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这天，江津大雾弥漫，陈独秀在夫人潘兰珍的搀扶下，大汗淋漓，好不容易登上岸来。
早已迎候在码头的好友邓仲纯、邓季宣、方孝远等，疾步走上前，多年不见的同窗好友热烈握手相拥，相互寒暄一番之后，陈独秀笑吟吟地将夫人潘兰珍一一介绍给诸位好友，还连声说道：
“这些年来，亏得她对鄙人的照顾。”
“欢迎你，嫂夫人！我们也感谢你对我们好友仲甫先生无微不至的关照！”诸友说。
这时，夫人潘兰珍圆圆的脸庞上，泛起一阵绯红，只是嫣然一笑。
陈独秀这对老夫少妻，随着避难的人流，漫步在江津街头，特别引人注目。顿时，江津这个弹丸之地的山城骚动了起来，少见多怪的山里人，尤其是那些女人们，还指手划脚，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好似夹道欢迎这对陌生的来者。
这场面，这镜头，一一被摄入迎候在门前的邓仲纯之妻的眼底，她厌恶的情绪陡生，全身每根血管，每个细胞都充满了火。她认为这对老夫少妻伤风败俗大逆不道，岂能让他们住进家门？
当陈独秀夫妇在邓仲纯等陪同下，有说有笑地来到黄荆街83号邓氏“延年医院”门前时，邓妻脸色骤变，“咚”一声闭门谢客。这如同五雷击顶，使陈独秀非常懊丧、尴尬，进退两难，夫人窘得难为情地捂着脸，此刻，她恨不得地下有缝钻进去才好……
这风云突变，使善良忠厚的邓仲纯感到愕然，一时失去了主意，明明同妻子商定好的，妻子欣然同意，怎么一下翻脸不认，又这样无礼呢？邓妻也是受过教育富有同情心的女性，个子不高，性格泼辣，说话爽直常作快人快语。她原以为陈独秀老夫少妻年龄相差十来岁罢了，谁知一见，年龄悬殊到这种地步——一个近六十岁的老头，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这成何体统？邓氏是个大家族，虽逃于此，也开设了“延年医院”，弟弟季宣又是二中的校长。邓氏兄弟在江津都是有名望的，让这对老夫少妻住进家门，岂不败坏了邓家的名声？于是，三十六计，只有闭门谢客为上了。再说，邓仲纯虽是留日的医生，医道在江津是有口皆碑的，但惟独惧内。面对此状，虽然恼火万分，但也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面有愧色，向陈独秀夫妇表示歉意和内疚，连赔不是。陈独秀毕竟是九死一生，闯过世面，见多识广的人，虽吃了邓妻的“闭门羹”，但还是沉得住气，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连声对邓仲纯说：
“仲纯贤弟，我们都是同乡好友，这也算不得什么，你夫人怕也有难处。”
同乡旧友方孝远，见此尴尬窘状，忙上前解围说：
“大家都不是外人，更不要见外伤了感情。我看，还是先找一个小客栈让仲甫夫妇暂时歇息下来再说。”
“也好。”潘兰珍赞同地说。
“这就拜托孝远先生了。”邓仲纯无可奈何地说。
此时，来江津避难者蜂涌而至，达数万人。本来不多的小客栈，一时间被挤得满满的。许多临街的居民户，也腾出房子作为临时客栈，租给避难者。即使这样，仍有大批逃难者流落街头。幸亏时值夏季，夜间铺张席子，一家老小在石板路旁露天而睡，还得聊以过夜。
陈独秀夫妇吃了邓妻的闭门羹，临时找住处，倒也难为了方孝远。一连找了几家客栈，都无着落。他在焦急万分中突然想到，他与东门城内郭家公馆房东孙茂池熟悉，不妨去试一试，请他帮助想想法子。
不一会儿，陈独秀夫妇在方孝远陪同下来到了郭家公馆。
当曾经在重庆读过书的房东孙茂池，眼帘刚一映入陈独秀的形象时，就一愣：这人好熟悉，好像在哪儿见过，但一时又想不起来，又不好问方孝远。他灵机一动，将旅客登记簿递给方孝远说：
“方先生，请这位先生先登个记。”
方孝远接过旅客登记簿，悄声问陈独秀：“仲甫，你看这表怎么个写法？”
“你就写，陈独秀，现年59岁……”
房东孙茂池一听“陈独秀”三个字，猛然想起，当年他在重庆读书时，在报纸上曾经看到过陈独秀被捕时的照片。于是，孙茂池忙上前对陈独秀说：
