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发展，并不像一条直线，相反，它更像是一团杂乱无章的线头缠绕在一起，让人头晕目眩，无法寻找其中的头绪。
以前人们往往有一个错觉，认为在历史发展看似无序的种种岔路之中，在某一个时段，某一个事件之中，总有一个总的、起到纲领作用的事件在其中占据决定性地位。在简单的事件中，也许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存在，但是，在一个大时代、一个大事件之中，往往很多因素交缠在一起，无法判定到底哪一个是决定因素，哪些是无关紧要的因素。
事实上，在复杂事件之中，就算一个十分微小的细节，也许会改变整个事件的进程，这就好像对系统十分重视的学者们提出的“蝴蝶效应”，在一个共同的场域之中，也许某一处并不起眼的事件，会在另外一处引起轩然大波。
有的时候，复杂的事情与时代，往往是几个复杂的事件交织在一起，由其交集部分的性质决定了全盘走向的。这个时候，就很难说到底是哪一个事件、那一条线索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只能说若干事件拼接起了一个多边形，而这个多边形，就是那个时代。
处于多边形各个顶点的人或事，是某个时代之中的关键人或事，他们的个人好恶、决断政策、立场风向，往往会对全局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而事实上，他们恰恰正是在互相影响着，一方的改变，引起其他各方对自己行为的调整，直到这一时代的终了。
皇太极与袁崇焕：伐谋与攻城的较量
几千年前，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孙子就说过一段话：“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孙子认为，两军对垒，真刀真枪的决战，是不得已才做的事情，真正有智慧的人，不应该让自己陷入战争，而是在战争开始之前，瓦解敌人，孤立敌人，分化敌人，消化敌人。
显然，孙子的这种思想，是他一直倡导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孙子觉得，如果能在谋略上打败对手，那是最优秀的办法，其次就是在外交上孤立敌人，如果这两种情况都不行，就通过军事行动消化敌人，如果这也不行了，才能进行血腥的攻城战。
然而，在明清之际的战斗中，我们发现，真正运用了孙子这种战略思想的，不是号称名将的明朝督师袁崇焕，而是生于关外、文治水平相对落后的后金皇帝皇太极。皇太极用伐谋的办法，轻松地解决了袁崇焕，让袁崇焕这个一直使用攻城战术干扰自己发展的人被明朝的崇祯皇帝给冤屈杀害了。
皇太极在努尔哈赤死后，先是联合了其他几个大贝勒，推举自己做大汗，然后又效仿中原的习俗，把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抬高，超越了其他几个和他平起平坐的大贝勒，做了关外的皇帝。接下来，皇太极就要进行南征的准备了。
皇太极在位期间，多次南征。他南征的目的是什么呢？并不是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是要干掉明朝。其实他是要骚扰明朝，通过不断的骚扰，来趁火打劫，找到好机会，就掠夺一些明朝的人口、财物、粮食回关外。因为当时后金政权虽然已经建立，但是生产水平不高，生活质量也不高，和明朝比起来，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所以，皇太极使用了骚扰掠夺战术。
他一共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骚扰掠夺行动，第一次是在天聪三年，第二次是在天聪八年，第三次是在崇德（皇太极的第二个年号）元年，第四次是在崇德三年，第五次是在崇德七年。
可以看出来，这几次大规模的骚扰，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也就是说，经过一个周期，前一次掠夺的东西消费光了，于是就要继续掠夺。这有点打猎的意思，实际上，游牧民族有一种打猎经济，就是具有一定周期的围猎和掠夺行为。
这五次大的掠夺行为，后面四次都是在袁崇焕死后发生的，而第一次，则是皇太极有意诱引袁崇焕中计，设计了陷阱让崇祯皇帝猜疑袁崇焕而进行的掠夺行为。
当时，在辽东镇守、和皇太极对峙的，是袁崇焕。袁崇焕使用深沟高垒的战术，想要困住皇太极的军队，让他们不能前进，也就不能进行掠夺了。袁崇焕认为，只有扎根辽东，与皇太极长期周旋，才能彻底解决边境上的压力。实际上，袁崇焕当年正是依靠这种战术，成功地干掉了皇太极的父亲努尔哈赤。
当然，皇太极是不会上当的，他采取几个措施，一是绕过袁崇焕设置的边防线，从其他的地方出兵；二是尽量不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保存实力，消耗袁崇焕；三是寻找各种机会，让明朝内部起争斗，彻底除掉袁崇焕。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在辽西打宁远战败，打锦州战败，再打宁远还战败，袁崇焕守的宁远成为皇太极进攻山海关的一个主要军事障碍，军事上除不掉，怎么办？就是用计谋，皇太极在天聪三年（1629年）进行过一次对明朝的大范围骚扰。这一次，皇太极亲自统帅军队绕过袁崇焕的防区，从蒙古间道突破长城，攻陷遵化，直接打到北京。袁崇焕这个时候正在山海关附近，得到军报，便日夜兼驰，率领九千骑兵，叫“士不传餐、马不再秣”，到了广渠门外，崇祯皇帝不许进城。
