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商代大墓1989年发现于江西新千，墓内随葬有青铜器、玉器、陶瓷等作品880余件，其中有青铜器480余件，包括有通高1．1米，重达了78公斤的大甗和巨型的鼎、罍等器物。有的铜器制造精工，如方腹卣等足与殷墟器物相颉顽。错红铜的青铜钺，是已知最早的错金属实物。新干大墓青铜器群反映出强烈的中原地区商文化的影响，而在器物组合与造型、纹饰上又表现着突出的地域特色。与中原地区铜器造型相同的方鼎、扁足鼎、甗的双耳上装饰了立体的卧虎或小鹿。这种以虎耳为饰的青铜扁足鼎也发现于离新干不远的清江，其所反映的吴越文化富有地方特点的装饰不仅仅是艺术处理手法的表现，更可能是宗教或图腾观念的反映。青铜器纹饰的燕尾形索纹、带状鱼纹也是富于地方特点的。还有些铜兵器、工具的样式为商代青铜器中所仅见。人们由此推论，新干大墓出土的青铜器大部分应为当地所铸造，墓主人可能是南方某一方国的最高统治者。
在江西瑞昌、湖北大冶、辽宁林井等地都发现有先秦时期的铜矿遗址。瑞昌铜岭的古铜矿开采年代早到商代中期，采矿方法、机械设备在当时己很先进，为商代青铜器制造提供了丰富的矿产资源。
淮河流域可能是古代人（夷）方活动的地域。商代后期曾屡次发动攻打人方的战争。江淮地区出土的商代青铜器种类、数量都很多。1957年安徽阜南月儿河出土的龙虎尊是商代青铜器艺术的杰作。
四川盆地的广汉三星堆地区有古蜀人创造的“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从1929年起，陆续发现不少玉石坑，出土大量玉石璧、圭、璋、琮等礼器和青铜器等。最大的玉石璧直径竟达70多厘米。而最重要的是1986年发现的两个器物坑，坑内埋藏着青铜、玉石礼器、金权杖、象牙海贝等，共八九百件。在艺术史上有突出价值的是与真人等大的青铜立人像、数十具人头像和数倍于真人的半人半神的铜面具以及小跪人、神树等等。它们是在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活动之后，被打碎、焚烧、瘗埋的。这些遗物揭示了淹没三千多年不为人知的古蜀人物质文明和精神世界的一隅，却又给后人留下了难解的千古之谜。没有任何文字留存。人们对照文献记载推测那些形象怪异的面具可能是神话传说的古蜀王蚕丛的形象，在金权杖、牙璋、青铜人像服饰上留下一些生动的人物、山川、鸟兽刻纹图像，为同时代艺术作品中所仅见。两个器物坑年代有早晚，分别相当于殷墟早期和晚期。三星堆山土的青铜器物有非常鲜明的独立特点，但龙虎尊、三千罍、四羊罍等青铜礼器则明显表现山商代，卜原和其他地区文化的彰响。
古蜀人活动地域也及于汉中盆地。陕西城固地区在20世纪50至70年代曾出土过大量的商代青铜器，这些作品在主要方面显示着中原青铜文化的强烈影响，而部分作品则反映着地域特色。同属蜀文化的四川新繁、彭县等地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也有类似的情况。
关中、陕北、晋西藏丙北地区的商代青铜器遗存中，有些兵器（如称为“戣”的三角形戈、马头刀、蛇首匕）、工具、装饰品具有鲜明的北方鄂尔多斯青铜器艺术的特色。
