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渠道之二：蒋介石要偷袭尼克松总统访华专机
巴黎是国际外交活动最活跃的城市，作为中国驻法大使的黄镇与美国驻法武官的沃尔特斯，免不了常常在公开而十分热闹的外交酒会上相遇。每当这个时候，他俩都在演戏，总是端着酒杯彼此视而不见、擦肩而过，脸上都没有任何表情，更别说碰杯或者打招呼了。黄镇有一次形容说：我连眉毛都一动不动。
但是，他们可能就在当天早些时候或者前一天深夜里，刚刚会晤过两三个钟头，在一起饮过茅台酒或者玫瑰酒、拉过家常、说过笑话了。在这段时间里，他俩甚至两三天就得秘密会晤一次。在公开的外交场合之后，待下次秘密见面时，两人会交谈起“演戏”的感受或情趣，甚至回忆起当初沃尔特斯追中国武官的笑话。
那是1971年春，当时，美国与越南的秘密会谈正在巴黎进行，沃尔特斯也是美方联系人。有一次沃尔特斯在回国汇报期间，基辛格交给其一封密信，要他传递给中国人。信的内容称，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秘密会谈，美国准备进行这类会谈，会谈可安排在绝密的情况下举行。信中建议，可通过美国驻巴黎武官沃尔特斯少将进行联系。这封信还表示，如有必要，尼克松总统准备派一名高级代表去巴黎，与驻巴黎的中共人士会谈。沃尔特斯还受权口头说明，此人将是基辛格博士。沃尔特斯还奉命去见尼克松总统，总统指示其应通过基辛格博士直接向他汇报，不得向任何人泄漏其在谋求与北京建立联系的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
这对沃尔特斯将军来说真是个难题。平时他在外交场合见到中国官员都按老惯例不打交道，不握手，不招呼，不交谈。但是，他从华盛顿回到巴黎不久，就出人意料地遇到了这个机会。1971年4月27日，他参加波兰驻法国大使馆的招待会时，发现中国驻法武官方文也在场，但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根本无法跟中国武官接触。待散会出到院子，他刚站了一会儿，就望见方文也出来了，院子里只有他们两人。他就走到方文面前，迅速地用法语说：“我是沃尔特斯将军，美国武官，我有一封我国总统致贵国政府的信。”
方文听后目瞪口呆，这太意外、太突然了，想说什么，又不知说什么，就说：“一定转告，一定转告。”
方文说罢就跨进了奔驰车，疾驰而去。
由于方文没有说要收下这封信，总统给中国政府的信没有送出。沃尔特斯感到没有完成任务，就将这次碰壁的情况报告了基辛格。基辛格指示说，先把这事搁一搁。
尼克松访华后，毛泽东会见黄镇，派其赴美任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
在基辛格安排第一次访华计划前夕，6月16日，沃尔特斯收到华盛顿的一封信，规定其必须于6月19日将此信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黎大使黄镇。这就产生了中美这两位将军后来的一连串会晤。
对于中、美两位将军在巴黎的接触，在整个法国只有蓬皮杜总统和法国情报机关的最高负责人知道。
为了保密，他俩从来都不在电话里交谈事务，只用电话约定会晤时间。黄镇不用自己打电话，由韦东或者曹桂生打电话，沃尔特斯使用的是法国化名“让”。在美国驻法使馆，只有沃尔特斯本人与其武官处的女秘书南希·乌莱特小姐知道。因此，在那段秘密会晤的日子里，沃尔特斯得亲自动手编译许多信件的复杂密码，因而常常自嘲地说，他是美国政府中薪金最高的密码员！在中国驻法使馆，中美接触的事，只有黄镇本人与翻译韦东及曹桂生知道。一次，沃尔特斯在中国使馆官邸与黄镇讨论尼克松访华的具体事务，会晤结束，沃尔特斯正要告辞离开会客厅，院子里突然驶进一辆大众牌大轿车。韦东立即一把拉住沃尔特斯，将其推入客厅旁的一间厢房里，还关上了门。这时，一大批住在院子里的中国外交人员从大轿车上下来，纷纷走回各自的宿舍去。等院子清静了，沃尔特斯才离开了中国使馆官邸。
关于他俩会晤使用的语言很有意思。两人使用英语或者法语，都有翻译。
有一次，两人就专门谈起了语言问题。沃尔特斯为不会说汉语而遗憾，彼此探询了一番各自会讲的语言后，终于找到了一种双方都懂的语言，那就是俄语。
黄镇在从军队转到外交部门之初，略学过一点俄语。于是，他俩不使用翻译时，就用俄语谈话，两个人的俄语都说得不流畅。
黄镇笑着说：“可能永远不会有人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黎的大使和美国驻法武官会在一起用俄语交谈！”
从1971年7月19日沃尔特斯首次来到中国使馆官邸、巴黎秘密渠道建立算起，至尼克松访华后的1972年3月结束，在此期间，沃尔特斯共来黄镇大使官邸45次，平均每月接触近7次。据参与其事的曹桂生在《回忆中美“巴黎秘密渠道”》一文中记述：
会谈的内容也很广泛，从双边关系到远东和国际问题。黄大使一再交代有关同志，只要接到国内有关“秘密渠道”的指示，都要立即通知他。有好多次是半夜收到国内来报，因此，有关人员便把黄大使从梦中叫醒。他交代我和韦东两人，不管什么情况决不得拖延和沃尔特斯的联系。沃尔特斯也是毫不怠慢，他说只要有事，随叫随到。