十二月初一，旧历隆冬寒天，官兵露宿，兵没有粮，马没有草，同皇太极的军队作战，袁崇焕身上中的箭，像刺猬皮一样，但是打败了皇太极的军队进攻。皇太极惯用调虎离山、围城打援的计谋，把袁崇焕调到北京，消耗了袁崇焕的装备，接着，皇太极用了一个计谋，就是三国演义“蒋干盗书”的计谋。
皇太极抓了两个明朝太监，把他们囚禁起来，然后让他的两个将领高鸿中和鲍承先，在囚禁太监的房屋旁边立起一层破笠墙，然后在屋里“商量”起军事来。并说皇太极和袁崇焕已经有秘密约定，这事千万不可泄露出去。实际上这话就是说给那两个太监听的。第二天皇太极就把太监放了，跑回宫里的太监赶紧把袁崇焕“谋反”的消息告诉给了崇祯皇帝。于是，崇祯皇帝以议兵饷为名，让袁崇焕进城。城门是关着的，袁崇焕怎么进城？于是他们把袁崇焕装到一个筐子里头，用绳子吊到城上，袁崇焕是堂堂兵部尚书，蓟辽督师，却被装到一个筐子里头，这是何等的屈辱。袁崇焕到了皇宫，崇祯没有议饷，却马上下令逮捕袁崇焕，第二年八月在西市将袁崇焕磔死，千刀万剐。这样，皇太极不费一兵一卒，不用一枪一炮，借着崇祯皇帝的手杀了袁崇焕。
这是继南宋赵构冤杀岳飞之后历史上最令人扼腕叹息的一起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自毁长城冤狱，其回响会伴随中华历史，即使千年也依旧余音袅袅，让人悲愤痛惜。
崇祯给袁崇焕定的是叛逆罪，所谓“磔”即是分尸，比之岳飞遭遇更惨。赵构杀岳飞，虽为求苟安，毕竟是其私心作祟。而崇祯杀袁崇焕，则是地地道道的自毁长城，“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观崇祯其人的作为，并非如历史上以往的亡国之君那么昏庸荒淫，也没有坐视国事日非而不顾及，“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一度被朝野誉为“明主”，面对危难时局，一心励精图治，“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既然崇祯是一个勤于政事的勤勉皇帝，为何会作出此等不智之举呢？
这和崇祯的性格和心理有关。明朝的朱家皇帝，皆有近乎病态偏执性格，莫不多疑刻薄，刚愎自用，凡事以自我为中心。按现代心理学，所谓偏执症状是指带有妄想性的信念，通常是被迫害性的。至于偏执性人格指对于事实上或想象出来的羞辱，常有过分的敏感和自我牵连，故常有为此给予反击等想法。此种偏执性性格，人格相对完整，很少出现精神衰退现象。主要症状是妄想，但这种妄想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和逻辑性，归纳起来有两个特点：一是这类妄想渗透到妄想者人格的整个结构及特征中，二是妄想发展按部就班、逐渐进展、层次井然、前后协调、条理清楚，从而是自成体系。
偏执症状从明前朝太祖的多疑刻薄，成祖的狠毒无情，宪宗的滥用私人，武宗的狂妄自大，神宗的偏激逆反中都可以找得到影子。崇祯即位之际，国家早已积重难返，国事日非，忧愤之中的崇祯，妄想性的偏狭愈强烈，到后来，崇祯发展到认为一切皆归于“士大夫误国家”。对身担重责的大臣，崇祯通常是先寄予极大的，甚至是超出实际的期望，一旦令其失望之后，又一变而为切齿愤恨，必杀之而后快。
这样再论袁崇焕的冤狱，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崇祯刚开始对袁崇焕也是寄予厚望的。“崇焕入都，先奏陈兵事，帝召见平台，慰劳甚至，咨以方略。对曰：‘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帝曰：‘复辽，朕不吝封侯赏。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崇焕顿首谢。”袁崇焕说了句不该说的大话，五年平辽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不过崇祯信以为真了。而对臣僚一些纸面上娓娓动听，却无实际收效的言论，崇祯总是非常反感。这就种下了第一个祸根。
事后，深知崇祯性格的给事中许誉卿问及此事，袁崇焕回答：“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许誉卿提醒：“上英明，安可漫对。异日按期责效，奈何？”袁崇焕这才自知失言。所以后来，袁崇焕又对崇祯皇帝说：“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崇祯皇帝仔细倾听后，对袁崇焕说：“卿无疑虑，朕自有主持。”于是赐给袁崇焕尚方宝剑，可以先斩后奏。袁崇焕把话说得太满，崇祯平边心切，也不顾是否可行，一味下注，而后又感觉亏了本，以至认定袁崇焕辜负其信任，有被欺之感。这种下了第二个祸根。
