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在黑格去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的途中,华盛顿方面发表了一个关于“两个中国”的不大友好的讲话的消息传到了上海。徐景贤等人大惊小怪,说黑格昨晚的恶劣态度就是因为华盛顿方面发表了不友好的讲话。他们将章含之叫了出去,说要跟黑格谈话,要指出这个问题。章含之要他们搞清楚黑格到底知道不知道华盛顿方面的讲话。他们凭想当然认为黑格一定知道。他们决定在参观途中把黑格叫出来,向黑格提出抗议。黑格出来后既吃惊,也惶惑,申辩说他实在不知道昨天在华盛顿有什么讲话。上海那帮人将黑格训了一顿,提了抗议。然后,这帮人又打电话到杭州,告诉杭州接待要“降温”,说黑格此人很坏,完全是一副帝国主义的嘴脸。黑格一行到了杭州,到处碰到冷面孔。因为尼克松要乘船游览西湖,尽管眼下是1月中旬,天气酷冷,黑格也要上船游西湖。黑格乘的游艇上什么吃的也没有,就有一杯清茶。据说原来已经在船上美国专机运来的卫星转播设备,在北京南苑机场卸下来。
准备了点心水果,也因为上海来的“降温”电话而撤了下来。浙江的领导人一个个板着脸孔不搭理黑格。黑格十分惊诧不安,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黑格知道尼克松访华是件大事,他不敢随便得罪中国人,只好忍气吞声。
章文晋、章含之等几个同志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对中央的方针及周总理维护中美刚刚开始缓和的关系的一番苦心,稍微懂得多一点,看不惯杭州的做法,担心影响大局,就打电话向周总理作了汇报。
黑格离开杭州前一天的晚上,中国方面有关人员在杭州饭店会议厅里开会,为对待黑格一行人的接待问题争执起来。北京来的同志说要按中央的方针办事,杭州的同志说对帝国主义不能讲客气。会议开得很紧张,双方争执不下。
正在这个时候,周恩来总理从北京打来了长途电话,叫北京带队的章文晋、于桑接电话。电话打了一个钟头。周恩来得知上海的情况后立即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授权周总理批评这种不顾中美关系大局的做法,说黑格到了上海,要给他“加温”。周总理还说,毛主席关照美国人爱吃糖,每个人送10斤糖。
说起毛主席知道美国人爱吃糖是有来由的。基辛格一行第一次秘密访华的时候,有关会谈及美国人的各种情况都需每天向毛主席作汇报。当时,住在钓鱼台国宾馆的美国人客房里都摆了水果糖,第二天收拾房间时发现这些糖果都“不见”了,于是就不断添加。毛泽东也就得到了美国人爱吃糖的印象。
周总理打来电话以后,杭州饭店会议厅里的会议内容变了,从刚才争执不休变为讨论执行周总理指示,然后连夜打电话到上海要“加温”。第二天,黑格一行从上海过境飞回美国,不再在上海市内停留。上海那帮人一听毛主席过问、总理批评这件事,也紧张了。一直不露面的王洪文也亲自出动了。这帮人全跑到虹桥机场,举行盛宴。排着队逐次给黑格面带笑容地敬酒。这又把黑格搞得莫名其妙,不知为什么一夜之间又发生了变化。黑格请教当翻译的章含之:你可得告诉我,指点我,什么时候该讲话,我实在弄不懂中国的礼节,不知什么时候把人得罪了。在上海简直把他搞糊涂了。最后临上飞机的时候,又送给他们每人一盒10斤重的糖。那个漂亮的缎面大糖盒,是连夜叫工厂赶做的。糖盒送到美国人手中的时候,粘缎面的糨糊都还没有干透。每个美国人走上舷梯的时候都乐呵呵地抱着一只大糖盒。
当黑格捧着糖盒乘专机离开上海虹桥机场的时候,心头还带着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此次打前站未能落实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面。他在与周恩来谈判时,一直没有得到毛泽东肯定要会见尼克松的承诺。怎能想象历史上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不与新中国的最高执政者毛泽东会见呢?!
