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阎锡山的此等行动，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继续调动军队，对阎进行武装示威；一面公开向阎发出警告。2月9日，蒋介石给阎发电，向阎发出恫吓，内称：
“今日中国危机已达极点，为救国之事与祸国之罪，皆由我两人负此责。弟与我兄有不一心一德贯彻始终者，党国历史所不容也。”
言外之意，就是说你阎锡山说我造成党的分裂、国家的分裂的罪责，你也有一份，咱俩是一条绳拴两蚂蚱，谁也跑不了。还说武力平定两广，极有把握，并特请赵戴文早日返京。阎锡山针锋相对，于10日复蒋一电。以此为发端，在南京、太原之间展开了为时两个月的电报战，间以谈话、文告相辅，互相责骂，争吵不休，一直到大战爆发，才以枪杆子的论战，代替了笔杆子的论战。他们争吵的问题主要有三个：
一是阎锡山打出“和平统一”的旗帜和蒋介石“武力统一”方针相对抗。他在2月10日的复蒋电文中，公开揭露内战的根源是蒋介石，批驳蒋介石的“武力统一论”，指出：
“同恃青天白日之旗，同为党军而互相内搏，伤亡者皆我武装同志；同奉三民五权之训，同为党员而开除逮捕摧残者，皆我总理之信徒。况军心不定，武力将何所恃？党已破碎，党国将何以全？”
他在电报中还确认“武力统一不但不易成功，且不宜用于民主党治之下”。他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礼让为国”，并表示愿意和蒋介石共同下野，党的事情由众多的党员去决定，“党事国事完全实行党的议决案”。这就向蒋介石的包办、独裁提出了尖锐的挑战。他还要求蒋“在野负责”，并说此举“为今日救国之唯一途径”。
阎锡山这一炮，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使蒋介石惶惶不安。12日，蒋即匆忙给阎复电，煞有介事地宣称：“革命救国本为义务，非为权利。权利自当牺牲，义务不容诿卸。此时国难正急，非我辈自鸣高蹈之时”，拒绝下野。对于阎的指责反唇相讥，说什么：“中央始终以和平统一为职责”，“决非有轻用武力之意，惟兄前月毅然出师，以消灭改组派为己任，固亦此意也”。2月19日，蒋又复阎一电，对阎施加压力，令其履行诺言，与冯玉祥一起下野出洋。晋系、冯系将领纷纷发表通电，劝阎不可下野，而蒋必须下野。双方各执一说，互相指责。
二是阎锡山提出“党人治党，国人治国”，建立“统一的党，整个的国”的主张，反对蒋介石独揽大权，要求分散蒋介石的权力，把蒋介石独裁的政治变成新军阀集团各首领共裁的政治。2月20日，阎锡山在致蒋电中称：
“惟党国是以党为主体，个人之中心武力，是党国之障碍，应一齐交还于党，再实行编遣。否则钧座编遣之苦衷，反不能使人谅解，事实上，亦窒碍难行也。”
他建议成立元帅府或枢密院、元老院一类的组织，参与决定党国的大事。
阎锡山的这一主张，在反蒋派中引起强烈共鸣，纷纷以“党人治党、国人治国”为武器，抨击蒋介石独裁，谴责蒋介石独裁，使蒋在舆论上处于被动应付的处境，而深感不安。蒋介石坚持治党治国只能无条件服从党的中央，没有商讨的余地，否则就是反对中央的叛逆行为。而中央就是他自己，反对蒋介石就是叛逆中央，就要“戡乱”。这和封建专制时代的封建皇帝“朕即国家”没有什么两样，简直是一路货色！
2月22日，蒋在复阎电中，怒气冲冲地说：
“中正实不忍妄自菲薄，尤不愿轻易受诬蔑，使中正果有背叛党国之罪状，党国当予以最严厉之惩罚。又或中正违反党纪，淆乱国是，倡为‘党人治党，国人治国’之谬说及别设枢密院、元帅府，以解决国事之怪论，则亦无所逃于清议之责备。”
言下之意，是阎锡山提出的主张，必然要遭受谴责。他顽固地坚持，全国军队必须“始终服从中央，竭诚服从中央”，否则他就要“戡定叛乱”，“铲除封建势力，制止反动行为，以实现国家和平统一”。蒋介石还鼓动谭延闿、胡汉民、吴稚晖等人发表所谓五院长《告全国军人文》，对全国军人提出劝告，须视军队为国家之武力，不应视军队为个人之私产；须从保障国家生存之中求本身之生存，不宜牺牲国家之生存而求一己之幸免。这篇文告的意图非常明显，目的在于挑拨各实力派的军队反对他们的首领，以维护蒋记中央，而巩固“几乎动摇”的“党国基础”。其实阎锡山所说的“党人”，绝不是所有的国民党员，“国人”也不是普通的全国老百姓，而是他们那些军阀、官僚、政客而已。阎锡山向蒋介石争权，争的是除蒋记中央以外的军阀、官僚的权，而不是一般的国民党党员和老百姓的权。不过，阎锡山提出的这个“党人治党，国人治国”的口号，当时确有不小的迷惑作用。
