太极的关注，他与手下的大臣都认为应该利用农民军和明朝进行内耗，而后清军坐收渔翁之利。他甚至吩咐那些与明朝军队在边关作战的将领说，“如果遇到农民军，要告诉他们，他们是因为明朝政治黑暗进行民变，而我们清军起兵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双方不应该冲突，要互不侵犯，而且应该互派使者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