“陈先生，久仰大名，鄙人不知你已来江津，要不然我腾出楼上房间给你及夫人住下。先请陈先生及夫人委屈两天，明天我就腾出楼上房间。”
“孙老板，太谢谢你了！”方孝远说。
这样，陈独秀夫妇就在一间小客房里临时住下。翌日，房东孙茂池果然腾出一间自住的楼房，陈独秀对此深受感动：在危难之时，能得到素不相识、他乡朋友的相助，实在难得。陈独秀虽然在政治上一落千丈，成了末路英雄，但还没有吃过像邓妻这样的“闭门羹”。所以，他对此十分沮丧，万分感叹，人格上似乎蒙受了莫大耻辱。如果再得不到方孝远的热情照顾，即使有行李的拖累，他次日也要返回重庆去。陈独秀在给从安庆来到重庆避难的三子陈松年的家书上说：
松年：
三日抵此，不但用具全无，屋也没有人。方太太（即方孝远之妻）到渝；谅已告诉了你们，倘非携带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到重庆矣。倘非孝远先生招待（仲纯之妻简直闭门谢客），即使有行李之累，亦不得不回重庆也。幸房东见余进退两难，前日始挪出楼房一间（中午甚热），聊以安身，总比住小客栈好些，出门之难如此，幸祖母（即养母谢氏）未同来也……
父字
八月九日
郭家公馆，实为深巷内一家小客栈，对面为江津县政府，此处是江津要地，机关大多设在这里。陈独秀租住的楼房是一间西房，太阳西晒甚为闷热，中间临时用一些木板隔成两小间，屋子不高，门框快碰到头。屋里东西很简单，内间放着一张陈旧了的板床，几件随身带的行李，靠窗的一张缺腿小长桌，放有《时事新报》、《新蜀报》等报纸，一叠厚厚的稿纸和笔墨，还有些线装书籍。外间靠墙放着一张摇摇晃晃的小方桌，两边各放一张破旧的木椅。房间虽小，但由于陈独秀好洁，他夫人潘兰珍勤快，收拾得还比较整齐清洁。楼上没有厨房，烧饭还得借用房东的锅灶。起初，是方孝远花钱招待的客饭，住下后，陈独秀觉得不好意思，就叫夫人潘兰珍上街买菜、买米，自己开伙了。这里虽然不如武汉那座庭院式平房那样舒适幽静，但总算暂时安顿下来，有了个流亡的家，以后他又带信将儿子松年一家也叫到江津，全家人团圆于危难之中。
陈独秀的生活本来就十分清寒，现在一家6口人过日子，日常生活就难以维持了。陈松年一家从安庆逃难出来，几经周折，从老家带出的一点积蓄，也早已花销干净。盼得一家团圆，却又多多苦楚，粗茶淡饭，萝卜白菜。即使这样，还得靠北大同学会和朋友的接济。陈独秀对失明养母谢氏极为孝顺，每天早晨一碗豆浆两只鸡蛋少不了，还亲自端到养母手中。夫人潘兰珍对失明婆母孝敬如母，每日不厌其烦地为婆母梳洗，修剪指甲，捶背捶腰。婆母谢氏对儿媳的这番孝心，甚为满意，常夸媳妇贤惠，会过日子。
一家人口众多，又挤在一间楼房里，老老少少难免发生口角。陈独秀盼一家团圆，但又图安静，可是那小孙女似故意同他作对，常常撒娇吵闹，弄得陈独秀往往心烦意躁，甚至拍桌打掌发脾气，对孙女儿大声吼道：
“你这伢子，哭死人了！吵得不得安宁。”手一挥，对儿媳珩光又大声叫道：
“珩光，你还不快点，把这伢子抱到外面去！让我安静一会儿好不好？”
珩光对公公这古怪脾气，火从胸中来，真想冲撞他几句，然而看在松年及祖母的面上，还是忍了又忍。
每当家人发生口角时，潘兰珍总是体面地处事，严于律己。这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家人又欢欢喜喜、和和睦睦相处了，连陈独秀从心里也佩服她几分。
这时，陈独秀贫病交加，拉家带口，日子越来越难过，真是度日如年。养母又患病在身，只得靠邓仲纯分文不收的医治。在这穷日子中，最为难者当是潘兰珍。她主持家务，能干勤快，竭尽全力维持家中的艰辛生活，她多年的积蓄，早在南京监狱陪伴陈独秀时，大都花销掉，剩下的只有手上两只金戒指和一副耳环了。一天，家中揭不开锅了，她不声不响地到当铺里，把戒指和耳环当了。后来陈独秀发现了，问她：
“兰珍，你的金戒指和耳环怎么不见了？”
“阿拉收起来了。”
“我不信，你是不是当了？”
潘兰珍无言对答。陈独秀心里一阵难过，说道：
