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漆林的人生履历表，或许就能找到些许答案。
漆林是湖北黄冈人，4岁多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关了半年多，后被共产党的部队营救出来。“文化大革命”时期，正在读大学的漆林因为反对打砸抢，反对迫害老干部，被“造反派”抓去关进了监狱，后来还是武汉军区下一道命令，“造反派”才把他放了出来……漆林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湖北省革委”政工组工作。当时为了培养干部，省委领导决定把一批年轻人下放到基层磨砺。按照组织的安排，他到黄冈乡下当了农民，后来成长为公社党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地区司法局局长、行署副专员、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湖北省计委主任、国务院三峡办副主任、国务院三峡建委移民局局长……从漆林几十年走过的人生历程来看，他不是“坐直升飞机”扶摇直上的干部，而是从大别山麓的田间地头，一步一个脚印走向北京的省部级领导人。
漆林的经历，总与他富有传奇色彩的家庭有关。他父亲叫漆先庭，出身雇农，年轻时打长工，是鄂东地区大革命时期的老共产党员。母亲林友先，出身贫苦。两人都是老红军。
出身于“红色家庭”，童年经历诸多苦难，打自幼年、青年时代，漆林心中就积累了鲜明的爱恨情仇。熟悉他的库区干部和移民都知道，他性情直率，敢作敢为，有话敢说，一根肠子通到底，绝不会拖泥带水。在工作中，如果谁把他交代的事慢了半拍，他会大发脾气。
2002年，库区一批干部到国务院三峡建委移民局挂职，漆林问万州移民局的周一川：“你们在北京挂职过得还算习惯吧？”“漆局长，在北京过得一点不习惯，老想着回库区。”周一川对局长也来了个实话实说。“你小子看来说的是真话，我就喜欢听这样的实话，你要是说喜欢呆在北京就是假话了。”漆林不仅没批评他，还表扬了他一番。
从少年、青年两次入狱经历，从农民的儿子、公社党委书记到国务院的一名部级干部，漆林始终关心生活在底层的农民群众。这些年来，他在库区悄悄地供养着两个农村失学女童，每年都要寄几次钱供她们生活、读书，并承诺一直供到她们能自食其力为止。
在库区的耳濡目染，漆林感慨很多。从整个三峡库区看，绝大多数移民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他们为建设三峡工程，默默地做出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牺牲。他们行为憨厚、语言朴质，搬迁中有许多故事感人至深。
他的秘书透露说，漆林虽身在北京，但最爱看的还是农村题材的电视剧。这与他长期关注农业、农村、农民，长期关注“三农”问题有关。每当他在电视中看到农民的艰辛苦涩，看到库区移民“舍小家、为国家”的义举，有时竟情不自禁，泪流满面……漆林对母亲很是孝顺。父亲去世后，孝敬母亲成为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母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对他的教育很是严厉，从不娇生惯养。他这个部级干部还是老红军出身的母亲用棍子给打出来的，母亲总认为“棍棒之下出孝子”，说错了话、做错了事就应该挨打，挨了打才容易“长记性”。他当了县委书记之后都还挨过母亲的揍。
漆林讲起自己当了“县官”还被母亲训导的往事，仿佛变成了一个天真顽皮的孩童。他眼里闪烁着一种温馨、幸福的辉光，长时沉浸在母爱的回忆之中。
在与漆林长时交谈中，我发现：一句“农村移民是重中之重”，是他的口头禅；一句“鞋子坏了得自己买”，是他真实的内心独白；一句“万事民为先，百事孝为先”，是他的行为准则；一句“一肩承受着党和政府的重托，一肩承载着百万移民的希望”，是他的责任感。
在鄂渝两省市三峡地区的移民局长中，有股级、科级、处级、厅级，而漆林则是级别最高的移民局长。在国务院，他是一名部级干部，要代表国家机关指导、管理三峡库区百万大移民的搬迁安置工作；要协调中央各部委和湖北、重庆两省市的关系；还要直接面对各级移民干部和普通移民群众。一句话，他这高层的移民人，既要维护国家的利益，又要维护移民群众的利益。
