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党锢”，就是操纵政柄的宦官把对他们进行抗争的士大夫指为朋党，并以此为罪名剥夺其政治权利。在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轮流把持政权，可是士人反对外戚的时候少，而对宦官则无时不反对，这是因为东汉的外戚多出身于社会上层，个人的儒学修养也比较高，他们与士人有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联系。宦官多出身于下层的贫苦人家甚至佃农之家，很少读书，与士人一向缺乏联系；在外戚里面还有一些比较谨饬的。而宦官有势者则多肆无忌惮。
众所周知，梁冀是外戚中最坏的，在他被杀以前，士人对外戚、宦官均有斗争，梁冀被杀以后，权力专归宦官，士人一直与宦官进行斗争。士大夫和太学生不仅在舆论上抨击宦官，许多做地方官的士人还用实际行动惩治作恶多端的宦官及其党羽。由于昏庸的皇帝经常袒护宦官，所以许多士人遭到打击报复，但他们仍不畏缩，为了激励士气，他们把朝中颇有声望的官僚士大夫加上各种名号，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名目。桓帝死后，灵帝即位，窦太后临朝，窦太后的父亲窦武与陈蕃共同辅政，于是重新起用遭受禁锢的李膺、杜密等，共同筹谋诛除宦官，但措置不力，遭到失败。宦官杀死窦武、陈蕃，还制造了一个“钩党”之狱，捕杀李膺、范滂等一百多人，并把“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都指为党人，兴起了迫害的大狱。
在党锢之祸中，被宦官杀害的都是一些作风比较耿直的士人。实际上，他们还是比较忠于汉朝皇帝的。这些人被杀害或者剥夺了政治权力之后，那些侥幸免于迫害的士大夫看到他们的同伴不断惨遭杀戮，对东汉的腐朽统治逐渐产生厌恶，甚至不复希望其继续存在。同样，他们对宦官的厌恶已经发展到了仇视的程度，几乎事事都要和宦官对着干。
经过上面的介绍，就可以知道，东汉时期宦官和士人之间从钩心斗角的政治斗争演变为疯狂的互相复仇之间的历程了，既然这样，士大夫出身的官僚和名士们，自然对一切和宦官有些关系的人怀有敌意。曹操的父亲曹嵩当年做了大宦官曹腾的养子，士大夫们不能原谅这一“有污点”的出身，每每以此来攻击曹操属于宦官一党，不但不信任他，而且在曹操和其他的大军阀、大官僚产生矛盾的时候，还对他倒戈一击。更有甚者，曹操在政治斗争上的对手们甚至散布出谣言，说曹操的父亲曹嵩不是曹腾的养子，而是曹腾的私生子云云。
可以说，曹操和袁绍在人们心中的区别，以及人们由此产生的他们之间的政治路线差别属于宦官政治和士大夫政治的分野，完全是东汉中期以来宦官和士大夫在政治斗争中水火不容状态的延续，这个问题上，曹操完全是无辜的受害者，白白背上了“阉竖余孽”的恶名。而且，曹操奉行的政治路线，并没有像宦官那样严厉打击士大夫，也不像宦官那样倒行逆施，为了一己私欲不顾人民死活。相反，袁绍的政治路线，却有点和宦官政治相近，任人唯亲，妒忌猜疑，所以最后他手下最出色的谋士们都被扔在一边，而袁绍自己却尝到了兵败的苦果，多年积蓄的政治势力一朝之间化为乌有。
名士：成英雄还是成霸主
汉末黄巾起义之后，一直到三国鼎立之前，先后崛起的那些地方实力派军阀们，和依附于他们的政客，在政治见解和政治实践上，都出现了一个大方向上趋同的势头，那就是前面我们说到的在“内轻外重”的局面下，争夺中央控制权，想成为号令天下的霸主。而这种大趋势下，还是有些差异的因素存在，虽然大部分军阀的目的是在乱世成就霸业，但还有些从东汉地方官员出身的实力派想要维护汉朝的统治，遵循儒家所奉行的“王道”的礼法传统。更有特殊情况的，就是愿意偏安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做几年土皇帝，等到真正的霸主出现，再率众归附。
乱世之中，东汉政府一向倡导的忠君爱国的政治理念，被那些原本出身于士大夫阶层的大官僚和大军阀们所背弃，而这些人，往往是受到儒家教育最深的——当然，出身于戎马的董卓除外。是什么让他们一夜之间就背弃了自己先前所信奉的理念，而加入到政治权力的角逐之中了呢？
还是这个乱世。在乱世之中，有一个不成文的生存法则，就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如果你在安定的太平盛世能够恪守儒家忠君报国的理念，在乱世，你首先应该考虑的就是个人的生存问题，因为太平年景下，你不必为了生存而忧虑，所以可以谈忠君报国，但是乱世一来到，你随时可能被其他的军阀吃掉，还谈什么忠君爱国呢？这就是一个生存底线的问题。以前一直很流行一个心理测试，说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妻子同时落水，在只能救一个人的条件下，到底要救妻子还是救母亲。这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且是让你选择感情立场和生存立场的问题，和军阀们在乱世的选择一样。救妻子还是救母亲，这本身就是一个给谁生存权利的问题，没有生存，谈不到感情，而现在主动权在你，你还只能选一个来救，怎么办？是按照感情的深浅，还是按照生存权利的先后？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因为谁都没有权利随便剥夺别人的生存权，所以搞这么一个心理测试，本身就是违背人道原则的。乱世也是这样，乱世不讲人道原则，只讲生存原则，乱世不讲人性，只讲适应性，活下来才是硬道理，否则一切都是笑话。