“崇焕始受事，即欲诛毛文龙。”这是第三个祸根。毛文龙虽为地方军阀，实力也一般，但天启以来，明廷对其颇为倚重，“累加至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设军镇皮岛如内地。”
而且从战略上考虑，毛文龙以海岛为基地，以游击战术出击，确实起到了牵制清兵的作用。尽管毛文龙部有贪功、冒饷、不肯受节制、难以调遣等问题，但小疵不能乱大谋，袁崇焕杀毛文龙系冤杀、误杀，这基本是定论。结果辽之东南战场从鸭绿江到旅顺的主要城镇、海港、海岛以及属国朝鲜，都先后被后金占领，明几乎全部退出上述地区，毛文龙多年的惨淡经营化为泡影。
何况，毛文龙死后，局面更加乱。其部下尚可喜、耿精忠先后作乱，而后降清，更证明了这一点。毛文龙被斩，“帝骤闻，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这仅仅是崇祯基于用人不疑的思路，他对此是相当不满意的。这样，袁崇焕有过在先，就更不能出一点岔子了。
当时，尽管明屡战屡败，但基于天朝尊严，“诸将罔敢议战守”。而“议战守，自崇焕始”。不过，袁崇焕的和议虽战略上完全正确，但没有顾及骄纵自大，尚无危机意识的“国情”。“崇焕初议和，中朝不知。及奏报，优旨许之，后以为非计，频旨戒谕。崇焕欲藉是修故疆，持愈力。”后来袁崇焕迫于压力，也不敢多言议和，他对崇祯曾经小心地建议：“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
虽然得到认同，不过这种与皇太极关于和议的私下书信往来，是比较容易授人以柄，而且极易引发猜疑的事情。崇祯本人对议和的态度表面比较暧昧，但内心绝对反感。后来到崇祯十年，又有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及此事，崇祯也曾私下允许杨见机行事，但又下令严禁邸报传抄，主要是碍于面子，不愿与后金平等对话，害怕外廷议论。而后来京都危机，袁崇焕议和之事被曝光张扬，为祸根四。
但是，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皇太极设下的圈套。皇太极先是绕过袁崇焕的防卫线，直逼北京城，然后引来袁崇焕，在北京城外和自己作战。崇祯知道袁崇焕守卫辽东有功，但是，崇祯就会奇怪，既然袁崇焕那么厉害，为什么皇太极一下子就能突破了防线，而且打到京城了呢？
当时，皇太极突破的那个关口，应该是蓟辽总理刘策管辖的范围，不在袁崇焕的职守之内，而袁崇焕听说皇太极打到北京，马上率军千里营救，应该是有功无罪。不过，京都百姓和一些无知官员不懂这些国家政治军事大事，只觉得既然是袁崇焕戍边，敌大军压境，自是袁守疆有过，于是怨声载道，皆指袁崇焕的不是。何况袁崇焕有与敌和议的事实，更使得“朝士因前通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这是祸根五。
根据《明史》记载：“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这就是说，杀袁崇焕是后金皇太极的反间计。反间或有之，但实际未必是袁崇焕的死因。袁崇焕下狱是崇祯二年十二月，处斩是崇祯三年八月，中间有近九个月的时间，如果要慎重审讯，反间不难破解。崇祯虽偏狭，但并不昏庸，对国事也不是不了解。京都危机无须仔细分析就可明白与辽东防线无关，这根本是基本事实。然而，崇祯痛恨的是袁崇焕戍边以来，未曾为他分忧，尽管辽东稳固，但清军依然可以大模大样地绕过山海关骚扰边境。五年平辽的诺言看来是不实之词。这是对大臣要求苛刻的崇祯所不能容忍的。此外，后金居然兵临京师，引发了朝野的骚动、惊恐和不安，所以这等奇耻大辱必须由一个罪不可赦的替罪羊来平息，否则天朝面子何在？此事之后，袁崇焕因和议曝光而广受非议，对辽东局势，当时朝野虽有危机感，却并未真正警醒，始终停留在战事不利始于将帅无能的旧思维方式上，恰恰和议对如此的一个依旧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的王朝是最难以启齿的羞耻，这是最后一个祸根。
有此六因，袁崇焕的悲剧就在所难免地发生了。皇太极恰恰抓住了机会，而且皇太极十分清楚明朝内部君臣之间的不和，所以，他抓住了机会，给袁崇焕制造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里通外国的罪证，让崇祯本来不平静的心更加混乱，最后处死了袁崇焕。
前面说过，皇太极执政的时候，五次对明朝进行大规模的掠夺和骚扰，第一次，就是一边掠夺，一边引袁崇焕中计。把袁崇焕除掉之后，皇太极就再也没有什么顾虑，可以按照后金王朝的消费周期，不停地对明朝进行资源的抢夺了。
皇太极能够认识到如何除掉袁崇焕，然而，袁崇焕却只把精力放在军事对垒上，没有想过如何通过其他方式来除掉皇太极。我们设想，如果明朝政府能够放下姿态，委托袁崇焕与蒙古的可汗谈判，同时说服那些在皇太极当政之后失势的大贝勒，也许情况会完全不同。
实际上，皇太极和袁崇焕都存在内部的危机，不同的是，皇太极抓住了机会，袁崇焕则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是停留在军事攻防上。所以，多谋善断的皇太极，最终战胜了用兵如神的袁崇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