这些年来，漆林曾陪同江泽民、李鹏、朱镕基、吴邦国、邹家华等中央领导到库区考察移民的搬迁安置。在重庆，他曾向邹家华副总理非常详细地算过一户移民搬迁中的损失和隐性损失。中央领导人心中都非常清楚，仅靠三峡淹没的补偿资金，不能使库区富起来，因此，除了从三峡发电中提取一部分钱来扶持库区外，还号召中央各部委、全国各省市对口支援三峡库区，发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
在研究对口支援方针政策时，他陪同邹家华副总理和三峡办的几位同志从晚上一直研究到凌晨5点，才确定了“优势互补，互利互惠，长期合作，共同发展”四句话。这十六个字，最后成为10多年来对口支援工作的框架性政策。
1997年11月8日这一天，三峡坝区艳阳高照，晴空万里，隆重的大江截流仪式进行到高潮，江泽民总书记在重庆市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等人陪同下登上了坝区坛子岭。总书记望着浩浩荡荡的截流大军，询问了一些枢纽工程的建设情况。总书记对漆林说：“你们搞移民工作是一项很艰难的事，恐怕觉都睡不着吧，我在上海工作时搞扩建火车站，1000多户人要搬迁，一个星期就开了两次会专门协调这个事。移民搬迁中的矛盾要及时处理。”
1998年4月16日，江泽民在重庆乘“神州号”轮到库区考察，船在涪陵停了下来，总书记到联丰村考察移民搬迁情况，看到一排漂亮、整齐的移民房，兴致很高，他和联丰村支部书记张洁蓉聊起家常，还有一段精彩的对话：
“小张，我问你，你说什么东西拿钱都买不到？”最高层的总书记出题考最基层的支部书记。
面对总书记提出的问题，张洁蓉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她愣了一下回答说：“人的思想是拿钱买不到的吧。”
总书记笑了笑说：“不对，应该是空气，空气才是拿钱都买不到的，我说的对吗？”
“对对，我怎么没想到呢。”张洁蓉也笑了起来。
总书记在涪陵区会议室听了汇报之后，把漆林叫到身边说：“我今天有一件事不满意，你看涪陵的会议室有多豪华？沙发椅子都很高档啊。现在库区搞建设，一方面资金有困难，但我看有的地方不是量力而行，想‘一锹挖一口’，会议室这么豪华，我是有意见的。”
漆林了解情况后向总书记汇报说：“涪陵为了接待总书记，专门从宾馆借了些沙发和椅子过来，临时布置了一个会议室。涪陵方面也表示接受批评，马上物归原主。”
“原来是这样，也没有这个必要吧。”江总书记听后才放下心来。在船上，漆林被安排住在江总书记房间的旁边。在库区一路考查，总书记对库区移民生活和移民搬迁工作都十分关心。
漆林喜欢读书，涉猎广泛，天文地理文史哲都喜欢。到库区工作，一有时间他就叫人找来县志，晚上睡之前读一读，为的是掌握当地历史变迁，好对症下药开展工作。
到库区督察移民工作，漆林“不握纤手，常握茧手”。他住星级宾馆，也住一般招待所，但有个惯例，总得有几晚宿在农村移民家中。他这种“我行我素”的做法，叫当地政府头痛不已，同行的部下更是暗暗叫苦。“库头”都住农民家，司长、处长自然也“没好果子吃”。
1999年的冬天，漆林到了巫山县大昌镇，从北京跟随他来的干部每人分别住一户农村移民家。一位同行的处长住进一位农村移民家中，尽管移民的房子是新的，但所有的窗子都没安装玻璃，可以说是“空气流通，八面来风”。由于河谷低洼地带空气潮湿，移民的被盖是潮湿的，毯子是“滋润”的，房间是冷冰冰的，晚上还遭遇刺骨寒风的袭击，处长冷得直打哆嗦，只好坐起来裹着被盖，一个晚上都蜷缩在漆黑的夜中……第二天，处长向他提出：“局长，咱今后就别住乡下了吧？”“你们这帮小子，到了库区就别‘做梦娶媳妇--尽想好事’，不到移民家了解真实情况，怎么决策？”
处长嘴上这么说，其实是担心漆林，年近花甲之人，身子骨是否真挺得住？北方来的官员们，只要冬天到库区，很多人都会患感冒。因为，库区的冬天，潮湿、阴冷，室内室外是一样的温度。
漆林曾就宿在大昌镇里的招待所里。这个地方能称为招待所，是夸大了“招待功能”100倍的叫法，房间没有厕所，没有水龙头，更谈不上空调，连洗脸洗脚得端着盆子，到街边的公用水龙头接水。