黑格当然不知道,毛泽东已经重病卧床,而且病情十分危重,中国为此专门成立了最优秀的各科专家组成的医疗组,他们日夜轮流守护在毛泽东的床前。
周恩来当然无法明确告诉他,毛泽东什么时候能肯定会见尼克松。
马尔罗对尼克松说,毛泽东是一个命运奇特的人
自从1971年4月周恩来导演了“乒乓外交”、宣布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了以后,尼克松就加紧了访问中国的准备工作。中国问题成了尼克松大脑思维的一个大热点。几乎每天,他都要跟基辛格在一起研讨一下有关美中关系的种种问题,使得基辛格感叹地说,我不知道哪位总统的出访有过这么细致的计划,也不知道哪位总统本人做过如此认真的准备。
一本本厚厚的参考资料摆在他的办公桌上,摆在他的书房里。这些材料是由基辛格指导下的班子耗尽心血编辑出来的,收录了有关总统访华的主要目标以及有关已和中方商定的议程中各项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估计了中国在各个议题项目中可能采取的立场,以及总统可以应对的论据。还有基辛格两次访华与周恩来的谈话记录。也有中央情报局专门提供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档案材料,包括经历、性格、思想、为人、爱好、着作摘要等,其中包括不少珍贵的照片。
还有西方中国问题学者写的文章和专着书籍中的节录,这些学者包括埃德加·斯诺、罗斯·特里尔、费正清、斯图尔特·施拉姆和安德烈·马尔罗等。向来不太注重细小方面的尼克松,竟然极其细致地阅读了所有的参考资料,在许多他认为重要的地方都认真画了线。他甚至把意大利着名的导演安东尼奥尼拍的长篇纪录片《中国》也找来看了两遍。
法国大作家马尔罗的名着《反回忆录》有不少关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活动的描写,引起了尼克松极为浓厚的兴趣。
为此,尼克松在出访中国的前几天,还特地请这位年事已高的法国名人来白宫做客。
1965年8月3日,毛泽东会见法国着名作家马尔罗。
马尔罗被请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同总统谈话。马尔罗年已七十,华发斑斑,仍然思路敏捷,言语精辟。他从30年代以来断断续续和毛泽东、周恩来保持着联系,还作为法国政府的文化部长访问过新中国。
“你几年以前会不会想到毛泽东或者周恩来会同意会见一位美国总统?”尼克松问。
马尔罗回答:“我早就觉得这种会晤是不可避免的。”
“即使有越南战争也不妨碍这种会晤吗?”尼克松又问。
“啊,是的,是这样。”马尔罗说,“中苏之间的友谊曾经是晴空万里,但是分裂也是必然的,这就导致中美和解势在必行。总统阁下要访问中国,在我看来并不奇怪。戴高乐将军本来要在他活着的时候访问北京,会见毛泽东,想不到只成为一种遗愿。戴高乐去世的时候,毛泽东发去唁电,称戴高乐将军是伟人,这在中国人来说,也并不奇怪。因为据我了解,他们并不信仰任何思想体系。”
尼克松十分感兴趣地问:“中国人高声宣布信仰共产主义。你不认为是这样的吗?”
马尔罗笑了,说:“斯大林认为毛泽东信仰的是‘民族共产主义’,我看也有一点道理。其实,我认为中国人实际上并不信仰任何思想体系;他们首先信仰的是中国。”
尼克松又问:“你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提问:越南战争会不会妨碍中美和解?”
马尔罗说:“总统阁下,据我所知,美国正要从越南脱身,当然这是一个明智的政策,这说明美国在越南的作用如今已经不是实质性问题。而中国呐,在历史上,中国与越南的宿怨太深了。我看,越南战争不会构成中美接近的障碍。
我还觉得,中国人的行动是他国内需要的反映。”
尼克松端详着眼前这个德高望重的法国老人,十分佩服他敏锐的洞察力和精明的理解力,佩服他有着惊人的直觉。尼克松又问:“为什么说中国人的行动是他国内需要的反映?”
马尔罗说:“我认为,中国邀请你去访问说明他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中国人对你访华的评价将取决于你能否提出一项援助中国的新马歇尔计划。”
马尔罗的这一点分析,就显得过时了。尼克松想起,基辛格两次访华回来都对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的思想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但是,尼克松出于对高龄客人的尊重,没有提出来反驳。尼克松换了一个角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