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甚至考虑不派使节，自己直飞北京
在广大美国人看来，有新闻价值的只不过是美国一个乒乓球队出人意料地接受邀请，去封闭已久的“铁幕中国”访问，受到了盛情接待，并且得以使美国球员及记者向公众传达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的感受。
充分理解周恩来“乒乓外交”举动的全部含义的，在美国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尼克松，另一个就是基辛格。因为只有他俩才知道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来往的全部信息。尤其是从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两条渠道传来的秘密信件，只有他俩了解。
尼克松以他几十年来锻炼出来的特有的政治敏锐，预感到中美两国之间即将有某个重大事件发生。他感到兴奋，受到鼓舞。美国乒乓球队是4月10日上午从香港穿过罗湖桥到达中国境内，当天傍晚就乘飞机抵达北京的。尼克松很快就得到了消息。第二天4月11日是星期天，又是复活节。
十分注重家庭生活的尼克松和夫人帕特及两个女儿特里西亚与朱莉在一起，外加两个女儿的未婚夫埃德·考克斯与戴维·艾森豪威尔。当全家围坐在西大厅沙发上的时候，尼克松讲起了女儿的婚事，还谈到蜜月旅行。特里西亚和考克斯再过两个月就要结婚了。
尼克松甚至想自己前往北京，不派特使了。
他们征询尼克松的意见：蜜月旅行应该上哪儿？如果你是我们，你会去哪个国家？
尼克松仰靠在椅背上，还在想着美国乒乓球队今天在中国该怎样度过。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说：“应该去的地方是亚洲。我希望你们在一生中某个时候，最好是早些而不是晚些，能够到中国去，去看看那里的大城市、那里的人民、那里的一切。”
尼克松希望他们能去，其实是他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够去。
4月12日，台湾驻华盛顿的“大使”周书楷由陈纳德夫人陈香梅女士陪同来白宫向尼克松辞行，他就要卸任回台湾去了。周书楷以一种悲凉而复杂的心情，谈到了美国乒乓球队对大陆的访问。他对尼克松说：“要采取冷静的态度，对任何这种姿态都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
尼克松转开话题，称赞周书楷在华盛顿给人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请他代问委员长和蒋夫人好。
周书楷无可奈何地刚刚告辞，尼克松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就批准了基辛格在3月25日（也就是名古屋乒乓球大赛之前）向总统提交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规定要在近期采取五项对华政策新措施，以大幅度取消存在已久的对华贸易禁运。
4月13日，尼克松把采取对华政策新措施的决定通知了政府各部门。
4月14日，周恩来接见美国乒乓球队的讲话传到华盛顿时，正好是美国东海岸的早晨。尼克松找基辛格、罗杰斯作了研究，认为美国该做出反应了。中午，尼克松总统通过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宣布，总统决定采取五项对华政策新措施，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齐格勒公开承认乒乓球事件对这次宣布的时机是有影响的。
4月16日，尼克松在会见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成员时，仍然处于因为乒乓球队访华引起的兴奋状况之中。他喜不自禁，大谈特谈他使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长远目标，使中国大陆“结束与世界大家庭隔绝的状态”。他还把在复活节对女儿特里西亚和她的未婚夫说的话公开出来，称中国是度蜜月的好地方。他自己也希望去。
可是，他的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却对一群记者说，他不同意同北京关系正常化的政策。阿格纽还说，在美国乒乓球队受到邀请的那天晚上召开的国家安全会议上，他就提出过反对意见，认为同中国搞关系会危害美国利益，肯定会破坏美国同台湾的关系。阿格纽说，他的乒乓球打得不错。他又说，美国随行记者对乒乓球队访华的报道糟透了，是在为共产党中国宣传。最使他恼火的是美联社罗德里克的报道。他声称让乒乓球队访华是上当了，是个错误。阿格纽的谈话被4月20日的《纽约时报》披露了出来。
尼克松知道后大为恼火，担心影响中美对话的进程。他命令助手霍尔德曼要阿格纽以后不要再谈论中国问题。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有意识地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总统和副总统在美中关系问题上的观点尤其一致。”
阿格纽不再作声了。
