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经常有一个错觉，那就是名士只能是文人，不可能是政治家，而英雄只能是失败者，不可能成功，霸主则既不是文人，也不是英雄，只是刘邦、朱元璋那样靠着阴谋和野心而夺取天下的小人物。
这是人们的一种偏见，因为人们不肯相信，有的时候，名士那种放荡不羁的气质，也会成为政治家的品性，他们也不相信，英雄那种义无反顾的精神，也会成就一番事业。
确实，在古老的国度，拼杀争夺的政治中，像样的政治家太少了。
不过，在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真的成就了一些名士和英雄，让他们成了成功的霸主，同时，也让另外一些英雄和名士成了失败者，为成功的英雄和名士做陪衬。
那就是三国时代，一个能让英雄和名士展现政治才华的舞台。
出身·误解·政治路线
古希腊的哲学家、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对国家的政治体制进行了一个分类：他认为，国家的政体，可以分为平民政治、贵族政治和君主政治三种。而这三种政体，又有其变异形态，那就是民主政治、寡头政治和僭主政治。不同的政体，会实行不同的政策，也会使用不同的管理形式。
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概括，对整个世界的古代时期的政权形势都具有典型作用。而中国自秦始皇建立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之后，君主政治的帝国就成为历代政治的主流。如果按照柏拉图的理论，君主政治下的君主，应该是具有法定身份的，如果是靠着个人的军事或者政治势力夺取君主的宝座，那就是僭主。
柏拉图理论中的“君主政治”，和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王道”具有共通之处。所谓王道，就是要遵循儒家的伦理道德，实行有益于人民的仁政，优待士人，强化等级制度，用正义作为自己的旗帜。显然，这是儒家的一种理想形态的政治，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根本没有真正出现过，而中国历史上的常态，则是“霸道”。霸道的政治路线就接近柏拉图所说的“僭主政治”了，强调凭实力夺取天下，以刑法慑服臣民，是明显的军事形态的帝国。
王道是儒家的理想，而霸道是法家理论的产物，这是战国时期形成的两种对立的政治路线。到了秦汉帝国之后，这两种理论逐渐走向了合流，所以西汉的皇帝才会说，我们汉朝，向来治国的策略是将王道和霸道杂糅起来的，一味的仁政王道只会毁了国家。
到了汉末三国时期，东汉皇帝的权威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地方军阀们相继起兵，争夺对中央的控制权，从中外的经典理论来说，这些军阀以地方势力企图操纵中央，这属于僭主的勾当，也就是中国政治文化中所说的“霸道”。这一点，并不因为起兵的军阀们个人的家族出身而有什么区别。
以往一直有这样一种理解，认为军阀们的出身不同，所以导致他们实行了不同的政治路线，这种观点从古代到现代，一直有人这么说，甚至一些学术著作里面，也说袁绍出身于“四世三公”的贵族家庭，受过良好的儒家传统教育，所以他奉行的是儒家的政治路线，而曹操则因为出身于宦官养子的家庭，从小耳濡目染的就是尔虞我诈的权谋，所以他推行的是法家路线，刘备则因为出身汉代皇室旁支的后裔，所以代表了汉代正统，是王道的代言人，等等。
这个说法特有迷惑性，为什么呢？因为从现象上来看，出身于士大夫家族的人，他们几代人的政治倾向，往往都是代表着士大夫利益的。而宦官的党羽或者养子，因为投靠了宦官，所以在政治路线上，更加接近宦官集团。所以，人们对袁绍和曹操有这样的认识，也不足为奇。当然，不足为奇并不是说正确无误，前面我们说了，按照经典的理论，曹操和袁绍都是“霸道”的执行者，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他们的出身，并不能影响他们的政治路线。
出身是什么？是一个人从他的家族所继承的政治资源，比如政治观念、政治势力、政治地位等。曹操和袁绍在出身上的不同，就在于一个继承了家族的士大夫的名声，一个背负了家族投身为宦官养子的恶名。然而，这种由血缘出身所带来的政治资源上的不同，具有不稳定性，因为你即使继承了家族的政治资源，但是这个资源并不是就跟着你走的，你自己还要成长，还要有自己的政治经历，这种政治经历是什么呢？就是资历。政治资历，是一个人凭借自己的能力，加上家族影响、时代机遇等综合因素，所获取的政治资源。这种由政治资历带来的政治资源，才是和你个人的政治路线一致的，不然就没办法解释为什么尧舜禹都是由禅让做了君主而到了禹的儿子启的时候为什么就从禅让制度一下子变成家天下了。