在商代，华夏大地已出现了各具民族、地域特点的青铜冶铸中心，以大邑商为中心，发展到高度文明水准的中原文化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向四方辐射，强烈影响了周边的文化面貌。同时，它也接受、汇聚着多种文化因素，丰富、发展，形成共同的时代文化艺术面貌。
鼎——统治权力的象征
商王文丁为祭祀他的母亲武乙之配偶戊，命工匠铸造了一个硕大无朋的青铜鼎——司母戊鼎，鼎通耳高1．328米，重875公斤，是已知青铜时代体量最大的一件青铜器。它后来作为随葬品长埋在安阳侯家庄殷墟的王陵区，1939年为当地农民从田中掘出。出中这只大鼎的墓在1984年发掘过，编号为260号墓，在王陵区是比较小的墓，只有一条墓道，墓内遗物早年都被盗走。从墓室和墓道中遗留的几十个殉葬者的累累白骨还能看出墓主人显赫的身份。
鼎在原始社会本是用陶土烧制的普通炊具，其主体部分是盆、罐类的容器，下边加上三个足，便于生火加温。到原始社会末期，性质发生变异，其中一部分作品制作加工讲究起来，体量也加大了，实用意义逐渐减弱，而成为权势的象征物。进入奴隶制社会以后，铸造为青铜鼎，这一异化过程便最后完成了。这种改变，除了材质的不同之外，更重要的是造型与装饰所体现的新的时代之精神内容。
像司母戊鼎这种方鼎的样式，便是青铜器艺术所特有的造型样式。在原始社会，鼎类器物在制作时，借助于泥条盘筑和轮转技术，比较容易做成圆腹鼎的造型，而陶方鼎的出现是比较晚的。商代青铜鼎中也有圆腹鼎，有的为圆腹柱足，有的为浅腹扁足。而体量最大，造型最为庄严的是方鼎，它们以其庄严的外观和巨大的体量，给人以神圣不可动摇的印象。
司母戊鼎在铸造技术和设计意匠上已是高度成熟的，在它之前，有—个很长的创造经验的积累过程。
商代早期都城现今郑州市区还存有商代夯土城墙的部分遗址。在商城西墙外约300米名叫杜岭的南段地下深约6米的一个窖穴中山土两只方鼎，形制相同。这些比司母戊鼎年代更早的方鼎看上去也很雄伟、庄严，但与司母戊鼎比较，在造型上还有不少欠成熟之处。以其中比较大的“杜岭一号方鼎”为例，其通耳高为100厘米，腹较深，呈方斗形，足部较低矮。鼎耳与腹、足的比例约为1：3：2。在细部表现上，有些地方显得单薄：它的腹壁很薄，最薄处只有0．4厘米。口部折出成宽沿，略加厚。口沿面上立着圆拱形双耳，这样的处理给人以不够牢固的印象。耳上端微微向外开张，双耳厚度与口部折沿宽度相等，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作者有意夸张鼎耳厚重和在空间的张力感觉，但鼎耳外壁做成凹槽，口沿厚度虽略加厚，但仍未能掩盖整体上的单薄感觉。鼎的四只柱足由于铸造技术上的原因，足内部中空，为了加强器底的承受力，在柱足与鼎底相联接部位加了一圈厚度，从力学角度虽是必要的，但其上粗下细略呈尖锥形的造型却不利于观瞻。总而言之，杜岭方鼎给人的视觉印象，更多的是它的实用性，要承担起作为统治者政权、神权的象征，还力有末逮。
比之杜岭方鼎，司母戊鼎的造型艺术效果要远为完善。首先在整体比例关系上，它将鼎腹部分变浅，成为扁长方形，鼎耳与腹、足的比例关系约为1：2：2，像是将杜岭方鼎腹部截去了三分之一，看上去便和谐多了。如果与人体的比例相参照，杜岭方鼎接近于儿童的比例，司母戊鼎更接近于成年人的比例。从鼎的重量讲，司母戊鼎约为杜岭方鼎的中倍，这种体量感又由于制作者有意识地夸张强化了某些细部表现而让人觉得比它的实际重量更重。例如，它的两耳是铸成封闭的，看似实心。口部外折成方唇，给人的印象是它的腹壁也和唇部同样厚。其四足基本上是上下等粗的圆柱体（足外周径上部略粗，但不很明显），非常有力地撑住鼎底的四角。鼎体的稳定厚重感觉与作为奴隶主权势象征物的制作目的达到了统一。
