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顺德改革路径，不是往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发展，而是往强政府、强社会方向发展。政府大部制后，形态上部门确实减少，职能上也发生转变，但是政府管理社会的能力不能减弱。
任何的改革都要尊重政治传统和政治遗产，此前我们的体制就是一个国家动员、行政主导的行政体制。我不赞同那种小政府、大社会改革路径，中国国情和欧美国家不一样，他们的社会自治程度高，所以政府不用事无巨细管理社会。而中国国情不一样，我们社会自治程度比较低，社会组织不发达，所以不能将政府变成一个小政府，而是要把政府变成一个强政府。新加坡政府治理模式和经验，也证明顺德这样的改革路径的有效性。
2．顺德改革具有可复制性
南都：但据我所知，目前大部制改革所产生的效果尚未明显。比如，当地社会的GDP未见有明显大幅度提升。
郑：改革就是利益再次调整。现在很多基层政府崇拜GDP，当地社会发展好坏通过经济指标来衡量，我认为，此次顺德大部制改革背后的指标则是老百姓支持率，是社会稳定程度。顺德乃至整个珠三角发展了30多年后，大量的财富被藏于民间和社会，整个社会已经相当富裕。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检验大部制改革指标，当然要依赖社会稳定等非GDP指标考核。
另外，我想补充一下，因为藏富于民，财富创造多是依赖于民间智慧和创新，所以政府不用刻意推动，政府最应该做的是做好公共服务，服务好企业，服务好老百姓生活。
南都：目前广东有20多个县区行政单位正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其中，与顺德同属一市的佛山、南海、禅城、三水和高明等区，去年就按照顺德方案整合区属相关部门，但在今年5月，有的区又将调整后的部门改了回来。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郑：我个人认为，顺德大部制方案更多是按照自己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情况来设计。据我了解，三水、高明等地以农业发展为主，这两个区都将农业局并进经贸局内。这样的方案设计明显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符，所以方案肯定会水土不服。大部制方案的实质就是政府转变职能，而不是减少了多少个部门，重点在于新设部门要能更好地为当地社会服务。
南都：很多人认为顺德改革取得成效得益于大量资源的注入和政策支持，特别是得益于广东唯一“省管县”的政治待遇，而其他城市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这样的改革在推广上没有可复制性。
郑：我想解释一下，包括顺德大部制改革在内的改革和发展内部逻辑是不同的，发展一般是自下而上，而社会层面的改革必须符合并且引导现实变化，必须适应社会经济变动，不能用乌托邦式的理想来设计。
大部制行政体制改革肯定是政府改革的方向，关键要在制度设计上，结合当地情况，这样才能为当地社会和经济发展服务。因此，我觉得顺德大部制方案有可复制性，是指可供复制的是其服务社会的职能，而不是学习其减少了多少部门。
南都：很多公务员抱怨整合后，他们工作量大了好多，总是有做不完的事情，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郑：此次大部制改革就是在调整利益关系，公务员对此有所抱怨是在情理之中，但是从长远来看，只有深入地改革，整个社会才能稳定。我觉得要通过制度设计化解公务员的抱怨情绪，比如通过职级调整以及工资待遇体现。我们改革不是为了消灭某个阶层具体的利益，而是要公正合理地调整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这样社会才能稳定，才有改革共识。
另外，我实地了解了顺德大部制情况，坦率说，目前确实没有出现很好的效果。整合后大部制尚处于“物理变化”阶段。我在实地调研中，也听到一些人抱怨。这些抱怨很正常，关键要把内部职能梳理清楚，人尽其责，才会显示出“化学反应”。
3．改革动力来自民间和社会
南都：此前我们对于改革的基本逻辑是“摸着石头过河”，请问这个逻辑背后有怎样的动力？
郑：我想，改革大概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978年到1992年，通过几次制度摸索，我们找到了市场经济路子，这主要是在经济层面。
在社会层面的探索却一直没有停止。比如顺德这次大部制改革以及容桂社会管理体制方面的创新。在我看来，这样的改革动力则是来自民间。我想，任何改革都是调整利益关系，都要影响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包括顺德在内的任何地区的改革都会遇到问题，但关键是要有来自民间和老百姓的支持。这是改革的最大动力。这样还民利益的改革才能持续下去，而不会因为领导人和体制等问题导致改革中断。另外，这样的改革得有社会基础，比如像顺德这样藏富于民的社会内部就有一股动力推着政府去改革。改革让民间和社会获利后，来自社会的力量自然就会推着政府改革，这样的改革最为直接和有效。