就在大昌的晚上，他研究了巫山县志，知道这个古镇在康熙七年时就是一个“县衙门”所在地，是一个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后来并入巫山县。小镇历史悠久，情况复杂，又是全淹全迁镇，移民搬迁比其他地方要困难得多。
每当春节临近，漆林都要到移民区去慰问、看望移民，也住在移民家中，但绝不在移民家过年，哪怕是忙到腊月三十，他也要赶回家去。他知道，如果留在移民家过年，就会惊扰当地一大群干部和移民，“非但不安民，反而扰民”。
库区不少移民干部评价说，漆林有农民吃苦耐劳的传统，有农民质朴、善良的心地，由于当过公社书记，更懂得农民“狡黠的智慧”。好像农民在想什么，他心里就在琢磨什么。
漆林喜欢潜入底层调查的工作作风和跳跃性的思维，很多人都感到“跟不上趟”。
有一年，他到宜昌移民中搞调查，专门把湖北省移民局长刘俊生、宜昌移民局长李德刚、重庆市移民局副局长陈联德等人叫来，加上当地政府的大小官员，共有二三十人同行。
车队进了离宜昌很近的一个叫龙宝的村，一会儿，100多名移民像从地缝中冒出来似的，一下就围住了车队。移民看到是北京来的官员，越说越带劲，越说越激动。
漆林就叫移民在院坝围成一个圈子，一个一个反映情况，几个移民火气大得惊人，什么路没修好，水井没打，该发给移民的补偿资金没拿到手等等，一下说了很多问题。
漆林先叫随行的移民局长、当地政府官员们一个一个现场回答移民提出的问题，现场解释移民政策。他认为这既可以考察当地的干部对移民政策法规的了解程度，又能了解移民和当地政府发生冲突的真实缘由。
移民小郑发言时眼睛瞪得像鸡蛋大：“为什么安置时说的是好地，落实到我们头上全变成了河滩地、坡地，分到手的田也全是烂冬洼？”
移民老李说：“我的补偿金，我让给了我弟弟，是因为我弟弟供养着母亲，可还有500元钱没补上，是不是被贪污了？不想拿了？”
漆林是一位孝子，被眼前这位很有孝心的移民感动了，他发话说：
“500元钱得给这位很有孝心的移民补足，当场给补上！”
漆林记下了所有移民的发言，他最后说：“我把我的名片发给你们移民代表，还要发几个电话磁卡。移民有啥意见和建议，就请你们这些移民代表给我写信，或直接打电话向我反映，好不好？”
漆林用农民最熟悉的语言，向移民讲解国家的移民资金筹措的复杂过程，解释了移民提出的疑惑，最后竟获得了移民的阵阵掌声。接过漆林的名片，几个火气大的移民没想到，这么容易就直接找到国务院的移民局长，作为最底层的移民，也算一下就能“通天”了。
刚刚还是“红眼睛绿眉毛”的模样，一下就觉得扬眉吐气起来。
随后，漆林住进了“火气较大”的移民小郑家，和他就移民搬迁问题来了一个“煮酒论短长”，并和小郑一连干了三杯火辣辣的白酒。“酒后吐真言”，这话一点不假，小郑什么掏心窝的话都对漆林说，二人促膝长谈到深夜两点多钟才歇息下来。后来，这位小郑成了当地的移民群众代表，常给漆林写信、打电话，还主动去给四邻的移民做工作，成为当地最具说服力的搬迁带头人。
当地政府对漆林一行在宜昌遭遇移民“围攻”深感过意不去，甚至有几分惶恐，可漆林却感到不枉此行，非常满意。
带着一大群干部到移民村，而且故意弄得“声势浩大，呼前拥后”。当时就有人认为，漆林是湖北晋京的官员，带着大队人马到移民村，是在玩一种“衣锦还乡”的派头？还是他真不知道这样做会被移民群众围住吗？
漆林如果不知道移民会找上门来，他就不是漆林。
漆林对同行的麾下说：“我当过公社党委书记，还怕和农民、移民打交道？说得脱，就走得脱；否则，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这说明我们的工作中出了问题，不是移民政策宣传解释不到位，就是有些事不符合移民群众的意愿。”
掏钱给移民买电话磁卡的黄建国处长打趣说：“局长，这次给移民代表发电话磁卡的钱谁给报销啊？”
“不报销你就找我报销，你们这帮家伙也不算一笔账？发给几个移民代表电话磁卡，一张电话卡不过几十元钱，用很少的钱，我在北京就能及时了解很多真实情况，这笔账合算得很呢。再说，我这种做法就是叫地方的移民干部给我‘悠着点’，倘要胡来，随便搪塞我，小心移民打电话告状。”
我们一些地方的官员，到基层总是静悄悄的，生怕群众围住小车走不脱，生怕群众知道自己办公室的电话。殊不知这种人为的“隔膜”，恰恰制造了紧张空气，也阻碍了干群关系的融洽与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