孔融，东汉末年的才子、儒家士大夫、官僚，他就十分信奉儒家的伦理道德，觉得袁绍、曹操、公孙瓒这些人喊打喊杀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是犯上作乱。按照儒家的道德观念来说，孔融觉得是合格的，但是最后怎么样了呢？他被杀了，而且全家都被灭门，为什么？因为他违背了这个乱世的生存法则，他不让军阀们喊打喊杀，但是军阀们根本不听，也不能听，一旦停止武力竞争，马上就会被其他人吃掉，自己的脑袋都保不住了，还谈什么礼义廉耻啊？虽然儒家强调舍生取义，但是那是一个违背一般人行事原则的超出道德底线的标准，所以大多数人做不到，做到的人只能是凤毛麟角。在这样的条件下，军阀们基本是无从选择的，因为一旦他们选择了放弃霸权，他们就要成为其他霸权的牺牲品。
从生存伦理的角度来说，军阀们选择霸权，选择了古代思想家所说的“霸道”，在他们本人来说，也是别无选择的，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是什么让他们开始互相争斗，非要用弱肉强食的原则不可呢？
是权力。如果不涉及权力争斗，即使国家有了大的变乱，也不会出现为了生存而放弃道德的事情，比如北宋因为金国的入侵而灭亡之后，中原地区也是陷入了变乱的局势，但是无论是留在开封的宗泽，还是后来转战南北的岳飞、韩世忠，都没有为了个人权势而进行互相争斗，而是一致对外进行抗金战争。但东汉末年不同，一来没有外在的威胁，二来出问题的是国家内部，中央政权有了缺口，自然要有人填补，所以军阀们才会在权力面前不顾一切冲上去，力争建立霸权的。
霸道是如何实现的？霸道这种政治路线，具体是如何在乱世里成长起来的？从曹操的个人奋斗历程和曹操与袁绍争夺中原霸权的斗争中，可以看出霸道的具体表现。
熟读《三国演义》的人们都知道，有一段故事叫做“十八家诸侯讨董卓”，这有点像《说唐》里面的十八家反王聚义，又像《封神演义》里面的八百镇诸侯反朝歌的说书模式，煞是热闹，而且里面还有“温酒斩华雄”、“王允连环计”这类的传奇。不过，各路诸侯讨伐董卓的事情，历史上确实是有的，而且领袖人物也正是《三国演义》里面提到的袁绍。
袁绍字本初，出身于“四世三公”（连续几代都做朝廷中最重要的官员“三公”）的大官僚家庭，袁氏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袁绍本人也十分具有英雄气概，能折节下士，所以许多士大夫都来投靠他，一时间可以和名声显赫的“战国四公子”相比。灵帝时期，袁绍也曾参与过诛杀宦官的活动，并且同何进家族关系比较密切。
当董卓想要废少帝改立献帝的时候，袁绍首先表示了反对。当时二人之间有一段十分有趣的对话。袁绍不同意董卓行废立之事，认为董卓没有那个权力，董卓说：“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袁绍马上反唇相讥，说：“天下健者岂惟董公？”说完之后便做了一个长揖，接着起身扬长而去。
这是个戏剧性的场面，二人的对话也有斗智的玄机。不过，这一问一答，恰好体现了当时内轻外重的事实。董卓那种舍我其谁的劲头，完全是个地方豪强“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神气。而袁绍那种充满豪气的反对之词，更是告诉董卓，不要以为你先下手一步控制了皇帝，你就是永远的霸主，天下的地方豪强还多的是，大家竞争起来，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袁绍敢于在朝廷上和专横跋扈的董卓对峙，这并不像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所为，而更像一个敢怒敢言的名士的做派。当然，袁绍在处理皇帝废立的事情上，态度其实和董卓没有什么不同，他也没打算让王室发言，只是想着用实力比拼来决定。这完全是一个霸主的姿态，虽然那时候袁绍只是一个并没有多少兵马的官员。
最终还真的是被袁绍给说中了，董卓没有笑到最后，董卓之后，大小地方势力纷纷上场争夺中央的控制权，内轻外重的局面已经达到极致。
