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创作于1933年的《离婚》成功地塑造了典型的市民形象“张大哥”和夹缝中生存的人物“老李”，对北京的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中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嘲讽和批判，从男性角度叙述离婚背后的世俗文化心理。女性读者也可以从中了解男性离婚的心理基础和文化背景，了解你的另一半是成功婚姻的基础。
老舍在《离婚》中虽然用“零度写作”的手法设置了“所有人”的张大哥和“不顺眼”的老李两个独特的人物，但其中却包含着深切的体谅和同情，因为这代表了中国两类典型的男人心理。“所有人”的张大哥，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不顺眼”的老李，永远闷闷不乐。这两类男人是最容易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
张大哥的生活是传统的，是自得其乐的。他在自己关注的生活侧面里寻找快乐，寻找趣味。他认为“趣味”比“必要”更文明，“常识”比“诗意”更有意义。他对生活的讲究细致达到了乏味无趣，对人的认真热情达到了敷衍不负责任，他把生命的过程当成了生命的意义，把乐趣当成了目标，把事业当成了消遣，陶醉在现有的生存状况，害怕有任何变动，一味地维护旧有秩序不善思索。张大哥不是一个完全守旧的人，他有自己的一套“改良”方案，他执著于自己的快乐，热情地帮助他人。永远活在形式中是张大哥的不幸。
“不顺眼”老李是从乡下走入城市的人，很少受城市文化的影响，对城市又充满了幻想，甚至相信把太太、家带到城市，生活会有“诗意”。生活在夹缝中的老李，在俗世中拒绝“常识”，追求“诗意”，他渴望自由，却怕承担责任，他喜欢在公寓里有人送水，讨厌在家要自己烧水；他把太太接来城里是想让她变得文明，不再是“红袄绿裤”，可是太太来了，他却只是冷眼旁观，没有给予任何建议和帮助。他把对太太的失望转移到对马少奶奶的憧憬上，找到“诗意”却没有勇气和力量去追求，不是怕太太不同意离婚，而是他要等待马少奶奶先行动，他希望以救赎的身份走进马少奶奶的生活，他把马少奶奶看成是被拯救的对象。
老李忽视身边的快乐，以至于他会被小贩的周到和邻居的热情感动得一塌糊涂，生活的感动其实每天都在，只不过老李那颗高高在上的心忽略了而已。当马少爷回来和马少奶奶住了一夜，老李便觉得一切没有了希望，马上逃离了他的“诗意”，没有和马少奶奶商量也没有和自己的太太商量，他的男权意识已经使他来不及倾听马少奶奶的感受，来不及征求太太的同意。老李既无法融入市民生活，又无法接近“诗意”，他的悲哀在于永远无处可逃。
老李把太太从乡下带到北平，希望改造自己的生活，试着过上和张大哥一样的生活。李太太来到北平，经过一番“文明洗礼”，由纯朴直爽的乡下气息变为世俗自私的市民派头，这证明了改造的“成功”，却使老李害怕了这种成功而逃离了北平和衙门。李太太作为被改造的个体，曾受过马少奶奶的良好影响，学习城市妇女生活，可是她却自动给自己定位为职员太太的群体。受这个“国际联盟”的影响，她开始学会侦查丈夫，留有私心，努力维持和丈夫的既定关系，却不知这样使丈夫更加反感，夫妻感情更加冷淡。改造必须是在自身反省的基础上，在良好的环境影响下，才有效果，正如孔子所说的“里仁为美”，这也许才是真正的美丽。
老李的逃离不是由于苦闷婚姻的不得意，而是质问“婚姻制度根本要不得”，因为一旦有婚姻限制，夫妻就没有了“诗意”，没有了自由。
老舍站在民间的视角来阐述故事的内容，以平等对待之心和无限沟通之意来看待婚姻制度，关注了鲜活的个体生命在婚姻中的消磨和瓦解。老舍更关注离婚的无意义，在于探寻婚姻的合理性和离婚前的心理动机。
不妨来看看这本现代文学上的经典，看看七十多年前中国人对于婚姻的观点，“老李”和“张大哥”依然活在今天，在中国他们代表了两类小男人，他们的思维方式有他们的可悲之处，也有其智慧的一面。女人，也许也应该用另一种角度来思考婚姻，体谅你生活的另一半。婚姻中的小计谋只是你可爱的手段，是你智慧的标志，但真的感情才是你婚姻的特色，是你生活的目的。
5.一个女人的城市传奇——王安忆《长恨歌》
“上海的弄堂里，偶尔会有一面墙上，积满了郁郁葱葱的爬山虎，爬山虎是那些垂垂老矣的情味，是情味中的长寿者。上海弄堂里因为了这情味，便有了痛楚，这痛楚的名字，也叫王琦瑶。”
在王安忆的笔下，上海的弄堂也是有灵魂的，这灵魂也是一个少女的形象——王琦瑶。王琦瑶闭月羞花，着阴丹士林蓝的旗袍，身影袅袅，漆黑的额发掩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单看这些，王琦瑶与经典恋爱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别忘了，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她的心是上海弄堂的心。如果读者希望在王琦瑶身上，或者在《长恨歌》里看到纯粹的美，纯粹的爱，那他免不了会失望的。《长恨歌》里的一切都是现实的，而一切现实都是免不了要让人失望的。