所以说，出身和资历，是一个人政治路线的两个支撑点，而这两个支撑点中，出身可以说是先天的，就好比人的遗传能力，而资历则是后天的，是自己在不断的历练中获得的能力。先天遗传的能力如果长时间得不到开发，也会退化甚至完全失去这种能力，而后天获得的能力，在不断的激发和锻炼中，则会越来越强化，并成为你独有的特殊能力。政治路线也是一样，先天获得的（出身），只不过是一个起跑线，后天培养的（资历），才是真正的特色。
从东汉末年到三国的历史来看，当时存在的可供选择的所有政治路线，都是大小军阀们可以共享的政治资源，他们可以选择王道，比如迂腐的士大夫孔融。也可以选择霸道，比如曹操、袁绍、袁术等人。更可以选择“无道”，比如军阀割据的先行者董卓。而军阀们最后选择这样或者那样的政治路线，并不在于他们的血缘出身，而在于十分具体的现实原因，那就是他们的政治资历，即他们在政治生活中获取的政治资源和形成的政治取向。
那么，既然事实是这样的，为什么人们还会有袁绍和曹操一个是儒家一个是法家的看法呢？这个看法是怎么形成的？
按照现存的历史记载，正是因为东汉末年特有的政治生态，才会让人们有如此浓厚的出身论意识。而这种以出身来判断袁绍和曹操政治路线分野的说法，正是当时人们的论调，而被记载进了《后汉书》和《三国志》。所以，要真正破解出身论意识，还要从东汉末年的政治生态说起，从宦官专权和士大夫抗争说起；而且，要知道袁绍和曹操政治路线的区别并不是士大夫政治路线和宦官政治路线的分野，还要知道士大夫政治和宦官政治的路线究竟都有什么特点。
东汉政权建立之后，只有光武帝和明帝、章帝能够做到政由己出，不受豪强大家族的左右。章帝死后，就出现了小皇帝君临天下的局面。这些小皇帝们大多还在襁褓之中就登上皇位，根本无法处理国家政务，因此政权便落在母后及其父兄（即外戚）手里。等到皇帝长大以后，想要收回政权，只有和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宦官——商量，于是皇帝在宦官的协助下，打倒了外戚。宦官因为打击外戚有功，并且又能围在皇帝身边，讨好皇帝、愚弄皇帝，所以实权便落在宦官手里。不久，这个皇帝又因为生活过于荒淫而死去，于是再来一套外戚专权然后宦官弄权的过程。
东汉中后期一百余年的历史，可以说是外戚和宦官争夺统治权的历史。从外戚和宦官斗争的事实看，宦官越来越占上风。东汉时宦官曾经多次协助皇帝推翻外戚的统治。为什么作为宫内的服役之人，宦官能够有如此大的政治能量和嚣张的气焰？这是因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皇帝既和外戚有矛盾，又害怕同姓诸王和大臣篡夺政权，同时也不愿让他们同士人过多地接近，所以容易信任宦官。
宦官大都出身在门第低的家庭，本人又是无后之人，没有声望和社会地位，使皇帝感到他们没有篡夺政权的危险，所以对宦官的猜疑最轻。同时，宦官常在皇帝身边，他们对皇帝察言观色，对皇帝的脾气禀性摸得十分清楚，进而迷惑、愚弄皇帝，让皇帝把他们当作最可信任的人。另外，大部分宦官都是自幼便在宫廷中生活的，对宫中朝中之事颇为熟悉。特别是在宫中，他们的势力盘根错节，耳目众多，外戚、大臣同太后有什么预谋，往往被他们事先侦知，因而能随机应变，先发制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外戚虽然同宦官有矛盾，但东汉母后临朝者多，不能不让宦官传达政令，宦官就出现了“手握王爵，口含天宪”的行政优越地位，还能利用皇帝同太后的矛盾，从中窃取权力。
基于以上各种原因，宦官势力逐渐膨胀，形成了大小宦官们结党营私把持朝政的局面，特别是诛除外戚梁冀以后，朝廷的控制权就全部落入了宦官手中。永康元年（167年），汉桓帝驾崩，灵帝即位，外戚窦武与官僚士大夫领袖人物陈蕃密谋铲除那些手握朝廷大权的大宦官，但事情泄漏出去，他们反而被宦官先下手为强全部捕杀。此后，年仅十三岁的汉灵帝，完全成为当政的大宦官曹节、王甫、张让、赵忠等手中的傀儡。灵帝自己也十分依赖宦官，甚至说出“张常侍（张让）是我公，赵常侍（赵忠）是我母”的话来。生杀大权被宦官掌握，朝廷重臣也受到宦官的管制和监视，张让等人被称为“十常侍”，横行朝野，无所不为。