“兰珍，那是心爱之物，怎么当了呢？”
“锅里米没啦，不当了，一家老小吃啥么子？”
“唉——”陈独秀长长地叹了口气，说道：
“待稿费来了，把它赎回来。”
他们老夫少妻的对话，被儿媳珩光听见，心里也苦楚起来，她对婆婆潘兰珍格外尊重，心中也暗暗思忖着，如何为婆婆分担忧愁，减轻家中的负担。
陈松年来江津不久，就在江津德感坝九中总务处主任潘赞化那儿，当一名最低级的职员。他为人厚道，又擅长木工，常常自己动手修理损坏的课桌椅，很受好评，因此得了个“小木匠”的称号。晚上，陈松年下班归来，珩光带着商量的口气对松年说：
“松年，家里人口多，开销大，婆婆连金戒指和耳环都当了，日子难过。我看，我们到德感坝九中去住吧，还可以减轻家中的负担。你明天同潘叔叔说说看，在德感坝九中能否弄一间房子，让我们自食其力吧！”
就这样，陈松年夫妇就搬到江津德感坝九中去住了，靠着微薄的工资糊口度日。住下不久，陈松年妻子窦珩光就在附近一所小学的幼儿班去代课，开始了艰难的独立生活。
1938年夏季，江津又是暴雨连连，大片农田受淹。这样，灾荒、欠产交加，弹丸之地的江津城粮食极为短缺、紧张，粮价一直有升无降，居高不下，县城百姓叫苦不迭。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大批难民蜂涌而至，使本已紧张的粮食，更为紧张。粮价骤然飞涨。这对靠人家资助和施舍过日子的陈独秀一家三口，哪能经受得了。他在给经常资助他的好友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军杨鹏升的一封信中，说他家每月生活费达600元，“比上半年加一倍”。因此，常常吃了早餐无中餐，凡能当的东西，大都进了当铺。陈独秀病态龙钟，脸色紫黑，背驼腰躬，脚上趿着一双破鞋，脚步不稳地在街上走动。知道的人背后指着他说：“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不知道的人只当他是一个年老的市井无赖。
陈独秀穷得连报纸都买不起，常常到一家小书店去翻阅进步报刊。他一进书店门，就站在书架或书摊边一两个小时，临走却很少掏钱光顾生意。店老板心中老大不快，但由于他是知名人士，也不好意思下逐客令。
一次，他沉迷地阅读新书和刊物时，由于几天未吃饱肚皮，体弱无力，站的时间过长，竟昏倒在书店里，吓坏了书店老板。老板忙叫店伙计把他好友邓仲纯医生叫来抢救，邓仲纯一见陈独秀躺在地上，嘴吐白沫，只比死人多了一口气，一阵心酸，不禁眼角流出了泪。当年风云一时的挚友，今天却落得个穷困潦倒的末路者结果，于心不忍。他清楚地记得，当年同在日本留学时，陈独秀是那样的充满青春活力。是他带头剪掉了辫子，又是他与邹容、张继等，闯入陆军学生监督姚煜家，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独秀挥剪，把姚的辫子剪掉，稍稍抒发割发代首之恨……今天，他沦落如丐，挣扎在凄凉萧索之中，作为同窗好友岂能不管呢？
邓仲纯叫人将陈独秀抬入家中延年医院，给他打针、吃药进行一番抢救后，陈独秀渐渐苏醒过来。他无精打采地睁开双眼，才知道自己躺在邓仲纯医院里。邓仲纯妻端来一碗面汤，叫仲纯把陈独秀扶靠在病床上，她一口一口地喂陈独秀。
晚上，一向惧内的邓仲纯对妻子说：
“邓家与陈家是世交，我与仲甫又是同窗好友，又都流亡在外，他现在穷困潦倒，如果我们不帮他一把，看样子仲甫活不了多久。”
“应当帮！明天你给他看病时，顺便再送些钱去。”
“你知道他那个人，一贯自恃清高，洁身自爱，若送钱去，他宁愿饿死，也不会收的。”
“仲纯，那你说怎么办？”
“我想再请他一家三口人住到医院来，和我们一起生活，待抗战胜利后，再一同回故乡安庆。你看怎么样？”
“陈先生和他老母亲我倒挺同情，住进来我没意见，就是看不惯……”
“气量放大些嘛，据我看，那个小潘人也挺老实，心也不坏。有些事多看在仲甫面子上，就忍着点吧。”
“好，仲纯，我给你这个面子。他们三口人吃喝没问题，我们吃啥，他们吃啥，不会亏待他们。”
