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中，包拯刀铡陈世美，并不是按封建社会法律办事的结果，而主要是老包的个人品德。实际而论，开始包拯也不想要陈驸马的命，只想用金钱息事宁人，可香莲这个人不一般，并不见钱眼开，也不是“讨个说法”就拉倒，对包公处理问题的方法不满意，说了一句大实话——官官相护有牵连。听秦香莲这么一说，老包不仅没有怪罪于她，反而自责，于是宁可不做官了也要铡了陈驸马。
刀铡陈世美，是戏曲家言，信不得真，但由此可以看出民间对清廉正直好官的态度，对包拯个人道德品质的赞颂。历史上的包拯不一定如戏曲演绎的那样具有戏剧性，但他廉洁严正，敢于直谏，从不趋炎附势是有事实为据的。为包拯写过《墓志铭》的吴奎认为，其人具有“人或曲随，我直其为；人或善容，我抗其辞”的性格特点。读他临终前留下的遗训，会觉出他的确是道德高尚的人。历史上的家训多了，可没几个人能够对后辈说：“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敢说这话，说明他先前的所作所为不是表面文章，不是投人所好以邀其颂。
不过，我们不能把包拯的行为只看作是他个人的行为。一个臣子，在皇权之下究竟有多少行动的自由，不是这个臣子个人想要多少是多少，而是皇帝给多少你就有多少。一句话，是皇帝培养臣子的性情和品德，而不是相反。没有宋仁宗，断乎没有包拯这样的臣子。人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人类社会又为一个个具体的人所组成，某个人如何，很难说就是那个人自己的事情，与他的上司、同事、朋友相联系，与他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文化修养有关。解释某个臣子的行为，除了在他自身找原因，他的上级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据说后来的包拯就不如从前，按仁宗话讲：“包拯，非昔之包拯矣。”这并不奇怪，臣子的行为内里蕴藏着帝王的好恶，如果包拯有变化，究竟为什么变了，仁宗要问问自己和官场。封建社会也有法律，但那法律是对付老百姓的，告状的人在统治者眼里是不可理喻的刁民，这种埋藏在骨髓里的意识包大人不会没有，但他品质好，于是秦香莲成功了。如果遇到眼睛里没有百姓的官员，说你“不敬”，指责你妨碍公务，你也只能哑巴吃黄连。说句有点武断的话，那种境地，大部分律条不变成具文也难。告御状云云，成功的概率究竟能有多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