司母戊鼎和与它同类型方鼎造型的主要审美特点是雄伟的建筑感。中国古代文献对于宫室建筑物上栋下宇造型特色概括为“大壮”之美。在《易·系辞》中解释中国古代宫室建筑是取象于上 （震）下（乾）的卦象。震是雷，主动；乾代表天，属于纯阳，至刚至健。表现为具象的建筑物，其审美表现为阳刚之美，具有隆盛，威武、雄峙等特点。大壮所体现的是天地之情，司母戊超长、超大、超重的体量与异常雄伟的造型正体现着阳刚之美。
司母戊鼎予人的精神震撼，还由于它的花纹装饰图像所形成的威慑作用。其腹部正面和侧面的纹饰和装饰手法基本相同。每面的中心部分留出大面积的空白。四周围绕一圈饕餮与夔龙纹饰，上下各以扉棱为中轴，由两两相对的夔龙纹合构为一个饕餮图像。两侧边中部为侧立的夔龙纹，上端是侧面的牛首，下端是侧面的虎头。隔着扉棱与邻侧纹饰合构成完整的牛首、饕餮与虎首。鼎的四足上部各行一个形体更大的虎首。
这样，无论从正面、侧面、上方、下方任何一个角度观赏，都会为其神异纹饰所形成的诡怪氛围而感到精神上无名的压迫感。而史具威慑性的纹饰是鼎的双耳外侧面上装饰的两只侧身人立，共衔一个人头的虎形。
与杜岭方鼎造型与装饰手法相同且体量相近的大鼎在商代前期的窖穴、墓葬中屡有发现。1974、1982、1996年郑州三批窖藏同出的同类鼎就发现过六件。在山西平陆、江西新干大汗洲的商代墓葬中也有发现。人洋洲商墓年代与殷墟妇好墓相近，但出土器物巾包含着一些早期的作品。所出卧虎大方鼎造型和装饰意匠皆与杜岭厅鼎相似，只是在两耳上各铸了—只伏卧的小虎，这一细节显示了吴城文化占铜器艺术的地域性特点。以卧虎为鼎耳的亦见于江西清江山土的饕餮纹扁足鼎。在中原和边远地域都出现同类大鼎，这一晴况充分表明这种鼎的样式受到奴隶主统治阶级的特殊重视，并在一定时期内成为定型化的造型而居于同组青铜器群之首位。由杜岭方鼎演变为司毋戊鼎的形式，这在青铜器艺术发展上是—个阶段性的突破。
司母戊鼎足商代后期青铜器群中居于最尊贵地位的大鼎新造型样式。出土于殷墟的同类大鼎，还有发现于编号1004大墓的牛方鼎、鹿方鼎，分别高73．2厘米和60．8厘米。妇好墓出土的3l件青铜鼎中，体量最大、造型与司母戊鼎相似的是两件司母辛大方鼎，皆高80厘米，分别重128公斤和117公斤，是商王室为妇好所铸的祭器。
上述这些大方鼎的腹、足部多遗有使用过程留下的烟炱痕迹，它们是在祭祀活动中用以烹煮作为牺牲的牛，羊、豕等动物之肉的。铭文“司母戊”“司毋辛”的“司”字即是“祠”，也就是祭祀的“祀”字，戊、辛是死者的庙号。
在方鼎类作品中有些形体较小的，一般高20~30厘米，造型、装饰与同类型大鼎相似，有“小中见大”的艺术效果。而数量最多的圆鼎一类，也有一些体量巨大的。在一些重要的青铜器组群中都可以见到这样的现象：体量最大的是大方鼎，仅居其次的是大圆鼎。如1982年郑州出土窖藏商早期青铜器群，体量最大的是一对大方鼎，皆高81厘米，其次是高77．3厘米的大圆鼎。妇好墓出土鼎类共3l件，体量最大的是一对司毋辛大方鼎，皆高80厘米，其次为亚大圆鼎，高72．2厘米。研究者推测，“罚”呵能是商代一个方国之名或族名，“亚”是官名，亚罚大圆鼎与同铭的一组铜器，可能是“亚”统治者献给殷王室的贡品。再如大洋洲商墓所出青铜鼎类也是3l件。最大的是卧虎大方鼎，通高97厘米，其次为高70．2厘米的饕餐纹圆鼎。这类大圆鼎在边远的地方也有出土，如辽宁喀左1978年出土的高86厘米的兽面纹鼎。如此体量宏伟的圆鼎显然也有着重大的意义。这类大圆鼎虽地域相隔甚远，而造型手法颇为相似，说明它们也是被规范化了的造型样式。