南都：顺德大部制改革已经进行了两年多，其他综合配套改革也即将开展，你认为顺德下一步的改革可以在哪些方面进行重点突破？
郑：我觉得，这次顺德大部制改革，动力都是来自民间。大部制后，顺德政府机构被进一步压缩，客观地讲，政府有些职能，只有通过社会组织和力量来完成。这也逼得政府需培育社会力量来进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下一步，顺德改革必须赋权于社会。
6月3日，我实地走访了顺德容桂街道，也看了他们正在开展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改革。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见到用这样的力度来培育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比如，他们利用村或社区福利会资金来购买NGO服务，利用NGO组织购买其他社会组织服务。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并没有无为而治，而是会监督这些NGO组织的服务内容和效果，这就是强政府概念。另外，在培育这些组织时，政府也拿出自己的物业供其免费使用。同时，容桂也是珠三角地区典型的藏富于民的地区，社会力量很强大，政府应该很好地利用这些力量参与社会管理。我也听说，目前容桂还选用一些非专职党委委员，参与到具体管理工作当中。容桂的改革是赋权于民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改革。
4．广东特点是强政府、强社会
南都：目前国内很多地区都在进行各种模式的改革，你怎么看江浙一带的改革？他们的改革与深圳、顺德乃至广东改革有怎样的不同？
郑：除广东外，其他地区的改革模式大致相同，都是属于国家动员模式。比如江浙一带的改革，如江苏江阴、昆山县的发展就是一种国家动员模式，以GDP主义为发展目标和考核主要内容，这是典型的强政府、弱社会发展模式。而就顺德来说，我认为是社会驱动模式，因为其民间力量强大，所以社会推动改革力量很强大，当然政府也应该顺势而为，成为强政府。
我个人比较看好顺德乃至珠三角的发展模式。当然，顺德改革并不是没有问题，我觉得国家、省这些层面可以给顺德更多的自治权力，这样可以更好地开展改革。另外，就是政府机构设置上，顺德如何与佛山、省等部门对接，这都需要广东省给予一些待遇，才能使得改革阻力变得小一些。
南都：从你的言论可以看出，你对广东的改革模式比较赞赏，甚至力挺这样的改革模式。
郑：此前，我曾一直写文章称赞广东改革，因为其顺势而为，让社会力量参与到政府管理社会当中。我认为广东有望形成强政府、强社会的社会形态。具体来说，强政府、强社会的核心有两点：一是政府放权，把不该集中的权力放给社会，给社会一定的生长空间；二是在此开放的基础上，政府要重点监管社会。顺德改革中的做法就体现了这样的思路和价值。
我觉得深圳改革和顺德改革都具有深远意义。深圳的改革代表了省一级政府机构改革，而顺德代表县（市）一级政府机构改革。如果顺德大部制改革，包括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能够探索出一条路子来，然后中国县域按照此路径进行改革，社会无疑会变得稳定很多。
另外，我自己比较赞赏顺德制度探索，不管其失败还是成功。现在很多人看待事物，往往带有民粹主义倾向，一味强调中国的社会不公平现象、消极看待中国现状、片面崇尚西方自由民主。要知道，不通过改革是无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因此，任何改革都有必要坚持下去。
（本文发表于《南方都市报》
记者：尹冀鲲，2011年6月7日）
十一、中国的“共享价值”
不要讲任何意识形态，也不要强调什么儒家，而要讲共享价值。中国的“共享价值”就是人本主义。
——郑永年
2009年7月11日，星期六。上午9点半刚过，盛夏的室温已飙升至35摄氏度，广州科技图书馆一楼的学术报告厅座无虚席。这里是每周一期的公众论坛，由《南方都市报》承办。今天的演讲人是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近年来，郑永年以其独立而深入的中国研究，以及视角独到的专栏，日益引起国际学术界及中国政府决策部门的重视。“对中国时局非常清醒”，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普通读者，都对郑永年有如是评价。
1962年，郑永年生于浙江余姚农村，和千千万万“60后”一样，成长于物质匮乏的年代。
“那时很苦，但我后来想，如果没有小时候在农村的辛苦生活，对于社会现实，我可能没有这么深的感触。”
1981年高考，看到考分远远超出预期，郑永年在志愿表上填报了北京大学。由于郑永年英语考得不错，符合国际政治系的要求，招生办一通电话打到公社找到他的老师，问他愿不愿意去国际政治系就读。
当时的他，完全不知国际政治系要学些什么，就答应了。就这样拿着简单的行李，他懵懵懂懂地离开了封闭的小山村，前往未知而广大的新世界。
