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不同，传统国家“统而不制”，就如梁启超所说，中国人传统上只有皇帝意识，而没有国家意识。现代国家要把自己的人民都管理起来。所以，现代国家需要两方面，一方面是任何公民都必须享受基本公民权，不管其宗教、民族等等的背景如何，另一方面是所有人要有国家意识。
《人物周刊》：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形象最重要的部分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和号召力，中国现在有它的核心价值观吗？
郑永年：从目前的情况看，还没有形成这样一整套核心价值，主要是因为没有提炼出来。
《人物周刊》：根据历史和现实设计，中国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郑永年：多讲共享价值。“共享”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非常重要。中国的“共享价值”就是人本主义，这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人本主义是中国各民族唯一能够共享的。即使是西方的民主自由，归根到底还是人本。
《人物周刊》：现在政府所倡导的“和谐”，可以发展成为一种核心价值观吗？
郑永年：“和谐”只是一种追求的状态。要达到这种状态，还是需要人本。“和谐”不是一个价值观，“和谐”是一种结果。人本主义的政策可以最终达到和谐。
《人物周刊》：仅仅“人本主义”就够了吗？
郑永年：人本主义强调的是人，强调人本身的价值。虽然不同的文化和宗教对人的理解有所不同，但互相尊重，尊重彼此的文化、宗教和信仰，应该成为共识。
《人物周刊》：现在说到中国向世界传输“核心价值观”，这个话题目前还有些奢侈。
郑永年：还没有成功怎么传输？即使成功了也不能去强行推广，不能走美国的道路。自由和民主是美国的核心价值，但美国到处去推行民主和自由，都是失败的，例如到阿富汗、到伊拉克去建立民主。把自己的价值观一厢情愿地强加给别人，是注定要失败的。
《人物周刊》：那对塔利班时期的阿富汗、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这种独裁政权，国际社会应该如何施加影响比较好呢？
郑永年：像萨达姆这样的独裁政权，它们有它们的发展逻辑，它们是按照它们自己的文化逻辑在前进。一定要把自己的制度强加给别人是不好的。就像中国不愿意西方把价值观强加到自己头上一样。美国现在妖魔化这些国家，用美国的标准判断伊拉克的事物，大家都能感觉到这是不行的。
例如萨达姆，他是他所在文化的产物，如果他不行了，他的文化会把他赶下台，这是一样的。他们的人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斗争。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可以做的，是通过全球化使得国与国之间互相影响。如果只是搞“颜色革命”，那就没道理了，效果也非常差。
《人物周刊》：“西方国家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您是否认同这种说法？
郑永年：西方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这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是有中国的问题，西方也有西方的问题。中国应该做的，就是尽量提供让西方人理解的信息。就像一个人，不能只是说，你不理解我。既然知道对方不理解自己，为什么不想做更多的事情让别人理解呢？信息越公开，人家就越能理解你。
《人物周刊》：这是不是说明有些政府部门还不够自信呢？
郑永年：的确不够自信。西方人如果批评一下中国，中国一定要回应。有些事情为什么不能笑一下就算了呢？没有必要事无巨细都斤斤计较。
2．实现领导潜能要看领导机制的建设
《人物周刊》：那目前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到底应该怎么定位呢？
郑永年：中国有关方面对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定位并不很清楚。但从客观的情况看，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会面临的情况是：具有国际责任，但没有国际领导权。
《人物周刊》：“国际责任”具体是指什么？
郑永年：例如为联合国提供维和力量、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服务，等等，还有很多其他的国际服务。
《人物周刊》：您认为中国要当世界的领导者，还需要哪些素质？
郑永年：主要是领导能力和领导机制。随着内部的发展，中国逐渐地拥有了领导潜能，但如何实现领导潜能就要看领导机制的建设。打个比方说，你有出海的潜能，但只有当你造出了大船之后，你才能实现你的出海能力。
《人物周刊》：东亚国家和欧盟一样，地理相近文化相通，却为什么无法像欧盟那样建立起一个一体化的紧密关系，反而矛盾丛生？
郑永年：世界上现在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北美模式。这是一种等级模式。一个国家最大，周围的国家依附于它；二是西欧模式，比较平等，主要是英法德那些大国；东亚模式是第三种模式，东亚经济整合的程度并不比欧洲少，不比北美少，只是政治整合困难一点。政治要不要整合，也是可以再讨论的。不是说一定要同欧洲比较，欧洲政治的整合也比较困难。不说东亚，就是中国本身，省与省之间的整合都很差劲，但中国也有自己的优势。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是由于企业间的竞争，也是被地方政府的竞争所驱动的。
3．如何学习新加坡