一个女人和一个城市、王琦瑶和上海、一个称号和一个空间、三小姐和上海弄堂——20世纪40年代的故事从一个精彩的亮相开始。上海弄堂里的女儿王琦瑶参加一个选美比赛，获得了一个“三小姐”的称号，从此改变了她一生的生活轨迹。不管是内战、解放、困难时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她始终未变的是自己的那份小家碧玉和那份生活品质。一个默默爱着她的男人——程先生，总是在她生活得最狼狈的时候出现，却始终未能成为她生活的另一半，最默契、最相知的永远在远方，不能停留在身边。她对自己境遇的改变从没有任何抱怨，她只想躲在一个角落，来过着自己的生活，她是一个标准的小女人。唯一的好朋友蒋丽莉却因为也爱着程先生而和她产生隔阂，蒋丽莉的一生一直在挣扎，与什么都不肯调和，直到终老。而王琦瑶的生活则是随遇而安，历史在她这里停留，她就像这个城市一样永远地定格于小资情调，永远定格于优雅的生活。内战、解放、困难时期、“文革”、改革开放，她见证了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历史，却没有在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她是一个城市的标志。
“三小姐”像一个宿命划定了她的身份，她一生没有做过新娘，没有做过别人的妻子，虽有了自己的孩子，可却没有享受到亲情。她一生就那样孤零零地守候自己的美丽。还好，有那座城市陪伴她，她可以在这座城市中找到静谧，找到自己的同类。因为这个城市本身就是多元的：有洋人和车夫，有洋房和弄堂，有教堂和妓院，有所有你认为不能共存的一些东西，但它们就那么和谐地矗立在那个城市。
在这城市的喧嚣中，她走出过弄堂，最后又回到了弄堂，死在了弄堂。她离开过上海，却忘不了上海，最后仍然回到上海。她的一生似乎都和流言有关，却又丝毫无关，她渴望爱情，渴望家庭生活，却从未得到过。她的生活没有大爱也没有大恨，因为她没有爱恨的对象，成全的只是自己的孤单。
女人的小哀怨有时是无法诉说的，友谊和爱情往往分不清楚，有时她不过是期望有人陪伴，不论是男伴还是女伴，所以即使是约会，她也会选择三人恋爱的方式。可是安全感到底从什么地方才能获得呢？这可能是女人永远应该考虑的问题。
王安忆用了《长恨歌》这个母题，再一次叙述了“红颜薄命”的故事。王琦瑶历经半个世纪而保持了独特的美，这种美因为与上海风情的联系而显示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和都市文化。在半个世纪的时代变迁中，王琦瑶的美代表了一种“老上海”的美，这种美曾经出现过三十年的空白，但王琦瑶周围的人都被她的美貌所吸引，中国人、外国人、平民、官僚，有的有教养，懂得欣赏；有的没规矩，破坏了这种美。种种人在她身边流逝，看过她的美，却从来没有人拥有过。东方女人的美丽，绝不是一种性的张扬，而是一种静穆的含蓄美，是一种高贵的品质，一种生活的小智慧。
什么时候，都不要失去你的高雅、你的美丽，慢慢地品味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才会成为一个城市的风景，成为一个永远美丽的神话。有自我的女人才美丽，一旦爱情与权利、金钱沾边，你就不要期望它会永远。
学会用真心来生活，生活不是演戏，是要付出真的感情；拥有一颗宽容的心、一份愉快的心情是女人最佳的美容品。王琦瑶的故事告诉你：一个人即使守住了一箱金条，也不能换来爱情；谁也挡不住时间的流逝，只有真正的爱才能禁得住时间的考验。找一个人能在老的时候和你一起晒太阳，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记得对身边的人好一点儿，这绝对不是吃亏，古语云“吃亏是福”，这句话在爱情中同样适用。
6.爱情与食物的辩证关系——徐坤《厨房》
“厨房里色香味俱全的一切，无不在悄声记叙着女人一生的漫长。女人并不知道厨房，她并没有去想，时候到了，她便像从前她的母亲那样，自然而然，走进了厨房。厨房是一个女人的出发点和停泊地。”
《厨房》记录着一个女人初恋时的喜悦，失恋时的茫然，体味着生活的酸甜苦辣，倾听着幸福时的心跳声和痛苦时的哭泣声。
整个故事没有什么具体的情节，只是讲述一种心情，一种从期待到失去的心情；讲述了一个变化，一个由丰盛的食物到无用的垃圾的变化。
女人天生比男人更贴近自然，更容易扎根于自然。现实生活中呢，生儿育女，教养孩子，女人用自己温暖的乳汁哺育繁衍着人类的生命，做着世界上最平凡而又最伟大的事情。正如小说中叙述的“女人并不知道厨房为何生来就属于阴性。她并没有去想。时候到了，她便像从前她的母亲那样，自然而然走进了厨房。”可是急剧多变的现代都市正不停地冲击着女性的个体性情。追求独立，追求个性的自由使得她们毅然抛开一切世俗的禁锢。