就这样陈独秀夫妇及其养母谢氏，在邓仲纯再次热情邀请下，勉强地住进了黄荆街83号邓仲纯开设的“延年医院”，依靠邓氏兄弟生活，同在一个锅里吃饭，不为一日三餐而担忧发愁了，眼下也只有寄人篱下屈辱而生。
陈独秀生活稍微安定，病情也有所好转，便着手研究文字学。闲暇时，常与邓仲纯谈天说地，倾诉衷肠，天涯沦落，两人情谊笃深。
1939年7月的一天，江津山城天气燥热异常，烈日灼灼，一丝风儿也没有。陈独秀大汗涔涔，手中的扇儿不停地摇着。邓季宣六七岁十分顽皮的儿子，看见陈独秀光着头，穿裤衩，打赤膊，在客厅中不时地用他夫人递来的毛布抹汗，觉得好玩，连蹦带跳地跑到陈独秀的背后，竟用手摸陈独秀的屁股玩，嘴里还亲切地喊道：
“陈伯伯好！”
对此，陈独秀顿时发起火来，把对闷热天气的厌烦，化作对孩子的大声斥责：
“没有教养的伢子！”
陈独秀用力挪开孩子的手，狠狠地瞪着眼，小孩吓得呜呜地哭了起来。邓妻闻声疾步跑到客厅，火冒三丈，“忍”字早抛九霄云外，怒气顿生。她指着陈独秀的鼻子，破口厉声斥道：
“你说别人没有教养，还是先看看你自己吧，都快六十岁的老头子，还骗娶人家年轻的大姑娘做老婆，你这是什么教养？”邓妻怒不可遏地又数落道：
“三家十几口人挤在一起，男男女女一大屋子人，你一个老头子赤身裸体在中间转来转去，你这又是什么教养？”
陈独秀被邓妻这一顿机关枪似的抢白后，脸色红一阵，白一阵，耷拉着脑袋，狼狈不堪，一声没吭。他夫人潘兰珍见自己所崇敬的老先生被邓妻如此辱骂，心痛如针刺，真想与邓妻舌战一场，把平日所受的怨气，统统发泄出来。然而，看在陈独秀与邓仲纯兄弟的情谊上，她还是强行克制了自己，忍气吞声，泪流满面。在前厅给人看病的邓仲纯闻声赶来时，邓妻仍在指手划脚地数落个不停，未待惧内的邓仲纯开口，邓妻又把他骂得狗血喷头：
“亏你做的好事，给人家白吃白喝，还落得个‘没教养’的名声，世上还有像你这样的肉头？我受不了……”骂着，邓妻又哭了起来。
邓仲纯被妻子骂得发愣，双手颤抖，不敢吭一声，只是呆愣着摇着……
陈独秀受到邓妻的如此抢白，精神和人格受到从未有过的极度刺激，血压升高，再次领略了无家可归、寄人篱下屈辱求生的滋味，一病数日不起。邓仲纯给他看病时，一再向陈独秀表示歉意：
“仲甫，很对不起你，请勿和妇道人家一般见识，她这个人就是心直口快，不顾前，也不顾后。”
陈独秀再也无法忍受下去，只是听着，一言不发。
这时，北大同学会派来照顾他的北大学生罗汉在日本飞机对重庆实行战略轰炸中罹难，他再次陷入悲痛之中。加之江津也屡遭轰炸，陈独秀更是惊恐不安，一听到警报声或飞机声，他就感到紧张，心脏猛烈跳动，魂不附体。于是，他又通过他在北大时的学生江津县县长黄鹏基的安排，住到江津大西门江津一中校长施民瞻家——延陵别墅。这个大院坐落大山坳里，交通要塞。施家小孩整日吵闹，使得他不得安宁，但又无处可去，只是暂时栖身于此。
事也真巧。这时，他偶然在街头地摊上发现一本《皇清经解》的手稿，署名江津杨鲁丞。他如获至宝，认为写得很好，花钱买下，尔后四处打听杨的情况。一次与邓燮康等人在茶馆喝茶闲聊，他谈及此事，邓燮康告诉他：
“杨鲁丞是前清进士，很有学问，在江津很有名望，受人尊敬，但已过世。家住离城三十余里的鹤山坪，家里还有后人在。”
陈独秀拿出那份手稿说：
“我花了两天时间，反复看了几遍，写得不错，很有价值。”
接着，邓燮康又告诉陈独秀：
“当年号称‘经史大家’的章太炎来川时，杨鲁丞曾把手稿拿去请教章太炎，但章太炎不欣赏他的作品，批了‘杂乱无章’几个字，气得杨鲁丞书都未写完就一命呜呼了。”
“杂乱无章没关系，只要稍加整理，就会有章了。”陈独秀说。
在邓燮康的帮助下，几经周折，陈独秀终于找到了在重庆任职的杨家后辈杨学洲先生，表示愿意代为整理遗稿成书。杨被他的精神所感动又慕他的名，就将杨进士鹤山坪石墙院旧居，借给陈独秀夫妇居住。这样，陈独秀偕夫人潘兰珍隐居鹤山坪，度过他那凄凉的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