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将近十年间，阿诺德和科尔博姆等兰德公司创始者计划把兰德公司打造成一个实力强大的智囊机构，在众多的学者尤其是沃尔斯泰特参与进来后，毫无疑问，他们的伟大梦想更接近成功了。自从曼哈顿计划以后，兰德公司智囊团聚集了一大批高科技的人才，其中以沃尔斯泰特最负盛名，在国家战略中至关重要的核战略领域中，他是公认的最具有影响力的兰德公司科学家。
2.赫尔曼·卡恩——科学胆识与道德冷漠的典型
在核研究的圈子中，还有一位与沃尔斯泰特持不同观点的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他的理念虽然与沃尔斯泰特算不上是背道而驰，但是至少在研究方向是截然不同的。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这段时间里，他被看做是兰德公司学者中集科学胆识和道德冷漠于一身的典型化身——赫尔曼·卡恩。
赫尔曼·卡恩同许多兰德公司的科学家一样，拥有强烈的自命不凡和优越感——他们从来都不会轻易低头承认错误。卡恩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行事理论。他总喜欢这样问：“如果用1.8亿人的死亡来惩罚前苏联，这样的代价还显得高吗？试问我们又愿意或应该为此付出多大程度上的代价？”“如果在核战争中真的有人生还的话，那么活下来的人会不会羡慕在核战争中失去生命的人，或者说羡慕死亡？”不仅如此，卡恩还把发生战争的可能定义为偶然或次偶然、主区域或次区域，并画出了战争冲突升级梯形图，以一种开玩笑的方式预测着难以置信的大规模死亡。因为卡恩，兰德公司的科学家们在美国民众的眼里便成了一群喜欢拿死亡开玩笑的人，甚至于异想天开。
卡恩与沃尔斯泰特、布纳德·布罗迪一样，都是犹太人，卡恩出生在新泽西州一个犹太人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狂热的教徒，但卡恩却从未加入任何一种教会。卡恩的父母在他十岁那年就离异了，母亲带着卡恩和两个弟弟移民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南部，他们在洛杉矶一片犹太人居住区里安生，在那里，他们度过了一段艰苦的生活。卡恩的母亲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曾向政府申请过两次救助。作为犹太人的卡恩，又因为经历了这样一段困苦的岁月，因此，卡恩一生都强烈支持犹太人复国的各种活动。1940年，从费尔法克斯高中毕业的卡恩，考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物理学，1943年，学校军队预备团要求卡恩参加一项智商测试，卡恩上场后在半个小时之内便完成了整个测试过程。后来，测试结果公布以后，卡恩相当满意自己的成绩——该测试有史以来最高的分数。
卡恩曾经在太平洋歌剧院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他又返回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分校攻读硕士学位。之后不久，卡恩的母亲却突然辞逝，之后，卡恩陷入了痛苦、穷困的生活境地，身无分文的他还要承担起抚养两个年轻弟弟的责任，为此，他还努力获取了房地产经纪人许可证。
当时，萨姆·科恩是卡恩最要好的朋友，也是后来中子弹的研发者。科恩在兰德公司工作，于是他向兰德公司领导者们推荐了卡恩，此后，卡恩便进入了兰德公司工作。
当兰德公司学者们看到身高足有6英尺、体重约300磅、又高又大的卡恩时，他们都一致认为，在这一点上，卡恩与威廉姆斯简直相差无几。不同的是，卡恩有一个显着的特征，那就是拥有一个庞大的腰围和能言善辩的口才。
卡恩刚进入兰德公司的时候，被分配到核动力飞机的研究项目中工作，但后来兰德公司学者普遍认为这个项目不切实际，因此被终止了。紧接着，卡恩又被分派到兰德公司“超级武器”研究室工作，该实验室直属加利福尼亚大学，地处旧金山。“超级武器”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新建的苏伦斯·利弗莫尔实验室中进行操作。卡恩每天都需要在旧金山地区来回奔走，这对于尤其喜欢社交活动的他而言，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正是因为卡恩频繁而又活跃的社交活动，使得兰德公司同仁们都对他是如何获得兰德公司最高忠诚度调查的事而感到好奇。
“超级武器”也就是国家最高机密的氢弹的设计与研制，由于工作本身的绝对机密性，“超级武器”研究室的四面是厚重的玻璃门，这就像以前设立在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工厂内的兰德公司研究室一样——用厚实的玻璃门将研究室与其他区域隔离开来。然而，如此严密的工作环境与方式，对于喜好社会活动和能言善辩的卡恩而言，简直是受罪。为此，他时常忍不住溜出研究室，在走廊上来回走动，碰到熟人的时候，他就缠住他们发表自己的演讲和评论，对于陌生人，他便极力自我介绍。
