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些悲观的论调,可以想象,当时的世界充满了怎样一种深层的绝望——大部分民众都认为一旦发生核战争,一切都被会毁灭,世界上不再有“人类”二字可言。尽管如此,卡恩那种注重实效的观念竟然出乎意料地鼓舞了一些人士的心,使他们即时顿悟。这些明亮的支持呼声来自倡导裁军者与自由和平主义者,他们其中就有哲学家伯特兰·拉塞尔,拉塞尔说:“卡恩所着的《论热核战争》一书在不经意间证明了想要利用核武器实现和平根本是不可能的,或许这一点是连卡恩都未曾预料到的。”与拉塞尔持同样看法的还有诺曼·托马斯。托马斯是美国社会党候选人,他在《星期六评论》上写道:“对于崇尚和平与拥护裁军的人而言,卡恩的观点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和重视……是美国人民光明正大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科尔博姆曾几次试图说服卡恩重回兰德公司工作,但卡恩最终拒绝了他的邀请。他沾沾自喜于自己卓越的成绩,携带妻儿迁居纽约,并且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100万赞助资金,创立了一个名为“哈得逊学院”的智囊团,从此与兰德公司机构划清了界线,形成了对立的关系。在哈得逊学院里,卡恩独创了一套“未来学”理论——旨在认为资本主义事业和科学技术发展永无止境且前途不可限量,在不久的未来,人类将会移民太空。
此后,卡恩还陆续创作出了各种不同领域的书籍,但这些书籍都无法与《论热核战争》相提并论。卡恩在1983年逝世,当时他还在极力汇编新版的《论热核战争》,他坚信兰德公司最初的信条是正确的——人类只有从容地面对死亡,才能在核时代中生存。卡恩作为一个名声鼎盛的另类思想家,令他无法预料的是,历史的潮流已经将他和他曾经狂热的《论热核战争》搁置在一旁,而当时在兰德公司与他同行的朋友,也都为了迎合新的技术潮流,在他们创造的无情世界里大获成功。
3.伯纳德·布罗迪——核武器威慑论的先驱
以放射性爆炸物作为核能时代的开端——这将预示着开启一个新的社会秩序。美国在日本长崎和广岛投下两枚原子弹后,其中最为关注的人之一便是兰德公司军事战略分析师伯纳德·布罗迪。在报纸上看到长崎和广岛原子弹爆炸的事件后,他发出一声无奈的惊呼:“我一直深信的核武器威慑论全都是废话。”经过深刻的反思后,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迄今为止,军队与科学的发展一直都放在怎样赢得战争上。从今往后,军队与科学发展的首要目的必须是避免战争,此外,再没有其他目的。”
1951年,布罗迪进入兰德公司工作,在此之前,他一直游荡在各个研究机构不同的学科之间,似乎极力在寻找一处象牙塔——避开正统观念的洪水猛兽,但他始终都无法完全融入任何一种机构,于是,他效仿沃尔斯泰特和卡恩等科学家,加入了兰德公司。
布罗迪和卡恩一样,都是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不同的是,布罗迪一出生就很贫穷。布罗迪身材矮小又眼睛近视,但他非常迷恋骑马和军队生活,16岁的他居然谎报年龄进入了国民警卫预备队,只因为当时的预备队有专业的骑马训练。1939年,布罗迪从芝加哥大学毕业,随后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师,也正是在这里,布罗迪认识了内森·莱特,莱特后来成为兰德公司的前苏联问题研究专家。
布罗迪之后又转到常春藤联盟大学,但不久便被那里的院长婉辞了。当时,院长对布罗迪这样说道:“你所学的专业太出色了,我们学院任何一项计划对你来说都是大材小用了,相信,你会找到一处比这更适合你的研究院。”
战争期间,布罗迪在美国海军情报处任职,主要负责编写宣传资料,并试图说服德国U型潜艇队员们投降。在美国对日本投下两枚原子弹的前五天,布罗迪正式被耶鲁大学的政治系聘请。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不久,布罗迪的毕业论文《机器时代的海军力量》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美国海军立即就购买了1600套,使得《机器时代的海军力量》成为当时学术类出版物的畅销书。由于此书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于是,出版社再次与布罗迪合作,编写了《海军战略入门指南》,此书一出,美国海军预备训练营立即抢购了15000套之多。欧洲的战火使得布罗迪的着作销量倍增,布罗迪的身价也因此倍涨。自从美国向日本投下两枚原子弹后,便改变了诸多国家之间的战争规则,也包括政治原则。当然,对此有所察觉的不只是布罗迪,许多的科学家也意识到了。西方各国普遍呼吁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回顾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生灵涂炭,可见战争是残酷的,一旦点燃战争的烽火,世界上的生灵将会受到严重的摧残。于是,各个国家的民众都渴望建立一个世界性的联合机构,以遏制战争,并能够引领人类进入一个真正和平的时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更多的人极力倡导建立这样的一个联合机构,主张将极端性、毁灭性的核武器的使用权交付给这样一个世界联合机构管理。
