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以后，“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席卷了全国各地。长沙一开始就是街头巷尾到处是大学生在辩论。各学校师生掀起写大字报的高潮，翻天覆地的大字报到处可见，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不断地下达，很快工厂里的工人也行动起来了，接着农民也积极响应，各机关单位都起来了。造反派组织像雨后春笋迅速出现；特别是红卫兵像蜜蜂，像蜻蜓一群一群，到处送发传单搞串联。学校的学生无法上课，老师天天开会，写大字报，学生也写大字报臭骂老师，在学校也有批判我的两张大字报。后来，学生干脆停课“闹革命”，打、砸、抢、抄、拼全武行都上台。学校处于瘫痪状况，代课老师根本没有人理睬，更谈不上发工资。我被迫回到家里，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也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之中。那些害过人，做个亏心事的基层干部慑于运动的威力，他们缩头缩脑的过日子，造反派的势力越来越大。两派之间的斗争相当激烈，针锋相对，各人都持有不同的观点和派别。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为了表示革命，很多人连自己名字也改了。街道名称也换上“红卫”、“文革”之类的新名词。我随波逐流，把兄弟四人的名字分别改成“兴无”、“灭资”、“破旧”、“立新”之类。我的名字叫“美珍”，本来是外婆取的，取美丽而珍贵之意。可是我把自己所有的不公平遭遇，都归罪于自己的名字，认为“美珍”带有四旧的嫌疑，所以给我带来多年的不吉利，于是也改名为“日平”，希望过上有尊严、自由平等的日子。后来，当自己认识提高之后，感到改自己的名字，是荒谬的，是幼稚无知的表现。到了一九八二年，将一家兄弟姐妹的名字又通通改回来。
除了改名字，还闹出了改年龄的笑话。为了顺利入学，把年龄改小，为了多吃口粮，又将年龄改大，改来改去，连我母亲都不知自己儿女的出生年月了。哥哥将年龄改小三岁，到了六十岁还不准退休，单位说根据户口簿，你才57岁。我家户口本上，妹妹的年龄还大于哥哥。其实这都不能怪我们，是社会不公所逼成的。
那时的红卫兵是运动的急先锋，打、砸、抢、抄、抓都干，还美其名是“革命行动”。免费坐火车去各地游玩，还美其名叫“革命串连”。全国的火车都被红卫兵用上了，铁路运输业务基本上陷于瘫痪，各条铁路的客车均挤满了红卫兵，毛泽东还几次接见他们，“革命小将”已经够“威武”的了。
湖南是毛泽东的故乡，所以来长沙串联的红卫兵特别多，各级政府脚忙手乱。上级指示：红卫兵是革命的“接班人”，坐车、吃饭都不要钱，而且当地一定要负责妥善安排他们的生活。
办事处把我调到红卫兵接待站，任临时接待工作，24小时轮流值班，大部时间是我轮夜班，工作十分辛苦。每晚都有许多红卫兵从外地到达长沙，北京的、上海的、苗族、回族、土家族都有，要根据他们的不同风俗和习惯，做各种饭菜招待他们。
那时候，我年轻活泼，自己也很像个学生，每批红卫兵的到来，我都是热情接待，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跟许多红卫兵交上了朋友，他们送我许许多多的毛主席像章，后来他们回到家里，还给我来信，赞扬我真是毛主席故乡的好青年，助人为乐的活雷锋，是他们学习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