卡恩在走廊上闲逛的时候，有时还会遇见沃尔斯泰特，当时沃尔斯泰特正忙于大量预测、论据的工作中，研究工作几乎占用了兰德公司大部分的时间，而且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参与其中，协助他进行高深的研究工作。
在兰德公司工作期间，卡恩与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安德鲁·马歇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的相识源于相互所热衷的博弈论，他们两人还合着了一本有关于“蒙特卡洛方法”（蒙特卡洛方法是一种以“随机数”为基础的计算方法，因此又称“计算机随机模拟法”。）这种计算方法是一种数学概念分析学，此后被应用在抵御前苏联袭击的战场中。
在“超级武器”研究之余，卡恩还会参与几个新项目的研究工作，他还会写一些文章发表。当时，卡恩刚刚与罗莎莉·简·海尔纳结婚，海尔纳曾是卡恩的工作助手，因为传闻说海尔纳的两个亲姐姐是共产组织成员，因此，卡恩曾把海尔纳的政治倾向描述成“约翰·伯奇协会右派”（成立于1958年的一个极端右派的协会组织）。
在卡恩与海尔纳正式结婚之后不久，一个被联邦调查局追查的人公开声称，卡恩是共产主义组织内部成员、美国民众自由组织成员、移民保护委员会成员，尽管这件公开指责他的事很快就被澄清了——证明他不是共产主义者，可以继续参加“超级武器”的研究工作，但是在之后联邦调查委员会展开进一步的追查工作期间，卡恩最高级的忠诚合格审查证书被暂时停止使用，而这个证书是他从事“超级武器”项目研究的首要条件。
直到卡恩被派到空军中做“国防中系统分析作用”的讲座时，卡恩才真正发现自己最适合做的工作。
卡恩有着热情洋溢的活泼性格及能言善道的绝佳口才，这样的人似乎天生就是一副做演讲的料。卡恩的天赋就是口齿伶俐，他滔滔不绝的演说甚至可以与众多滑稽的演员相媲美。卡恩在空军中关于系统分析的演讲，充分调动了空军官兵的热情与积极性，他巧妙地运用双关法、类推法、臆测法，并时而敏感地澎湃一番：“你想，从理论上来讲，我们想要和你们取得合作，用你们的轰炸机飞往前苏联，看看有多少轰炸机被彻底摧毁，又有多少轰炸机安全返回。关键是，我们很难和别人取得合作的机会。”
卡恩在演讲中，还运用了曾经沃尔斯泰特也借用过的布罗迪的核后备力量概念，沃尔斯泰特还将之命名为“第二次打击能力”。此外，卡恩还大量借用沃尔斯泰特和布罗迪的研究内容和提议方案，比如分散军事人员和飞行轰炸机、加固保护棚和核弹发射井等。卡恩极力向空军推崇“民防系统和核战略”才是抵抗前苏联核攻击的策略，他在演讲中这样说道：“美国现有2亿人口，按照现在的防御系统，如果在核战争中有3000万人丧生，那么幸存下来的就只有1.7亿人！假如在各个防守战略据点方面加固保护棚，那么伤亡人数相对可以减少2000万。”
卡恩认为，民防系统保护棚不但保护了美国民众的生命安全，还是遏制前苏联核攻击的有效武器，如果前苏联政府知道美国的民众一点也不畏惧核战争，况且在核战后依然可以实施人力反击，那么前苏联就不敢轻易对美国动武。于是，他极力主张并催促美国政府在国内大量构筑保护棚。卡恩在美国国会上激情澎湃地说：“我们只需要投入2000亿美元，那么就算前苏联对我们发动了核攻击，我们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失，大量的幸存者依然会高舞国旗。况且，有了保护棚，前苏联根本就不敢轻举妄动。”
然而，当时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卡恩的提议并不重视，只是让卡恩建立一个研究委员会，但是对于大规模建设民防系统保护棚的问题，却一直未曾走出过卡恩的演讲黑板，也就是说，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落到实处。政府的官方政策是保留大量的反击军事能力，但总统艾森豪威尔更加倾向于以美国和前苏联同时裁军为主。因为艾森豪威尔渐渐相信美国和前苏联都不可能在核战争中幸存。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时，艾森豪威尔政府与前苏联政府终于达成一致协议——同时削减彼此的核武器规模。
1959年，卡恩向兰德公司申请离职。之后，他进入了普林斯顿研究院，在那里供职了1年多。他仍然执着地宣扬他的民防系统分析观念，为此，他不辞辛苦，东奔西走，在全国各种场合、大学及外交机构演讲自己的民防系统。他对自己最热衷的主题“民防系统与核战略”可以进行长达数小时的即兴演讲，而且整个过程中他都是一副津津乐道的表情。不仅如此，卡恩还运用大量的图形、图表和幻灯片及投影来充分论述和证明他的观点，并用曲线图将各种战争情形中的伤亡数量勾勒出来，并在旁边标有文字加以注明，比如“核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会不会羡慕死亡？”或“同样悲惨却又有着根本区别的战后情形”等。