为了实现这种愿望,一些崇尚自由和平主义者东奔西走,为和平而努力,其中就有英国著名的哲学家伯特兰·拉塞尔。拉塞尔到各个机构游说议员们,试图说服他们。当时,美国著名杂志《星期六评论》的出版商诺曼·库辛也和拉塞尔的观点一样,库辛在《星期六评论》上写道:“我们不需要为建立起一个世界联合机构有多难而讨论,我们首先需要做的便是扪心自问——我们是否承担得起少了它的后果。”就连策划核武器的最高指挥官奥本海默也极力支持建立起这样一个联合政府,并托付其约束核武器的使用。但是,在当时也有不少人对建立这样一个联合政府持反对意见,并倡导美国对前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通过出其不意的核攻击,遏制前苏联或一切敌人的侵略战争。还有少数美国国会议会提议,即刻彻底摧毁前苏联。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就有这样的想法,他认为前苏联现在的军事力量还不是很强,美国应该趁机一举铲除前苏联,消除前苏联永久性的威胁。拥护这种先发制人战争观的还有海军秘书长弗朗西·马修斯。他甚至公然宣称:“想要消除永久性的威胁,必须发起先发制人的战争,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和平。正是因为这种公开的言论,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立刻将马修斯罢职。杜鲁门总统还公开批评这种先发制人的战争是一种非美国政府能够做出的行为。事实上,多年以后,杜鲁门总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为了防止前苏联侵略西欧,预防性核攻击战略的计划确实曾经筹备过。”
对于布罗迪而言,先发制人的战争在理论上来讲也不是不可行,但是其代价却过于惨重。那时,布罗迪认为,出其不意地发动战争,这与美国自由公平的原则和不对其他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传统背道而驰。布罗迪认为,在战争中取胜的军事家势必会在政治中落败——这是在1949年前苏联引爆第一颗原子弹后,布罗迪得出的结论。布罗迪同时还认为,美国已经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与前苏联的轰炸机和核弹相对抗,更不用说彻底摧毁前苏联这样的设想了。因此想要实现永久性的和平,双方首先必须放弃对核武器的使用。
后来,布罗迪和耶鲁大学合作出版了《终级武器》一书,书中的内容主要是分析研究了核武器的控制之道。在《终级武器》一书中,有两篇最具影响力的文章,它们分别是《原子能时代的战争》和《军事政策的影响》,这两篇文章都是出自布罗迪之手。当时布罗迪在撰写这本书的时候,为了能更好地将原子弹的物理性质与结构了解透彻,确认研制原子弹需要的关键性原料——铀矿是否充足,布罗迪研读了许多关于原子弹方面的科学论文和相关书籍。他得出的结论是原子弹的爆炸改变了全世界战争的性质与规则,而海军领域在未来所有的战争中都将处于辅助地位。
布罗迪在《终级武器》一书中指出,原子弹数量的多少或将先进的原子弹投送轰炸机已经不能确保战争获得最终的胜利。由于制造原子弹的原料稀少紧缺,因此每一颗原子弹的最佳用途应该是用来轰炸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而非狂轰滥炸一番。况且,仅用一颗原子弹就足以引发一场世界性的大灾难,所以,在国家原子弹的政策上,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怎样赢得战争,而是怎样阻止战争的发生。只有拥有了遭受核攻击以后的军事反击能力,才能有效地阻止战争。因为,战争双方都害怕被攻击的一方采取反击,尤其是与之相当的军事反击能力。换句话说,如果战争中A方摧毁了B方的城市,不久后B方就反扑过来对A方实施同样的摧毁或更残酷的报复,如此一来,战争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西欧混乱的局势日渐加剧,外界普遍认为,这体现出前苏联妨碍和侵犯和平世界的行为仍旧在继续,因此,布罗迪的理论也进一步升级。此外,随着战时经济的落败,美国政府已经决定大量裁军。布罗迪认为,美国在对待前苏联的问题上,只能依靠核武器作为遏制前苏联继续对外扩张的军事政策,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当布罗迪知道原子弹的制造原料依旧处在稀缺阶段时,他开始重新构想自己的理念。在此之前,布罗迪认为原子弹的数量并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先决条件,但是如果美国能够拥有前苏联3倍、5倍或更多数量的原子弹,那将会使美国在战争中占据一种绝对的优势。试想,如果美国对前苏联采取有针对性的原子弹轰炸,比如具体要轰炸的目标是什么,明确的轰炸时间是什么,如何有效快速地执行轰炸任务,而非对其城市进行狂轰滥炸,那么这种绝对优势将会彰显出其价值。
但是布罗迪意识到,在军队机构中,根本没有人关注或意识到这些问题,于是,布罗迪预计写一本书,将这些问题的分析结果写进书中,并将书的题目命为《空军战略》。布罗迪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本书的创作。该书的内容涉及导弹时代下的军事战略、外交、管理、后勤部及军事经济等诸多方面的相关问题。
布罗迪在创作《导弹时代的战略》一书期间,专心研读了美国政府有关二战时期联盟军队轰炸效率的分析报告和调查统计资料,并将这些实际的轰炸情形与意大利将军朱利奥·杜黑、美国将军比利·米切尔等众多军事战略分析师的研究预测报告做了详尽的比较,其中,米切尔将军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未来的战争中,空中飞行轰炸机将成为战争的终极武器,而所有海军和陆军的存在将变得无足轻重。
布罗迪还发现,从二战中德国纳粹的军事工业仍然完好无损的情况下看,美国盟军的猛烈轰炸根本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相差甚远。然而在战争快要结束的阶段,在美国盟军的猛攻之下,德国纳粹的“化学制品”和“液体烯料”两大重要工业基地却陷入了瘫痪的境地。但是,前苏联的经济和军事能力不同于昔日的德国,况且前苏联现有的核武器效率比二战时盟军的轰炸效率要高得多,因此,布罗迪一再强调美国应该有针对性地研究轰炸目标,以及明确轰炸的目的,避免不必要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