三是指责蒋介石一手包办并做为御用工具的三全大会，要求取缔这个非法中央。阎锡山认定，以三届中央的名义作出的各项决议，实际上都是蒋介石“一人之命令”，“党国危乱，实肇于此”。因此，在没有取缔这个中央前，不能实行编遣。因为实行编遣，就不是把军队交给党，而是交给蒋介石个人了。2月23日，以阎锡山等45人名义，给香港汪记中央打电报，提出“锡山等提出拟请由我全体党员同志投票，取决多数。三届续统可，二届复统亦可，产生四届亦无不可”。汪精卫立即回电极力赞成，并称此举“实为本党最高主权之所在”，鼓动阎锡山“提倡进行”。蒋介石则斥之以“反对三大中央，即为党国之叛逆”。对阎“进最后之忠告”，要他“悬崖勒马，维持和平”。
蒋、阎开展的电报战，为双方大战作了舆论的准备，是两军对垒的前哨战。山雨欲来风满楼，暴风雨即将来临。冯玉祥联阎反蒋的旗帜树起后，处在困境中的桂系也一跃而起，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张发奎、胡宗铎5人联名通电，拥护阎锡山为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为副总司令，组成联合阵线反蒋。叛冯附蒋的冯军将领石友三、万选才、孙殿英、刘春荣以及韩复榘等，也致电声明服从冯玉祥的指挥。所有联合倒蒋的国民党各派系及各大小军阀，都纷纷派代表去太原，一时间，麇集太原的大大小小反蒋派系的代表多达五千余人。太原成了倒蒋势力集聚的中心。
反蒋各派在军事上联合起来了，阎锡山的领袖地位是其他人代替不了的。因为他的实力最大，不仅有二十多万军队，而且还有巩固的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四省以及平、津两市的地盘。阎的兵力、经济力都足以使他成为反蒋派的霸主。冯玉祥的兵力雄厚，但经济力差，西北军缺乏装备，又遭到蒋介石的两次打击，力量已相形见绌；至于其他派系，更不能同日而语。这样阎锡山的首领地位理所当然。经过各方代表会商，3月15日，原第二、三、四集团军的57个将领，由鹿钟麟领衔发表通电，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刘骥为总参谋长。
1930年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任总司令职，冯玉祥在潼关、李宗仁在桂林就副总司令职，其他将领也分别通电就职。只有张学良一直沉默。当天，阎锡山发表就职通电，揭露蒋介石的罪恶，指出：
党国不幸，三全大会指定过半之代表，致使党权高于一切，党变而为一人之化身。专制独裁，为所欲为。而政治上之一切错误，其责任悉归之于党。以致贿赂公行，国人不敢诘责；土匪遍国，政府不加过问。筹巨款，借巨债，无非成全其篡窃之具。张挞伐，行暗杀，无非私张其篡窃之威。党不党矣，政不政矣，国不国矣，民不聊生矣。
真是理直气壮。阎锡山雄心勃勃，他一心要打倒蒋介石，争当国家元首。
到这个时候，第一次反蒋联合阵线就算组成了。
面对第一次反蒋联合阵线，蒋介石赶忙采取两手对策。
一手是软的，争取阎不反蒋。
蒋介石电告第二集团军将领说：
“中央对百川（阎锡山的字）倚男之重，待遇之隆，当为我全国同胞与全军抱泽所共知。”“所望认清是非，力持正义，切劝百川兄及早自拔，公私两全，固党国所利赖。”
蒋又指使吴稚晖致电冯玉祥，劝冯屏弃干戈，以坚苦卓绝之精神努力建设，成功必不在禹下。
吴稚晖听说蒋介石召见，心中兀自纳闷。原来他昨天正收到八万大洋外快，正想托人在无锡置点地产。他怀疑这件事情已经给蒋介石知道要分肥来了。但不去也不行，只好硬着头皮上车。
