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就要过春节了,丈夫来信说,他不能回家过年,领导干部留他和另一个同事在船上值班,叫我到船上与他一起过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那天,天气特别寒冷。麻风细雨落在地上,结起一层薄冰。我顶风冒雨带着女儿来到靖港电船上。
一条又大又长的发电船,停在靖港河床上面,像一条巨龙静静地卧在那里动也不动,船舱到处空荡荡的,显得格外安静。这时女儿可以走路了,女儿围着她爸爸在在船上跑来跑去。我把家里所发生的一切详细告诉了他。他什么也没说,什么也不能说,一直沉默不语。可是,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晚上,三个人睡在船舱的单人床上,怎么也不好睡。女儿不停地哭着,我们只好轮流抱着女儿在船上游来游去。靖港是一个小镇,上岸就是一条小街,不到5分钟可以走完了。离船上岸除了长堤以外,什么也没有,长堤里边全是稻田,要走很远,才有一些破破烂烂的矮房屋,人口也很稀少。几只要修的小破船停在电船旁边,很不显眼。
北风呼呼地叫,岸上的灯都熄了,一团漆黑,既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只有河中间的指路航标灯和我们船上微弱的灯光照在河中,灯光随着水的荡漾而变成银色的水波,电船的倒影也模糊不清。我们好似来到孤岛上,女儿的哭声冲破了这可怕的冬夜的寂静。
天刚蒙蒙亮,这时由远而近传来一种呼喊救命的声音,在这万籁俱寂的时刻,听得特别清楚,也特别凄惨。我们来到船头仔细观察,模模糊糊发现一只载满芦苇的船从洞庭湖方向驶来。船身下沉了大半截,芦苇草堆得像一座小山,顶上伏着几个船员,原来是他们的船遇难,在向人们呼救。这时看见几只小木船急忙忙地朝他们划去,但是,由于是逆水行舟,速度特别缓慢。眼看这只船就快全部沉下去了,我们心急如焚,只好帮助他们高呼:“快救人呀!”前面的船快沉没了,半个小时后,靖港街上的居民都跑来观看,急得两头直窜,除了那几只小船能搭救他们外,谁都无能为力了。
那几个生命受到威胁的船民的悲惨呼声,好似在我和丈夫的心中呐喊。我沉浸在所有的回忆之中……
丈夫突然指着前方大声地说:“小船赶到了!”呼救的人刚刚爬上小木船,芦苇船立刻全部沉入了水中,不见任何痕迹。我亲眼见夜晚呼救,小舟救人的一切,从此使我对生命的看法淡薄了许多。
那天,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腊月三十。晚上每家每户所有的亲人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尽量赶回家里,与家人大团聚。而我们这个家却骨肉分离,难以团聚,尽管我们三人紧紧地靠在一起,围着一盆烧得旺盛的木炭火坐着,但是,我仍然觉得全身寒风刺骨,越烤越冷。1968年的春节是我一生中最难熬的日子:同时,那个冬天也是一生中最冷酷无情的一个冬天,当年5月份,丈夫接上级通知,电船去石门发电,他随船离开了靖港,奔向新的工作地点。
丈夫走后,我也回到自己的住地。每天晚上,我和女儿睡在那间死气沉沉的房子里,经常失眠、害怕。
有一天傍晚,女儿发高烧,我抱着她上医院。街上没有一个行人。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武斗期间,人们害怕遭冷枪。晚上家家关门闭户,天黑就不出门了。那天晚上,孩子的病情特别重,我顾不上自己的安危,来回共跑了三次医院,一夜未眠。女儿经常晚上发烧,给经济带来很大困难,当时我夫妻二人的工资加起来还不到60元,娘家比我们的生活更困难,每月我从学徒工资中抽出5元给母亲治病,一家分成三处生活,艰苦得不得了,哪有钱常去跟女儿看病呢!我自认为她是感冒,发烧时,把她抱到外面风口处吹;流鼻涕时,就给她洗热水澡。
半月之后,女儿的病更严重了,医生诊断是出“天花”,需隔离住院。
远在石门的丈夫接到我的电话,连忙向单位借了几十元钱往家里赶。当天,没有班船,他连夜步行100多里后才搭上了回长沙的轮船。回到家里,他双脚打出很多水泡。为照顾女儿我瘦了一身肉,女儿有病在身,他感到十分伤感,因而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更加体贴入微。我们的感情比以前更好了,逆境和挫折使我们更加坚强起来。生活上的压力,政治上的迫害,压得我们伸不直腰,可是我们患难夫妻对未来仍然充满着信心,相信风雨过后,一定是美好晴天。经过我们精心照顾,女儿的病很快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