社会各界人士都说，他演讲时的模样看起来极像一家食品公司的卡通形象标志——皮尔斯伯利面团宝宝，全身上下肉鼓鼓的，可爱而又滑稽。虽然在整个演讲过程中，听众们总是忘我地笑着，似乎对卡思的演讲不太重视，但往往他们在演讲结束后，会感到极度的恐惧。在兰德公司，沃尔斯泰特把卡恩比作是一枚“随时都有可能引爆的炸弹”。
对于卡恩的演讲，很多军事战略分析师都认为卡恩的讲座是冻结核战略的最佳论据——虽然这不是卡恩的根本用意。卡恩一再支持美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攻击，对于他而言，发动战争应该以事实为标准，而不是基于道德的慈悲之心。卡恩的形象就像是著名电影《奇爱博士》中的主角——精力永远那么旺盛且劲头十足。据说，《奇爱博士》的塑造者斯坦利·库布里克抄袭了诸多卡恩的演讲资料，因此卡恩极力向库布里克要求分得版税。
卡恩对写作不太擅长，因此，他找朋友帮助编写演讲稿，并且把演讲稿装订成册，看起来就像一本一本的书。卡恩将这些演讲稿命名为《论热核战争》，这也体现了他对军事经典名著《论战争》的崇拜之意。对于卡恩这种大肆曝光研究资料的行为，兰德公司的核战略分析师们流露出了轻蔑的态度，因为他们始终以及其理性、谨慎的行为对待和使用研究资料，而卡恩的做法与他们大相径庭。况且，兰德公司的许多战略分析师都认为卡恩不只抄袭了沃尔斯泰特和布罗迪的研究成果，还抄袭了兰德公司每一个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且不曾感谢任何人。
当卡恩把《论热核战争》交给昔日导师沃尔斯泰特帮忙审阅时，不料沃尔斯泰特却对《论热核战争》中的内容火冒三丈。原来《论热核战争》中的道德观念及其冷漠和明显，简直可以说是非道德的观点，让人看了不免有些恐惧。
卡恩想要尽快知道沃尔斯泰特对书中观点的看法，于是他悄悄地走入沃尔斯泰特纯白质朴的办公室里，当时，布鲁诺·奥根斯坦也在场，沃尔斯泰特把《论热核战争》扔向卡恩，只说了一句：“赫尔曼，对于此书我只有一种建议，立即毁了它。”
卡恩当然不可能照做。并且，他还极力主张兰德公司的领导者们批准正式出版《论热核战争》。起初，科尔博姆对此书所持的意见与沃尔斯泰特的一样，因为它不仅删改了兰德公司学者们多年以来精心研究的成果，而且有损战略空军司令部和空军的威严与利益。但在卡恩一再的坚持要求下，科尔博姆最终以书中完全没有涉及任何机密和并非是兰德公司的官方文件为由，同意正式出版《论热核战争》。对此，卡恩对科尔博姆表示深深的感激。
卡恩和布罗迪一样，都支持发动有限的战争，不赞同拥有强大的军事能力就可以达到威慑对方的目的这一理论，虽然这在卡恩看来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卡恩在《论热核战争》中，构想了一种绝妙的战斗终极武器——如果前苏联铤而走险抢先发动战争，那么这种战斗终极武器将会自发性地发射核弹，其杀伤力足可以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他还把这种终极武器和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作战方案相比，并认为空军的作战方案都是不理性的，并且在进攻方面毫无灵性。在《论热核战争》的最后，卡恩把自己的观点融合在兰德公司所提出的反击力的概念中——核导弹首先要瞄准的是具体明确的军事目标，而非针对城市。
在《论热核战争》中，卡恩把民防系统描绘得绘形绘影，他及其丰富而又大胆地构想了核战争期间和战后人们的生活情形——核战争期间，人们都躲入已经加固过的深洞和矿井等保护棚中，这样就再也不用惧怕前苏联的核攻击，美国经济和民众都可以避开此劫，如此一来，核战争中的放射性物质对人体的危害就不会太大。如果核战争一旦爆发，将会引起人体基因变异。此外，核辐射物质还会导致辐射病，卡恩建议大家广泛使用核辐射测定仪，如此一来，任何人一旦出现不好的状况，大家都有机会及时地避免被传染。
另一方面，卡恩还特别提议所有的食品都应该标明被污染的级别，受污染程度被卡恩根据毒性轻重为分五个等级——A类食品孕妇和儿童禁用；价格较高的B类食品和价格较低的C类食品，请大家放心食用；D类食品禁止40岁以上的人食用；E类食品只能动物食用。
卡恩的《论热核战争》足足长达652页，1960年，这本又大又厚的书终于出版，为此，卡恩不禁热泪盈眶。此书发行后，随即引起了市场的强烈反响，并引来了普遍的争议。出版发行仅两个月，就卖出了14000本之多，可以说是销量火爆。然而，随着《论热核战争》一书发行的越来越好，国内民众对书中冷酷无情的观点的指责也如洪水猛兽般袭来。国内大多数民众对此持轻蔑和谴责的态度，甚至将该书与德国纳粹死亡集中营相提并论。作为数学专家的詹姆士·纽曼还将此书称之为“借用道义作大屠杀宣扬的传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