“乒乓外交”过去之后，4月21日，尼克松在白宫特别接见了刚从中国回来的美国乒乓球队领队斯廷霍文。他向斯廷霍文保证，对于美国乒协邀请中国乒乓球队访美之事，他一定给予合作。斯廷霍文走后，尼克松独自坐在办公室里，内心又泛起一股不安的情绪。每当重大事件即将来临的时候，尼克松的心情总是很矛盾。阿格纽的反对态度使他产生事情会变糟的预感。同时他又满怀希望，期望着突破给自己带来的一切。他相信自己在推动历史前进。入主白宫以来，他曾经反复思考过：一个有建树的领袖人物应该具备的最重要特征是什么？是美德吗？美德不是使伟大领袖高于其他人的因素。有人品德很佳，但是不那么成功。智力的异彩也不是确定领袖人物的特色。伟大领袖当然必须聪明过人，具有透彻的分析能力和深刻的思想；但是，领袖无须像一般教授一样依照自己的价值观来看待世界，创立学说。他经历过6次危机，遭遇过一败涂地的窘境，他终于从失败的深渊攀上了权力的顶峰。他的经历告诉他，伟大领袖最需要深谋远虑，要果断，要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要敢于冒险。他觉得，现在周恩来发出了信号，这就是时机。他甚至担心中国人会在最后的时刻后退。
这几天，他忽然产生了一个十分大胆的想法，省掉先派总统使节这个阶段。既然乒乓球队已经起了为他探路的作用，下一步，他为什么不直接由自己出面飞去北京呢？！当然，他这样想是担心总统的使节出使北京将会产生莫大的轰动，从而使自己的中国之行减色。
尼克松忐忑不安，拿不定主意。他找基辛格来商量。基辛格对中国人已经有了新的认识：中国人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与学识是以千年的文明史作为背景的，美国人太缺乏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了。基辛格劝告总统：“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中国人的直接邀请，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总统前往中国访问，未免太危险了。要是吵崩了，在国内外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现在形势往好的方向发展，我觉得总统不必操之过急。”
尼克松觉得也对，微微点头说道：“我是担心时间一长，中国人会变卦，又上天安门来一个革命声明，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基辛格胸有成竹：“我倒不怀疑中国会变卦，会后退，这是全球力量的格局决定的，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
尼克松稍稍宽下心来，还是决定按原计划进行。可是，他焦虑着急的心情有增无减。4月27日上午他和基辛格碰头后，决定派一名信使到巴黎去，通过法国的关系把正式建议传达给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之所以选择巴黎，是因为中国人对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渠道保持缄默已经很长时间了，是不是北京对这1971年，尼克松与陈香梅女士。
两个渠道都不信任了呢？
发往巴黎的信还在途中。4月27日这天下午，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利来到白宫，带来了周恩来通过叶海亚总统捎来的新口信。口信说，中国人现在对于作为达成和解的直接会谈感兴趣，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一位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者美国国务卿，甚或美国总统本人，以进行直接会晤和商谈。”
周恩来口信的新内容是说公开接待美国去北京的使者。这是尼克松难于接受的。他认为，为了使这个主动行动能有成功的机会，必须完全保密，直到为总统的访问所作的最后安排达成协议为止。如果事先透露风声，保守的反对派就可能在国会里进行动员，破坏全部工作。
这个口信又使尼克松欣喜不已。他花了两三天时间与基辛格讨论派谁去北京参加初步会谈。开始认为美国在巴黎的谈判代表戴维·布鲁斯最合适，一想到中国人不愿意和越南谈判问题搅在一起，就排除了布鲁斯。又考虑到国务卿罗杰斯，基辛格觉得罗杰斯几乎没有办法秘密前往中国。最后，尼克松决定基辛格去。基辛格推托说，他像罗杰斯一样目标太大。
尼克松笑着说：“我相信一个能够进出巴黎而不被人发现的人，也一定能够进出北京而不让人觉察。”
基辛格十分高兴。他后来曾经开玩笑说：“理查德·尼克松真有胆量：他派我一个人去，到时无法同国内联系，他不怕我把阿拉斯加卖掉啊！”
尼克松觉得也只有基辛格可派。此次秘密访华，没有经过官僚机构的正常审批手续，便派出使节；如果使节此行失败，必定会给他造成一场政治灾难，对美国也会是一场国际灾难。基辛格到底是他的安全事务顾问啊！
要有所建树，就要果断，要敢于冒巨大的风险。否则就会退回到另一轮长期的试探和摸索阶段。他在心里说。
正因为与中国人的信息联系只有尼克松和基辛格知道，国务院等官僚机构被甩在一旁不知底细。然而事物总有它另外一面。保守秘密就导致了混乱。明确归国务院管的对华政策的一个方面是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当时，国务院估计到，美国反对接纳中国的主张在联合国所得到的支持愈来愈少；因此，国务院设计出了既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又不驱逐台湾的“双重代表权”方案。