秘密渠道期间，基辛格也秘密地来过黄镇大使官邸4次，后来出任驻华大使的温斯顿·洛德也来过，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将军也来过。基辛格常在法国的电视新闻节目中露面，长相又很有特征，几乎家喻户晓，在巴黎很容易被人辨认出来。基辛格来黄大使官邸时，为避人眼目，特意作了化装，大鼻梁上架一副黑色宽边墨镜，头戴一顶法国普通帽子，帽檐拉得低低的，真有点像影片里的大侦探。他在座车上也动了脑筋，美国使馆武官处有5辆带有外交牌号的车不能坐，也不能搭乘出租车，而是由沃尔特斯在汽车行里租出一辆很不起眼的小车，由沃尔特斯亲自驾驶。沃尔特斯将这些情况介绍给黄镇听，颇为得意地说：在川流不息的巴黎大街上，谁会注意我们这一辆租用的普通小车里坐的是什么人物呢？租用的车无处报账，还得我自掏腰包。黄镇听了哈哈大笑，称赞对方想得周到，保密工作做得好。
在双方频繁接触、准备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具体事宜时，中国方面得到消息称：台湾当局有人要偷袭经西太平洋飞至上海的总统座机。曹桂生在回忆文章中也作了记述：
尼克松访华临近时，在1972年2月上旬，国内得到消息，台湾当局有人阴谋用伪装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战斗机袭击尼克松总统座机。这一消息可靠与否当然无法证实，但根据宁可信其有、不可信黄镇出使美国，与尼克松在一起谈话。
其无的道理，我方还是通过“巴黎秘密渠道”向美方传递了口信，并说明我方无法判断上述消息的可靠性，愿提请美方注意。后美代表告，美政府非常感谢我方的及时通报，已采取防范措施。后来，我方又向美方通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上空总统座机的安全由我国有关部门负责。
尼克松于1972年2月下旬的访华活动十分成功。同年3月5日，中美“巴黎秘密渠道”行将结束，沃尔特斯将军在赴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新任前，特来中国使馆官邸向黄镇大使辞行，黄大使为他举行午宴。黄镇大使祝酒说：“我俩成了老朋友，不管将来出现什么情况，你和我至少已经圆满地完成了我们的使命，使我们两国的元首进行了接触。”
沃尔特斯致答辞说：“感谢这一段难忘的日子中黄大使的好意和关照，使我在执行这一没有先例的特殊任务时能一帆风顺。”
在共同回顾了这次有意义的接触过程时，黄镇对沃尔特斯将军的工作给予高度的评价，赞扬其认真负责、严守机密、恪守诺言的态度和精神，并说：“我们已经会面45次了，为我们将来不管在哪儿的第46次会面而干杯。我可以这么说，将军什么时候到中国去都会受到欢迎的。”
在20世纪80年代，沃尔特斯将军曾多次访华，与黄镇大使几度重聚，愉快畅谈，共叙友谊。
打前站的黑格未能落实毛泽东与尼克松见面的安排
在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时候，基辛格曾经幽默地对周恩来谈起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先遣人员。他说，中国两千多年来曾经多次受到夷狄入侵，但是从来没有碰到过总统的先遣人员。美国总统访华的访问团人数、先遣人员、技术人员及随团记者的人数，按经过压缩的“不能再少的最低限度方案”，也仍然让中国方面觉得多得几乎不可理解。基辛格只好无可奈何地自嘲：“尽管中国早在两千年前就发明了官僚制度，但是看来还得了解这些前所未闻的官僚主义做法。”
为了安排尼克松总统访华的行政事务与后勤工作等问题，美国派了一个叫黑格的人为首的先遣队先期来华打前站，于1972年元月3日到达北京。黑格是基辛格的助手。他带来了18个先遣人员，先分口进行会谈，分别谈判解决总统来访的有关礼宾、安全、接待、住房、电视转播、记者访问等具体安排。
最有意思的是关于保卫工作的谈判。美国方面负责保卫工作的头头大出洋相，他竟然要求凡是总统访问的地方都开出一份捣乱分子的名单。按美国的保卫规定，所谓捣乱分子就是指共产党及其同情者。如果要问中国有多少共产党及其同情者，那会得到一个令人不安的答案：不会少于8亿人。中国方面还安排尼克松总统在中国国内访问乘坐中国飞机及红旗轿车。这些都不符合美国总统访问的安全规定，双方争执不休。最后，尼克松答应同意中国的安排。
在尼克松访华期间，随行的大批记者将通过通信卫星播发电视、图片、电讯等，需要中国政府给予方便。关于此事的谈判由熊向晖与随黑格来华的白宫发言人齐格勒进行。熊向晖按周恩来总理指示，请美方帮助租用一个卫星。齐格勒估计租金可能需100万美元，他建议中国政府不必花钱租用，只要在北京、周恩来会见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的黑格将军。