《厨房》中枝子走出去奋斗的描写极其简练：“多少年过去，一番刻苦拼搏、摔打，早年柔弱、驯顺、缺乏主见、动辄就泪水长流的枝子，如今已经百炼成钢，成为商界里远近闻名的一名新秀。”事业的成功开始让她发现，她丢失了她原本的生活空间——厨房，那个最有女人味道的、最能体现女人才能的空间。她觉得即使赢得了世界，没有了生活空间，女人还是空空的。枝子的出走强化了商品经济时代的经济色彩，而出走后的经济收获是旨在更深入地刺入枝子的内心：以为通过自己的实干与成就证明她是一个有地位的女性，潜意识地觉得经济独立后，她可以稳操胜券地成为厨房女主人，可以得到那充满野性、热情、才华、健美的艺术家之爱。毫无疑问，枝子追求的爱情实质是一种功利性的商品爱，这与枝子追求的真爱是矛盾的，注定了“爱情”只能是悲剧。她的地位和勇气都是一个骗局，只会让她伤得更重，徐坤把枝子骗了。徐坤仅仅给了作品一架梯子——“登天的梯子”，然后让梯子悄悄地折裂，摔得更惨，把可看见的和不可看见的都摔出。徐坤退出了作品，枝子重新地走进去。
食物的诱惑并没有得到那个男人的心，那个男人没有让枝子留下来，那份精心准备的食物变成了袋中的垃圾，枝子走出去的时候，一直把它提在手中，那是一份被人不要的没有价值的东西，就像她的那份爱。她不明白为什么她的改变总是得不到男人的赏识，或者说是社会的认同，这个社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女人，男人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人，还是因为人们之间像对食物已经麻木了，营养可能没有时间重要，所以很多人去吃快餐。本土的食物也许没有外来的食物有新鲜感，所以很多人吃西餐。爱情会像食物一样吗？生活会像厨房一样吗？只是一个摆设，只是一个空间，没有人来关心这里面真正的内容，没有人来关心这里会做出什么东西。
枝子的“走”毫无疑问是历史长路中的一个站，“五四”以来，女性在民主、平等思想的导引下，为了伦理、为了制度，走出去，追求属于自己心中的梦，在茅盾、鲁迅的笔下可以深刻地感到。而20世纪90年代的徐坤《厨房》中引发的革命，属于长路中的一个颇具特色的小站，“枝子的背叛不是针对那个笼统的大家庭的伦理制度、文化等等，而是大家庭中的一间真实的厨房”，枝子的出走是在商品经济发达时代，对自身的一种释放，细心的、大胆的释放，且也没有“五四”时期的女性的沉重的精神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她是受到了知识的怂恿，受到了先进和世人的宽容。可是出走之后，仍然面临着困惑，其实在她内心的深处她不希望走出去吃饭，她希望像她的妈妈一样，像以前的女人一样，可以为自己心爱的男人做饭，把自己全身的紧张在厨房中释放。可以给心爱的人做饭，有人欣赏自己的手艺；可以和心爱的人在温馨的家里吃饭，仅仅是吃饭，我想这是很多女人的梦想。家庭和事业的选择是一个现代女性面临的一个困境，解决这个困境的办法就是爱，获得爱和释放爱。
《厨房》是一部对中国文化惯性、对女性的边缘生存空间的反思，枝子的“出走”是中国女性独特的后浪。女人在生理上永远是弱者，因为你要承担很多生活的责任，所以找一个停泊地是重要的。枝子带着种种渴望也是回到了厨房，这个厨房不是她自己家的厨房，而是另一个男人的厨房，枝子已处心积虑地在用她的厨房语言向这个男人表示她的真爱，收获的却是那个男人不负责任的情爱和不肯轻易付出的感情。
在现代社会，女人对于生存空间的寻找已经不是一件难事，找到自己的生活空间却变得越来越难，厨房像浴室一样也应该受到女人的关注。
7.勇敢地被启蒙——高尔基《母亲》
“母亲这样讲着，自豪感在她心里也不断地增长着，乃至压迫住她的喉咙，让她寻找最适当的言语词藻来创造英雄的形象。她深深觉得，一定要用一种鲜明而又有理智的东西抵过那一天她所看到的充满无谓的恐怖和无耻的残暴的、叫她心痛的悲惨景象……”
《母亲》是两个英雄成长的见证实录：一个儿子，一个母亲。它深刻地反映了20世纪初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波澜壮阔的群众革命斗争——工人运动从自发到自觉，从经济斗争转到政治罢工，农民和工人在斗争中结成同盟；更塑造了一个普通母亲由爱儿子到爱祖国的启蒙全过程和英雄形象，因而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母亲》不仅描写了那个时候工人的现存生活，还描写了他们阶级意识的形成过程，工人运动从自发到自觉、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的发展过程，以及巴威尔和他的母亲两位英雄形象，体现了俄国工人阶级的成长过程。小说描绘了阴森森的工厂画面，展示了那个时代工人的处境和悲惨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