东汉中期开始的宦官当政，虽然和外戚干政一样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皇帝的亲信在年幼的皇帝无法独立处理国家大事的时候代为管理，但宦官在人们心中，是“刑余之人”，本身在生理上不算一个完整的人，所以受到官僚士大夫们的蔑视，宦官自己也有一定的自卑心理。所以，宦官当政之后，也对轻视他们的士大夫进行打击和压迫，而且对与他们争夺中央政治权力的外戚不遗余力地进行打压，使得朝廷的权力成为他们发泄私欲、打击报复的工具。这样一来，宦官专政就变成了祸国殃民残害大臣的黑暗政治，加上宦官的政敌们所作的渲染和夸张，让宦官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拦路虎，于是宦官们更加变本加厉地打击对手，坐实了他们祸国殃民的罪名。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让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也严重堵塞了士人阶层的仕进之路，因而引起了民众与士大夫们的抗争。
士大夫的力量，在东汉时期，也已经基本成熟，成为外戚、宦官、王族、豪强之外的另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在春秋战国时代，“士”阶层已经壮大起来，他们凭借其文化知识积极参与政治，到处游说。有些士人出将入相，纵横捭阖，受到各国君主的重用，正是所谓“得士者强，失士者亡”。多数士人为了找到一个可以建功立业的机会，经常“朝秦暮楚”，只顾个人功名利禄，谈不上忠于哪一个政权。
秦统一以后，早已成为显学的儒家虽然具有广泛的社会力量，但秦王朝所重用的只是熟悉法律的官吏，阻塞了儒生的仕途道路。所以当陈胜领导农民进行反秦斗争时，有的儒生也跟着造反。西汉政权建立以后，吸收了秦王朝这个教训，对儒生有一定程度的重视。到汉武帝时，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式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但西汉时期，只是加强了儒生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并没有成功地给他们灌输忠于刘氏的思想。到王莽把持政权时，给王莽歌功颂德，甚至劝王莽做皇帝的儒生也不少，致使王莽轻而易举地篡夺了政权。刘秀及明、章二帝吸取了这个经验教训，特别注意表彰士节，对不肯在王莽统治下做官和隐居山野的士人加以表扬和优待，或者给以高官厚禄，光武帝本人甚至和当时的名士严光有十分密切的交往。这样做，是为了让士人知道要想做官和求得名誉，不一定专门去投靠权贵，只要一个人的行为清白，照样可以出人头地。
东汉统治者除了积极表彰士节以外，还大力提倡学习儒家经典，给士人开辟广阔的利禄之途，从而扩大忠于王朝的依靠力量。汉明帝崇尚儒学，命令皇太子及王侯大臣子弟都读经书，连卫士都要读《孝经》。其他如掌朝政多年的和帝邓后、顺帝梁后，也有类似的劝学措施。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攻读儒家经典更加热门，甚至成为士人做官发迹的不二法门。读儒家经典的儒生和士大夫自然要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到东汉后期，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更进一步浸透于士人的头脑。
东汉时期，由于儒学被朝廷重视，所以公私讲学也成为社会上一个时尚，朝廷还对学习儒学的士人给予经济上的照顾措施，使士人队伍日益扩大，他们的经济力量和社会政治地位也与日俱增。到了东汉后期，士人阶层已不只是达官贵人的攀附者和门生清客，更已经成为一支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政治力量了。
而士人力量日益壮大的时候，恰好也是宦官权势猖獗之日。因为士大夫对宦官的蔑视和对宦官把持政局的抨击，宦官自然要对士人进行打击管制甚至使用暴力。这样一来，士人的从政道路自然而然地就受到阻塞。再者，由于宦官和外戚的争斗，引起政治腐化，使农民起义事件层出不穷。因此，士人怀着拯救国家危急的政治理念，同时也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便不能不与宦官进行斗争。
在士人和宦官两个敌对的阵营中，士人群体除了社会上中下阶层出身的士人和太学生以外，还包括许多由士人出身而做到中央和地方大小官吏的人。这样，士人与官僚在政治上的结合更加密切。太学生与朝中大官往来，当然是为了求仕，而大官亦愿诸生为他效力，乐于和太学生交结，如外戚窦武把两宫赏赐全部分赐给太学生。当时太学生标榜的士人领袖，最高的是“三君”，即大官僚窦武、陈蕃、刘淑。这说明有些官僚已经和士人结合起来了。在东汉崇尚名节和激浊扬清的风气影响下，太学生、名士和有声望的官吏的言论，常常能够影响和指导各地士人的行动，使他们向往并参加这一结合，形成了广阔的士大夫集团，而与宦官相敌对，于是招致了所谓“党锢之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