上海、杭州修建地面站就行了，费用由美国承担。熊向晖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总理说：不要一听100万美元就想缩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国主权的问题，不能有丝毫含糊。总理叫熊向晖告诉齐格勒：第一，请他负责为中国政府租用一颗通信卫星，租用期是北京时间1972年2月21日上午1时至2月28日24时；第二，在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必须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将予同意。中国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第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不做冤大头。
齐格勒听后很惊讶：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我完全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前两点办法。租用费一定很合理。可以设想，这两项费用之间会画个“等号”。我很佩服你们的精明，我更佩服你们处处注意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齐格勒完全同意基辛格的看法：周恩来总理是世界上罕见的令人衷心敬佩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元月6日的晚上，周恩来与黑格举行正式会谈。在此之前，元月4日，周恩来接见黑格一行的时候，黑格在讲话中流露出一种帝国主义观念，引起了周恩来的警觉与关注。黑格跟周恩来讲，美国方面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Viability），所以我们双方有共同点，可以共同对付苏联。周恩来6日晚上在黑格一行在上海。
人民大会堂与黑格会谈，重点就是要解决他这个思想问题。总理觉得黑格这种思想在美国有典型性，通过做黑格的工作，可以给美国方面一个重要信息，中美谈判是要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让你来保护我。为此，周恩来事前找了几个英文翻译，要他们将这个“生存能力”（viability）的确切含义告诉他，他自己也查了有关的外文资料。在6日晚上的谈判中，周恩来说：“今天，我要请教一下黑格先生，你为什么在前天的讲话中使用像Viability这样的字眼？”
黑格不以为然地说：“我的意思是苏联在贵国的北部边境摆着50个正规师，百万大军，威胁着你们的……生存，美国是不能坐视不管的。那是霸权的表现。”
“我们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地区称霸的努力，这是中国政府一贯的立场，”周恩来平静而威严地说着，“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存，不需要任何国家或集团来保护。”
黑格有点儿紧张，辩解说：“我是对贵国的安全表示关心。”
这时，周恩来出示了翻译准备的好几份资料，严正地说：我们查阅了包括美国出版的辞书在内的好些辞典。Viability是生存能力，来源于胎儿或婴儿的生活或生存能力。……”
周恩来提高了声调：“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生存能力，要你们美国政府来关心呢？美国人在世界上就是习惯到处充当保护人。我要直率地说，这是一种帝国主义观念的反映，也是一种大国沙文主义观念的反映。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黑格自觉理亏，满脸通红：“我实在没想到这个词包含有这个意思。很抱歉，总理先生，我可以收回我说的那句话。”
周恩来正在跟黑格谈判的时候，陈毅去世了。秘书决定暂时不告诉周总理。
谈判结束时，已经是夜里12点。周总理送走黑格以后，服务员给他端上稀粥和小笼包子。总理吃完夜宵后，秘书给他递上了药片与开水。秘书努力掩饰着因陈毅去世而带来的紧张与沉重的心情。周恩来服完药后，秘书想让他先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告诉他陈老总去世的消息。
黑格受到周恩来的批评却没有生气。从人民大会堂出来，乘车驶往下榻的民族饭店的时候，他心悦诚服地对翻译章含之说：“久闻周恩来总理大名，今晚听他一番谈话使我佩服之至。”
元月7日，黑格一行离开北京飞往上海。他们要按预定的尼克松总统的访问路线，事先走一遍，落实打前站的各项工作。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讲话祝酒。初次来中国的黑格不懂中国的礼节，不知道他作为客人也要站起来讲话。他没有致答辞。其实这是美国人的粗疏，并不是有意的。当天晚上，徐景贤、冯国柱等上海要员大为恼火，觉得黑格瞧不起上海领导人，半夜三更将从北京陪同黑格来的章文晋、章含之叫到他们的办公室，说要整黑格。北京去的同志作了解释，他们不相信，还是要整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