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村辍耕录》曰：元朝至正乙酉冬（1345 年），朝廷派遣整肃官僚队伍的奉使宣抚到江西、福建诸道，问民疾苦，然而政绩昭著者还达不到十分之二三。对这件事，江西书生黄如征冒着杀头的危险，拦驾上书。
信的内容指斥一些地方官员与巡视地方的监察官员沆瀣一气，“上下交征，公私朘剥，赃吏贪婪而不问，良民涂炭而罔知”的怪状。同时引述了几首民谣：“九重丹诏颁恩至，万两黄金奉使回。”“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黄如征强调说，这些歌谣都是老百姓不平之气郁结于怀而发出的声音。最为重要的是，黄如征认为，什么样的人担任监察御史，要看实迹，朝廷不能“遴选非人”，不法的官员向皇帝汇报时，会“妄称官清民泰，欺诈百端，昏蔽主听”。庆幸的是，元顺帝看了黄如征的信，没有将他归入攻击朝政、诽谤大臣之列，反而给了他官职，黄如征感谢天子恩德，“受命而不领职”。
黄如征是幸运的，对皇帝说了那么严重的话，不仅未受责罚，而且受到奖赏，这在专制社会极其不易。也许，黄某的几句话，说出了监察部门的实际。《元史·顺帝纪》四记载：“时诸道奉使，皆与台宪互相掩蔽。”当然，奉使官员中能力和素质都很好的人是不少的，如泰定年间的齐履谦、至正年间的苏天爵等，在出使巡行中严格执法，真正起到了纠察地方官吏的效果。任用素质低下，昏庸无能的官员，责任不在官员本身，而是专制的皇权。
古人设立监察制度，目的在于两点，或者说古代监察制度具有两种政治职能。其一，监控职能：监察官吏，肃正纪纲，以加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其二，调节职能：监督君主，维护法制，以协调君主专制与官僚政治的关系。吴观文先生说，宋元以前的隋唐时期，这两种职能由御史台与谏官和给事中三个系统掌管。御史台主管弹纠不法，监察百官，谏官和给事中则分别掌规谏讽谕，封驳诏令，监督君主。这三个机构，构成了一个严密的上下监控，相互协调的监察系统。
宋代时，监察制度中的监督君主这项宗旨，已经弱化了。监察官不仅由皇帝直接任用，而且悄悄阉割了匡正君主的职能。表面上台官仍可言事，谏官也仍旧可以弹劾，但实际上言事不可忤逆君王，弹劾仅对臣下，职权已发生了移动。元朝人入主中原后，实行强烈的民族统治，为了维护蒙古官僚的特权地位，他们对了解政事的汉族官僚士大夫弃之不理，而让那些难以威胁他们特权地位的刀笔胥吏填补官僚队伍，于是形成整个官僚机构“官冗于上，吏肆于下”的状况。
选官在狭小的范围内进行，能力和素质肯定难以保证，结果自然是政事废弛，社会不能正常运转。宋元两代，皇权进一步不受制约，皇帝独断专行，监察官员对皇权的依附性较以前更强。因为选人局限于小圈子，宋元的监察官员往往素质不高，常常以权谋私，贪赃索贿，或是卷入朋党之争。元代官场“居官者习于贪，无异盗贼”，监察机关亦是“脏污狼藉”。即使少数正直的监察官员不谋私利，不畏权势，秉公执法，但其积极作用，在遍地贪官污吏的现状下，变得如旷野中的豆火。
监察制度政治职能的畸变，一方面体现在谏官系统的变异和封驳制度监督君权职能的削弱，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御史监督百官职权的扩大。
在明代，这些变化基本完成了。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对维护专制统治立了大功。猜度君王设立这项制度的心理基础，在于他们对臣子人性的实际把握，即臣子有时会逸出主子划定的圈子，甚至会为非作歹，把老百姓推向造反的边缘；设立的真正目的，初时在于调节社会各种关系，后来就成为单纯为皇帝一个人服务了。此后虽然变来变去，但千变万化，仅仅在于加强了对臣下的监督，监督君主这一项，永远回不来了，调节职能，自然也就没有了。
监察制度的变异，使贪腐的生存空间加大，只要官员的所作所为不影响皇权的稳固，皇帝是不去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