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观前人的反贪行为，不仅律令的言辞不失严厉，而且特别重视对贪官的惩罚，“雷声”大，“雨点”也不小。比如，几乎所有王朝都不赦免贪腐之徒，异地做官的奇特之举更少之又少。然则反腐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常常按下葫芦浮起瓢。事情这般蹊跷，不免替古人担忧，生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之感。喜者，除了想过把权力瘾的皇帝以外，大多数帝王对贪污腐败恨之入骨，一生要拿出很大精力处理这件大事；忧者，自然与效果不佳有关。不少权力持有者，重视皇朝国力的培育而轻视反贪反腐，把净化腐败行为看作政权运行过程中的一种固定程式，不能不反，也不可太反。于是，腐败成了弹簧，当掌权者的反腐力度加大时，腐败便慌张遁迹，而一旦环境稍变，它便横行于世。历朝反对贪污腐败的措施虽然有增有损，然而其效果却总在重复先前的旧迹，原因在哪里？
贪腐是伴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而出现的，也可以说它是社会制度进步和人类本身进化的产物。不过，由此而断定贪污腐败具有积极意义，即使不算致命的错误，也是十分轻率的想法，有只看一点不及其余之嫌。某一事在一定阶段对社会有一种推动力，但当社会进入更高阶段以后，原有的那点推动作用可能消失殆尽，显露出十分明显的负面影响。
贪腐虽是伴随着社会进步而产生的，但它是一群人剥削另一群人的形式之一，是“公权力”私有化的表现，是权力者滥用“公权力”的开端。
人类在原始社会处于淳朴自然的状态中，生产品无剩余，也没有财富的积累，私欲无从产生，更谈不到贪污腐败。一旦社会发展，原来管理公益事务的管理者，更多接触了物质产品，有机会侵占他人的劳动成果。在“五帝”时代后期，中国出现了贪贿现象。
《礼记》有一节文字，介绍社会的变化更形象更详细一些。《礼运》篇说，原始社会道德风尚是“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些话，可能言过其实，但在那种环境下，我们的祖先有此举止，也算正常。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天下为公”就变成“天下为家”了，不仅“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而且“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淳朴的社会风尚被重权谋和尚军事所代替。从此，贪贿产生了，反对贪污腐败的行动及其有关的伦理道德也相应产生。
这种变化蕴含的更深理论，学者可能有不少独到的分析，但以本人看来，有三点不能忽略。
其一，贪污腐败首先是官员的事情，涉及官场道德和职业道德，官场反腐才找准了主角。
其二，人类性恶还是性善，历来有争议，几千年来没有一个定论。
定论与否，对普通人而言不太重要，反正普通人活在世上，由着性子来的可能性不大。对官员而言，究竟性恶抑或性善，意义就大了。假如官员的能力和道德水准近乎圣人，我们草民俯首听吆喝就行了，没有必要进行监督。但原始社会的公共事务管理者跃进到阶级社会的官吏以后，贪腐便开始了。原始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阶级社会的官吏、贪腐者，三者究竟构成了什么样的关系呢？倘说所有的官吏都贪腐，那有夸大其词的嫌疑，然而若说官吏个个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能够“拒腐蚀永不沾”，恐怕也不现实。官吏是靠不住的，只要有机会，很容易成为贪贿者。
其三，军事力量孱弱可以动摇国基，贪腐严重时也可以动摇国基。
发展经济，本来是为国富民强，贪腐却可以在富庶的旗幌下使国弱民穷。
如果单纯重视发展而不重视反腐，发展带来的繁荣，将被贪腐所溶毁。
这就需要有效的反腐，而不是装装姿态。而有效反腐的关键之一，就是突破自我监督的窠臼，监督者不能仅仅是官吏本身，要允许别人置喙。
贪污，是极易被其他政绩掩盖的。面对世界近代化浪潮的冲击，晚清的李鸿章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洋务运动虽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结果，但如果没有对历史趋势的深刻认识，如果不知道中国正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如果不知道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这样的积极抵抗策略是不可能创造出来的，其历史意义不能忽视。但李中堂通过办洋务发了大财。作过《李鸿章传》的梁启超，虽然对于时人盛传李鸿章富甲天下一说持怀疑态度，但也认为李氏有数百万金之产业，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通商银行等，均有李鸿章的不少股份，南京、上海等地的当铺、银号也是他的。据说梁启超算的这账还不全，至少漏掉了土地一项。李鸿章拥有的土地，据说在最盛时期达 250 多万亩。据统计，仅在合肥东乡，李氏就有耕地约 60 万亩，占当地耕地的三分之二。除李鸿章外，其他洋务要员和官僚买办都发了财。
至于用人，在官场上，李氏任人唯亲几乎不加遮掩，儿子李经方和干儿子盛宣怀都是着重培养的人。盛宣怀曾说：“合肥（李鸿章）用人，唯恐功为人居。”《清史稿》论李鸿章：“唯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中国古代官僚制管理机构，呈金字塔形状，顶端的皇帝是核心，皇帝之下是各种等级的权力支配者，底端则是人数最多的小百姓。从上到下，架构是一样的，李鸿章居于帝王之下，而在一般臣子之上，其施政的措施即自由也受制约。所谓自由，是全国范围内没有几个人敢挑他的毛病，他要什么便有什么，他看上谁便可以顺利提拔谁。不过也有所制约，虽然大多时候这种约束是徒有虚名的。当他得不到皇权的青睐时，受冷落、遭弹劾便会不请自来。也就是说，整个官僚集团，与老百姓是相隔的，老百姓需要什么，官员不了解，官员怎样施政，老百姓不关心。
社会只会因统治者本身的能力、道德不一样而略有不同。这种情形下，官本位思想、官僚主义作风、行政腐败等很猖獗，也被人视为很正常。
无论是谁，置身于这种体制，都会发生变化，李鸿章的做派还算好的。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除了改造古代专制官僚制为现代民主的官僚制，遏制李鸿章实在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