初到北京，看到城市考进来的大学生“唱歌跳舞什么都会”，郑永年一度并不自信。他看到了与家乡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学校里有如此丰富的藏书！他掉进了文学的陷阱里，开始了大量、如饥似渴的阅读，“图书馆常常找不到座位，大家读书都读得开心得不得了。”那个时期的他，沉浸在文学世界里，对社会、国家，对个体的看法尚未形成。
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寒暑假有很多机会参加社会实践，“我们去过很多地方。例如云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宝鸡下面的农村等，大部分都是去农村实习。”郑永年发现，所谓的教科书，与现实的差距实在太大，对于政治学、社会学这类学科来说，比起读书，某种程度上，实地观察更重要。
改变发生在他攻读研究生时。1985年，本科毕业的郑永年获得了推免资格，开始读研。“读研之后，我不再是文学青年。突然不喜欢文学书籍了，转而开始喜欢一些理论著作，我开始了理论研究。本科的时候一直在读书，研究生阶段，参加公共活动的时间多一些，我开始思考一些现实问题，对国家和改革也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而且那时我已经开始翻译一些西方的书，当时中国缺少这样的人。我在翻译中接触了一些西方的理念。”
毕业后，郑永年选择了留校任教，“原因很简单，还是因为喜欢读书。”1990年，在执教两年之后，他拿到美国普林斯顿全额助学金，踏上了彼时盛行的“留学号”。
从东方到西方，从小山村到世界顶尖学府，郑永年对东西教育的最大感触，是东西方所持方法论的不同。“西方教人去想，中国教人去接受别人的想法。所以中国的大学在创造力上比不过人家。”
在普林斯顿待了五年，拿到政治科学硕士与博士之后，郑永年又去哈佛攻读博士后。去哈佛的初衷，是源于国外从20世纪90年代起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的论调。郑永年发现这种论调没有任何坚实的理论和学术基础。他决定用研究成果和西方学者进行理论。
完成学业后，郑永年接受邀请，加入了新加坡东亚研究所。这是新加坡政府的一个智库，定期向新加坡政府，尤其是李光耀办公室提供分析研究报告。2005年，诺丁汉大学成立一个中国政治研究所，邀请他过去担任研究主任。2008年他又回到了新加坡任教。
除了国际知名学者的身份，郑永年的名字被中国读者熟悉，还因为他的专栏。从1997年到2006年，他为香港《信报》写作专栏，写了整整10年；从2004年起，他开始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写专栏，以批判者的眼光看待种种当今现实。他批评教育制度、分析农民工问题、民族问题、外交问题，倡导宪政改革，清醒又理性的文字受到很多读者的追捧。甚至专门有读者在网上给他建了“郑永年粉丝俱乐部”。
他笑称“最大的爱好是写专栏”，而且，是标题中往往少不了“中国”两个字的专栏。“可是我不算一个专栏作家，只是一个业余的专栏作家。我的专栏，写的都是我的研究内容。正因为我了解中国，我想得更多的就是如何去改进它。知识分子不应只是教书育人，更应该关心后人，关心公共问题。”
他很强调专栏的文字要深入浅出。“讲一个东西，如果自己讲出来别人都听不懂，只能证明自己还没研究透，没想清楚。”他的思考也是无时不在的。“在新加坡的时候，我喜欢跑步，边跑边想问题。说起来，很多专栏文章，都是我在跑步时想出来的。”
郑永年学术的价值，在于他的独立而深入。因为这个过人之处，中国政府中的某些高层官员都时常让他作幕僚参考，甚至请他写演说辞，但也是因为这个特性，他写出的东西往往又为某些官员所不喜。
他的忧虑溢于言表。他说中国是现在唯一一个周边被核武装国家环绕的大国，中国面临的外交形势，以及国际形象不容乐观；中国的海权被压缩得非常厉害；中国周边国家能源丰富，但却不愿与中国分享，中国只能舍近求远，到非洲开发，而中国却没有一个像样的非洲问题专家，很多非洲国家都政局不稳，谁考量过其中的风险？
他面容清俊，额发较少，是典型的学者样貌。即使在海外游学多年，他依然保留着江浙口音。讲到激动处，他身体前倾，捋捋袖子，带着些许孩童的执拗。
问他多长时间回一次国，他说有时是一周一次。
1．中国要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人物周刊》：您之前在文章里提到过“中国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那么“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郑永年：我说中国还不是现代民族国家，是指中国还没有整合起来，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态应是这样，首先基本的公民权人人享有，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农民工。其次，基本的整合一定要有。光靠一个强制性的政策那是不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