《人物周刊》：您倡导中国学习新加坡，可是新加坡是个小国家，中国是个大国家，这样的学习是否合适呢？
郑永年：世界上管理不好的大部分都是小国家。小国家不好管理，只要犯一两个大错误，国家就没有了。大国家承受问题的能力比小国家强。所谓的失败国家都是小国家，例如洪都拉斯。学，不是描红，不是复制，是要学精神。
《人物周刊》：那中国应该具体学习新加坡什么呢？
郑永年：中国官员谈学习新加坡，我总觉得他们对新加坡的理解还是局限于一些具体的经验方面，例如“公积金制度”、“住房制度”、“工业园区”、“淡马锡”、“金融监控制度”，等等。很少有人谈论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中国高层一些领导对新加坡感兴趣的实际上是政治方面的具体操作经验，这可能是谈论政治问题比较敏感的缘故吧。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所涉及的很多方面的新加坡经验是新加坡政治制度的具体表现，不理解新加坡的政治制度，就很难理解这些具体的制度是从何而来的。
人们一般把新加坡称为权威主义体系，这点与中国很相似，权力很集中。任何现代国家的权力都是集中的。权力集中本身是中性的，就是说权力集中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并不能衡量一个政治制度的好坏。人们一般说，权力集中就要腐败，但这并没有发生在新加坡。很少有现存社会科学理论能够解释新加坡现象，一方面是权力集中，另一方面是权力的清廉。再者，在新加坡，权力集中也意味着能把政策、计划推行下去。就是说，在新加坡，权力是集中的，但掌权者并没有浪费任何权力，权力是用来做事情的，就是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转型。
在这些方面，新加坡有三点经验值得中国参考：政党怎么组织权力？怎么维持权力？怎么有效地使用权力？
《人物周刊》：在一党独大的情况下，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如何保证领导者是忠于人民和国家利益的？
郑永年：人民行动党培养党的干部的方式与中共很不一样。中国共产党的精英，是从党内体系培养的。在很多时候，由于制度不完善，精英培养制度演化成实际上的精英淘汰制度。有思想才干的，反可能会被淘汰掉。因为主要从内部培养党的人才，基本上都是那些官僚型官员。官僚化严重也使得其培养的官员变成官僚，而非政治人物。同时，也是因为官僚化，政党对社会的开放性就不足。
新加坡就不是这样，尽管它是一党独大，但政治体系是向社会开放的。其政治精英，很多是社会为执政党培养的，或者说，很多政治领袖都是非执政党自身培养的，而是从社会吸收进执政党的。在20世纪70年代，人民行动党吸收了后来成为总理的吴作栋和副总理的陈庆炎。在80年代和90年代，又吸收了后来的总理李显龙和副总理黄根成等精英人才。这些领袖人物在成为执政党领导人之前，都是社会各方面的精英人才。他们在某个领域成功了，执政党才邀请他们入党，为国民服务。所以，在新加坡很少有“党龄”一说。这就解决了很多政党党内论资排辈的问题。政党的本质就是要吸收社会的精英，但在一些政党成为组织之后，往往会演变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新加坡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方法就是维持政党的开放性，向社会开放。
（本文发表于《南方人物周刊》，
记者：黄广明、翁倩，2009年7月20日）
十二、中国要有自己的话语权
中国的政治改革一直以来很受世人瞩目，而改革成功与否不仅对中国，乃至对全世界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政治改革应朝什么方向走，怎样才能改得更好。《中国社会科学报》就相关问题专访了郑永年教授。
1．中国政治改革及其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郑教授，请问您如何定义政治改革？
郑永年：首先，政治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不太一样。政治体制改革包括行政体制改革、干部体制改革、退休制度改革，等等。政治改革，至少在学术层面上，尤其在西方学者眼里，被看作是民主化，或主要是民主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谈中国未来五年政治改革的方向。
郑永年：无论是政治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掌握它们的定义权很重要，改革必须要由中国自己来定义。把中国的政治改革简单定义为民主化，这主要是西方人的观点。中国必须也应该掌握自己政治改革的话语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谈政治体制改革，西方谈政治改革。当然，这两方面也不是相互排斥的。中国现在没有人反对政治体制改革，也没有人反对政治改革，甚至是民主化。但至于做什么、怎么做，大家对此可能还没有弄清楚。
同时，也不要幻想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就谈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可能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但同时也会生成其他很多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当经济改革做不下去时，邓小平指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保护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果，促进经济体制改革。2010年以来，温家宝总理也多次谈到这个问题。用政治体制改革来克服改革的困难，这个思路反映了中国的实际。在宏观层面大家也是有共识的，但是，一到中观或者微观层面，大家就不一定清楚了。也就是说，宏观层面，谁也不会反对政治体制改革，但要进行真正有效的改革，重要的是如何在中观、微观层面上思考清楚并且具有可行性。
