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祁既是北宋的官员又是词人，名气很大。最为后人熟知的《玉楼春》有“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颇得人激赏，流传至今，为他挣得了大名，人称“红杏尚书”。王国维《人间词话》云：“‘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
不过，才气、智慧等等，终究不能代表他的全面。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记载，宋祁经常在府邸大开筵席，“外设重幕，内列宝炬，歌舞相继”，宾客们在里面饮酒歌舞，直到第二天凌晨。又据宋·钱世昭《钱氏私志》记载，宋庠宋祁兄弟两人元夜各自消遣。宋庠在书院读《周易》，小宋则点华灯拥歌妓醉饮。翌日，大宋谕令所亲诮让云：“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学内吃斋饭时否？”学士笑曰：“却须寄语相公，不知某年吃斋饭，是为甚底？”
宋庠乃宋祁之兄，天圣初，兄弟二人同举进士，人称宋庠为大宋，宋祁为小宋。
大宋、小宋提及的吃斋饭，当指苦读时的事情。《尘史》云，宋氏兄弟“就学安陆，居贫”，没有钱过冬至节，只有把祖传宝剑上的银饰拿去换钱。这个就是宋祁所说的“冬至吃剑鞘，年节当吃剑耳”那段日子。登上高位的小宋奢侈享乐，在过去是不算什么的，因为整个社会的思想就是如此，也可以说，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宋祁的思想占据着很大的空间，其兄责备他，着眼点也不是这种生活方式本身，而是嫌他忘记了过去，过于放纵自己。宋庠在书院苦读，更多体现为一种个人生存特色，不是道德发挥力量的结果，当然更不是法律的功效。假如大宋也和小宋的爱好一样，宋祁就不会受到丝毫责怪。
数年前，有学者对唐朝白居易的个人生活颇有微词，从治学的角度说这也许有点以今析古，不足效法，但站在社会心理、个人生活与反省和监督的关系看，却是有意义的。无论个人的素养多么深厚，人格多么伟大，他对事物的判断永远与社会现实、社会意识紧密相连，也就是，个人的行为和社会价值标准是有因果关系的。通常说来，个人的大多数是以社会是非为是非的，少数个人某些超越常轨的行为不一定得到认可，虽然说没有个人就无从谈及社会，但当众多个体组成社会之后，却陡然生出一种散居的个体从来也没有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到这时候，个人不得不按照社会的意志确定自己的行为准则。宋庠也好，宋祁也罢，都离不开社会早已给他们准备好了的行为范本。
历史上同一行为，常常因为朝代不同而会得到不同的评价，赵匡胤遇事不嗜武力，有人赞叹，也有人咒骂；荆轲有英雄之称，也被目为流氓。同一个人，因所处的社会环境不一样，社会奉行的价值观迥异，行为就有差异。大宋与小宋乃同胞兄弟，大宋所言真切，小宋回答坦诚，没有扑朔迷离的词汇，我们后人也就容易看到他们反省的力度究竟多大。实际上，在无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大宋自大宋，小宋自小宋，不可过高估计其效能。但话又说回来，如没有反省，大宋也会滑到一边。制度建设和自我反省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小宋的奋斗观初看是他个人的，实际是社会的。改变个人的观念虽然也不容易，相较而言，比改变社会的观念容易得多。社会的观念变了，小宋必然会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