圆鼎双耳圆腹、以三足为支撑的造型也具有高度稳定、庄重的审美特性。后世常以“鼎足”、“鼎立”、“鼎峙”一类词汇比喻势均力敌的均衡态势，正是源自对于圆鼎造型的印象。然而在早期，由于铸造技术的局限，鼎之双耳与三足构成的影象并不是中分对称的，鼎足作锥形也不十分美观，这是因为当时铸鼎的范只是用了三块壁范分应三只鼎足，包折到鼎底，其结果是铸成的圆鼎或其他三足的铜器。正视时，若双耳左右对称，三足的位置便不正了，反之亦然。为了找到上下都能对称的形式，古代匠师经过长期探索，改进了翻模铸造的技术，在鼎底加了一块三角范，与三块壁范脱离，终于解决了难题，找到了最理想的对称、平衡的造型样式，并将锥形足改进为柱足。在这个改进过程中，也提高、发展了人们对艺术形式美的认识。
妇好墓所出的圆鼎很多是成对或成套的，其造型和纹饰在统一之中又有很多变化，例如有的深腹，有的浅腹，有的分档，有的颈部略束，腹部膨出，形成柔和多变的轮廓线。足部有的短而外侈，有的细长。在方鼎和圆鼎中又部有一种扁足成鸟形或夔龙形状足的样式。大洋洲商墓出土的扁足鼎特别多，共16件，有七件饰虎耳，两件饰凤鸟耳，扁足多成变形虎形或夔形，可能也是反映着地域性的特殊风格。在鼎类器物中还有些变易的形式，有的加了流或鋬，有的做成双层平底，俾便加温、保温。它们在功能上满足着贵族享受生活的各种需要，而无须像大鼎那样承担沉重的精神内涵。在设计上功能的考虑更多于审美的权衡。
安阳后冈出土的戊嗣子鼎，是商代后期圆鼎类型更完美的造型样式，器腹饱满，两耳外侈，三足渐向兽蹄形足变化。到西周以后，成为主导的大型圆鼎造型模式。
商代炊食器除鼎以外，还有鬲和甗。鬲与鼎相近而体量较小，款足中空，早期的鼎和鬲造型相似常不易区分。甗是一种大型蒸煮器，由上部的甑和下部的鬲合成，中间隔着有孔眼的箅，用以蒸煮食物。甗有形体巨大、造型装饰十分华美者，如大洋洲商墓所出的立鹿耳兽面纹甗，通高105厘米，纹饰华丽，双耳上铸着回首返顾的立鹿，是甗类之中体量最大的一件。妇好墓出土的三联甗是形制奇特的大器，其下部足一个长103．7厘米、高44匣米形似禁的器身，上有三个喇叭形圈口，置放三个甑，总重量达138．2公斤。甗架与甑上皆有“妇好”铭文。其巨大的形体和周身瑰丽的纹饰，都表明它是商王室为妇好所专铸的一件重要礼器。妇好墓还出土一种中柱盂，底部中央有一个镂空四瓣花朵形空心柱。过去在殷墟侯家庄1005号大墓也发现过同类型的两个青铜中柱盂，结构比妇好墓的那件更复杂些，在中柱上还连铸有四个龙头，可以旋转，这种巧妙的设计并非出于观赏。研究者认为它是汽柱铜甑，类似于后世的汽锅，可以利用回旋蒸汽蒸制食物，或可作为蒸馏酒的器皿。同出的还有陶制的中柱盂。
作为饮食器的簋，形如现代人吃饭的碗，但体量较大，有的两侧加双耳。簋在商代造型变化不大，到西周以后，在以食器为主的青铜礼器组合中跃居重要地位，并表现出异常丰富的工艺设计意匠。
重酒的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