当时袁绍当面顶撞了董卓之后，董卓因为自己在京城还没有站稳脚跟，不愿意和出身大家族的袁绍撕破脸皮，所以没有下令杀掉袁绍，而袁绍也害怕董卓的追杀，于是私自逃奔冀州。董卓听说之后，先是下令缉拿袁绍，后来怕袁绍联合其他地方势力反对自己，所以任命袁绍为勃海太守。并任命仍在京的袁术为后将军，曹操为骁骑校尉。可是袁术、曹操也和袁绍的想法一样，不愿与董卓合作，而想自己干一番事业，和董卓放手一搏，所以袁术出逃到了南阳，曹操出奔陈留。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初，关东州郡纷纷起兵讨伐董卓，推勃海太守袁绍为盟主。袁绍自号车骑将军，与河内太守王匡屯兵于河内（郡城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冀州牧韩馥留守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供应军粮。豫州刺史孔伷屯兵颍川（郡城在今河南禹县）做接应。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邈弟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及曹操均屯兵酸枣（今河南延津县北十五里）准备和董卓在洛阳一带决战。后将军袁术屯鲁阳（今河南鲁山）。他们的军队，多者数万，少者数千人。在关东州郡起兵反抗董卓以前，黄巾军余部郭太等也重新起兵反抗苟延残喘的东汉朝廷，当时董卓派女婿牛辅率军镇压，但没有取胜。关东联军起兵之后，董卓见联军声势浩大，又怕黄巾军切断他逃回自己的根据地关西的退路，打算迁都到长安，但朝中大臣多持反对意见。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二月，董卓胁持汉献帝及群臣逃往长安，诸侯们讨伐董卓初步成功。
而曹操的崛起之路，与袁绍那种一开始就盛气凌人的霸主姿态和名士气质截然不同。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曹操父亲曹嵩的养父曹腾的个人政治路线。曹腾是一个很有权势的大宦官，曾做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曹腾在宫中服事达三十余年，前后经安、顺、冲、质、桓五帝。曹腾的政治作风与一般宦官不同，他对官僚士大夫竭力拉拢，当时的朝野名士如虞放、边韶、延固、张温、张奂等都由于他的提携而致位公卿。因此，士大夫对他颇有好感。曹腾的养子、曹操的父亲曹嵩由于曹腾的庇荫，历任司隶校尉、大司农、大鸿胪等中央高级官吏。汉灵帝中平四年（187年），曹嵩以巨款买得三公之首的太尉。曹氏一门做高官，享厚禄的颇不乏人。曹腾亲近士人的路线，曹嵩跻身高级官员的行列，都给曹操的童年打下了一定的烙印。
曹操自幼就十分机警，有权术，行为放荡，有名士的风度。不过他并不是一个浪荡子，极为好学，博览群书，特别喜欢研究孙子兵法。曹操的文学武略，从小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东汉时代，一般士人要想进入政界，除了依靠父祖庇荫外，本人也要“交游士林”，以便互相赏识和援引。东汉宦官虽很跋扈，但宦官一般出身于非读书仕宦的家庭，没有雄厚的社会基础，往往本人一死或失势，其子孙亲党也跟着垮台。曹腾子孙与此不同，不仅曹嵩一直在朝中做高官，曹操也从幼年开始就和官僚士大夫有密切的交往。
曹操少年时，官僚名士如桥玄、何颙、张邈、蔡邕等都和他关系密切。袁绍出身高门，是一个不轻易接待宾客的高贵公子，曹操少时也与他交往。曹操靠着家族的影响和自己的才能，在少年时代已经受到一些官僚名士的重视。如太尉桥玄曾对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天下即将进入乱世，如果不是天命庇佑的人才，不能扶危济困拯救天下苍生，能够让天下安定的人，难道就是你曹操吗？）名士何颙见到曹操的时候，说得更为直接：“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
当时一般公卿子弟做官非常容易，曹操二十岁，即被举为孝廉，做侍卫皇帝的议郎。接着又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那时东汉王朝腐败已极，到处豪强横行，欺压贫民，目无法纪。曹操年轻气锐，颇思有所改革，为百姓除残害，为自己树名誉。他一到洛阳北部尉衙门，便修缮四门，造五色棒，在每门左右各悬十余枚，有犯法者，不避豪强，都用棒打杀。一次，灵帝最宠爱的宦官蹇硕的叔父于夜间行走，也被用棒打杀。因此，豪强有所畏惧，不敢轻易犯法。而豪强及其幕后支持者都把曹操看作眼中钉，必欲拔去之而后快。但由于曹操也有靠山，他们无可奈何，只好改变手法，在灵帝面前夸奖曹操甚有吏能，于是把他外放为县令。不久，曹操又回朝为议郎。议郎不担任实际政务，专门给皇帝提供意见。当时朝政昏浊，奸邪充塞，皇帝为宦官、贵戚所包围愚弄，不知下情。灵帝建宁元年（168年），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谋杀宦官，结果反被宦官所杀。曹操特为窦武、陈蕃上书申诉，但灵帝未予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