政治改革也必须要作一个分解，而不要期望一步到位。中国的改革是渐进的、分解式的，这与俄罗斯的一步到位不一样。政治改革也要分几个步骤走，有体制上的改革、有制度上的改革，也有民主化的。而民主化本身也可以分解为选举式的民主、参与式的民主和协商式的民主等。总之，要一步步来，不要一下子什么都做，要有突破口。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更多的是要从技术上的、工具层面来推进，而不应将它变成意识形态，否则只能让大家愈加糊涂。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未来五年的政治改革过程中，突破口是什么？
郑永年：设定目前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非常重要。2002年以来，社会政策改革已经成为改革的重点。我认为，现在的政治改革，就是要为社会改革找到一个突破口。实际上，现在如果立刻开放选举或者全面民主化，并不能解决问题。老百姓怨气很重，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房地产这些方面。如果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在改革推不动的情况下，一下子放开选举，丝毫解决不了现有的这些问题。未来五年的改革，如果要强调，那么社会改革要推进一大步。如何推进？如果认为是开放选举，未免太理想、太幻想了。没有国家可以通过放开选举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
“十二五”规划如果要找到一个突破口，就不可以全面出击。也就是说，社会领域这几块，可以不同时进行，但一定要找到突破口。从我个人的观点看，最重要的是房地产，因为这里聚集了老百姓太多的怨气。居住问题是个大问题，一个人一天工作八小时，其余很多时间都在家里。没有一个安稳的家，老百姓如何放得下心。如果能花五年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把房地产这块改革给做好了，那么社会的怨气会少很多，执政党的合法性就更高了。到那个时候再去搞民主化，会更好。
我一直强调，社会改革是要为未来的政治改革打好一个基础，现在没有这些社会基础，因此社会制度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经济改革进行了几十年，基本的经济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但社会制度还是百废待兴。虽然在“十一五”期间已经建立起一点，但还没有突破口，真正的制度还未建立起来。在没有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如果放开选举，国家是很难稳定的，而民主自然也就成了劣质民主。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非洲、拉丁美洲、亚洲很多国家学到很好的教训。一些国家就是因为在没有很好的国家制度建设，尤其是社会制度的条件下，过早开放选举，结果成为劣质民主。中国在这些制度基础缺失的情况下，当然也是可以进行民主化的，但极有可能是质量不高的民主。
中国经济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也没有找到突破口，直到90年代才找到。社会改革，从2002年算起，也快十年了，接下来五年能否找到突破口也是关键。要找到突破口，接着再放开选举。要强调共产党改革的主体地位，一定要确保达成共识、确保主体地位，这样改革才会往前走。当然，改革是必须坚持的，否则社会变得激进化，会不稳定，而完全依靠“维稳”机制是不现实的，必须通过社会改革给社会稳定找到支点。“维稳”不是支点，“维稳”只是消极的防御，不是社会基础。“维稳”在任何社会、国家都不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2．中国的国际责任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应该承担多少国际责任，如何承担，对此您有何看法？
郑永年：一方面，中国在国际上必须要有更大的影响力，这不仅是中国人的愿望，也是客观使然。现在中国的人均GDP虽然仍非常低，但从总量上说，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当，也有能力为世界作些贡献。为此，中国必须承担国际责任。当然，承担多少，这要根据自己的实力，不能过分承担，因为责任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是要可持续地承担，这个问题我们要考虑。
另一个问题，中国现在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对此，大家或许没有想清楚。国际责任这个概念还是虚的。各方面的利益都没有整合和协调好，导致中国外交资源的浪费。中国现在承担一些国际责任，但方式太过简单，主要是“开支票”，这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要学欧美、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现在中国经济“走出去”了，但战略没有“走出去”，自己都无法保障自己已“走出去”的经济利益。承担国际责任不能过度，否则不可持续。但如果不想承担应承担的责任，这不是大国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