这种方案，对台湾或是中国大陆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只有在国内批评尼克松对华政策的人才认为它是可以接受的。国务院为此写了备忘录请总统批准。
尼克松为“乒乓外交”所鼓舞，不想在这个触痛神经而又无法解决的问题上危害对华新政策的还不牢靠的开端，就干脆把它搁了下来，只是表了一个态：“今年7月中旬以前，我不对这个问题作任何决定。”
罗杰斯国务卿当然不知道，尼克松要派基辛格在7月以前访问北京。
国务院这个“双重代表权”方案尚未正式抛出，影响还不大。当时发生的另一件事几乎捅了大娄子。4月底提前出版的《生活》周刊报道了毛泽东跟斯诺在北京的那次谈话内容。几家通讯社抢先几天预发了斯诺这篇文章的摘要。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反响，成为许多报纸、通讯社的头条新闻。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法国、日本等国的大报都发了消息。4月29日，罗杰斯国务卿在伦敦出席东南亚条约组织的部长级会议时，在电视上发表谈话，宣称埃德加·斯诺在《生活》杂志上报道的毛泽东邀请尼克松去访问是“随随便便地提出的”。
他认为，那不是“当真的邀请”。他还说，中国对许多方面都是“扩张主义的”、“相当偏激”。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尼克松当晚得知罗杰斯的谈话后有如听到晴天霹雳，好半天才冷静下来，只好于当天亲自出来举行记者招待会，做一些纠正工作，在谈话中用和解的语气提到他可能访问中国。有一段话简直是讲给北京听的：“我希望，事实上是预期，在某个时间以某种身份访问大陆中国，以什么身份出访我还拿不定主意。”
周恩来精心挑选对美工作班子
小轿车行驶在北京西郊的大道上。司机把车子开得很平稳。周恩来还是觉得心直往下坠，内心感到苦涩和沉重。
刚才在李四光的追悼会上，他动了感情。中国有几个李四光？世界上又有几个李四光？为什么在李四光的追悼会上不给致悼词？李四光为地质学作过重大贡献，名震中外。李四光一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不顾生命危险，冲破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层层阻挠与无耻威胁，毅然从英国回归祖国。他记得那也是5月份，是1950年的5月，李四光终于胜利回到北京。他和李四光热烈拥抱、紧紧握手；他还记得李四光眼角噙着泪花。他更记得在最困难的时候，北京街头汽车没有油而驮着大大的煤气包的时候，李四光忧心如焚，废寝忘食，为国家寻找大油田作贡献……这样的人去世了怎么能不致悼词？
周恩来认真思考组建对美工作班子。
他狠狠地批评他派去科学院的联络员。为什么不向我汇报？！怎么能够同意这样开追悼会？！他们怎么能够这样做？实在太“左”了！
刚才在追悼会上，周恩来非常激动，连说话的声音都有点颤抖。他不理会人家的规定，当场念了李四光的女儿李林写给他的信。念罢信，又亲自致悼词，高度评价了李四光在科学上的卓越成就和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
周恩来坐在车后座上，把头仰靠在沙发上。他太累了。他尽管合上了眼皮，却丝毫没有睡意。他抑制住悲愤，又在思索着将要跟尼克松派来的特使会谈的事。
尽管周恩来在给美国的回信中声称准备接待尼克松总统派来的基辛格或是罗杰斯，可是，他判断尼克松很可能会派基辛格来。据说基辛格是个谈判高手，很有学问，观点也新。主席已经同意成立一个对美工作小组，准备跟基辛格较量。小组由叶剑英负责。解放战争中，在美国协调下于北平举行国共谈判时，叶帅就跟美国人打过交道。
周恩来反复思考着对美工作小组成员的名单。思考着挑谁当自己的助手。
1944年，叶剑英在延安就接待了美军观察组。
叶剑英在1946年主持军调部和马歇尔将军一起工作。
伍修权吗？伍修权在抗美援朝时就跟董必武率代表团赴纽约出席联大特别会议，跟美国人较量过。但是，伍修权处境艰难，人家管得很死，不容易调；用乔冠华也行。乔冠华跟着周恩来多次跟美国人打交道。可惜冠华肺结核病很厉害，已经住院治疗；用陈老总更好！陈毅在前年举行的四老帅座谈会上就曾大胆提出过打开中美关系的提议。痛心啊，陈老总已是癌症晚期，正在想方设法治疗抢救；他还想到了黄华，在延安交际处接待美军观察组时，黄华给美国人很深的印象；还有章文晋，也是跟周恩来搞外事工作多年了，是在重庆的复杂环境里锻炼过来的……
又有一个人的身影闪过他的脑际——熊向晖。熊向晖已经调到总参谋部工作，还可以调来。前年，珍宝岛反击战以后，他曾请示主席同意，派熊向晖去参加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老帅的国际形势座谈会。熊向晖在美国读过书，能说很地道的美国英语，反应敏锐，头脑很灵。周恩来还想起11年前他让熊向晖陪同英国着名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我国访问的轶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