原来蒋介石成立南京政府以后，就派钮永建为江苏省主席，西山会议派茅祖权为民政厅长，后来茅祖权被免职。免职的原因并非因为他是个著名的鸦片鬼，而是他同桂系的关系太密切了。茅下台后，民政厅长由钮永建兼任，宋美龄介绍缪斌出任江苏民政厅长，提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时，吴稚晖独持反对。说缪斌品行不佳，年少任性，在总司令部经理处长任内声名狼藉，不宜主持一省的地方行政。吴稚晖当时是中政会中地位较高的委员，蒋介石要利用他放炮攻击异己，所以在若干地方相当尊重他的意见，尤其因为吴是江苏人，有关江苏省的事情更要尊重他的意见。但宋美龄要缪斌上台事先没有同他取得默契，那时缪斌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列席中政会时听见吴稚晖说他不行，眼看民政厅长那块肥肉就要失去，于是他走到吴稚晖挂大衣的地方扒手似的去摸了一下，不过扒手是打荷包的，而缪斌此举却充实了吴稚晖的荷包，他放进去一张票额八万元的什么票子。紧接着下一次中政会开会，吴稚晖便不再反对缪斌当厅长了。这次听说蒋介石召见，也不知道有些什么事情。他还以为宋美龄告了枕头状，要蒋介石转告他一些什么话。
吴稚晖一脑门心事走进去，却满身轻松走出来，蒋介石召见只是请他发表一篇讨伐冯、阎联军的文章，作为蒋介石军事行动的张本。
原来在那个时期中，蒋介石每做一件重要事情之前，总得由吴稚晖出面大发议论，有如张謇代齐燮元撑腰一样。张容替齐辔元制造舆论，目的是为他儿子张孝若取得省长地位。吴稚晖在那段时期从蒋介石那边取得什么代价，那当然不会低于缪斌的八万块大洋。
且说吴稚晖喜洋洋地回到家里，咬文嚼字，第二天便把那篇痛骂冯、阎的东西发表了出去。不料冯玉祥的复电也迅速来到，冯玉祥电文中骂道：“……如有人骂先生：苍髯老贼，皓首匹夫，不惜以党国元老为独夫作奴才，死后有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先生将何以自解？”这些词句是套用诸葛亮骂王朗的，王朗被骂后竟气绝而死。吴稚晖收到电报之后，也顾不到生气，他正在计算缪斌这笔八万元贿赂是否太便宜。因为缪斌上台之后，订了一个江苏各县县长和公安局局长的“售价表”，按缺份的肥瘠分成等级，明码标价，决不“跳楼”。最平者是扬中公安局长，这个苏北的小地方，公安局长那顶纱帽值一千大洋。最贵的是苏州公安局长，那顶纱帽标价二十万大洋，实价。来者出什么价钱，缪斌便放什么官，公平交易，童叟无欺。原来在北洋军阀时代，江苏省最肥的缺是湘沪警察厅长，一年有二百万收入之多；其次就是苏州警察厅长，蒋介石成立南京政府后，上海已划为特别市，不属于江苏省了，于是苏州公安局长便成为第一肥缺。
吴稚晖拿把算盘“滴滴答答”算了半天，越算越有气，把算盘一摔便去找缪斌。缪斌的父亲是无锡南城门口的道士，所以人家管缪斌叫做小道士。吴稚晖到得缪斌门口，看见宋美龄的车子恰巧开走，但里面坐着的并非宋美龄，而是她的秘书。吴稚晖心中一动，也就折回家里，派人打听缪斌同宋美龄究竟有何关连。不料得到的答案却使他倒抽一口冷气：“缪斌这次卖官鬻爵，同宋美龄四六拆账！小道士拿四成，宋美龄拿六成，吴委员不必同小道士斤斤较量了。”
吴稚晖想多拿几个钱的主意只得放弃，但宋美龄同她丈夫却在向美国人拿更多的钱。原来1927、1929短短两年间，美国已在蒋介石手中取得许多权利。美国人茂非古列治出任黄埔筑港工程顾问，参与蒋介石的军事；之后美国人甘梅尔出任南京财政部设计委员会主席兼银行市制专门委员，参与蒋介石的财政；之后美国人满台尔出任铁路顾问，参与蒋介石的陆上交通；之后美国航空发展公司代表芮伯又与蒋介石订立中美航空邮务合同，取得了沪汉、宁平、沪粤三条主要航线全部权利；同时美国人林百克及密勒两人更出任“国民政府顾问”，参与蒋介石的中枢领导机关。这些事实，对日本人已形成了无可忍耐的刺激，于是十九年日本策动汪精卫来一个分裂运动，美国则仍由蒋介石出面镇压，这就是“扩大会议”和蒋、阎、冯之战。
既然奉命镇压，而且事关自己得失，蒋介石要吴稚晖发表“舆论”不过是个开端，打仗要钱，于是他向美国人伸手。
可是日本策动的又一个分裂运动，由汪精卫出面领导，搞得非常热闹。同时英国也因在华利益受到美国威胁，加入了日本这一边，来势甚为凶猛，美国不待蒋介石开口，也感到非进一步“帮忙”不可了。
会议的初步结果，由美国支持宋子文大发公债，并由江浙财团接受南京的公债。江浙财团是买办资产阶级集团，而蒋介石又恰巧代表了他们的利益。江浙财团接受南京的公债，无形中供给了南京以军费。当时江浙财团的主脑，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与银行公会主席李铭、陈光首等，对于宋子文均有左右的力量。抗战时期赵敏芳说过：“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连年靠了发行公债，才能弥补财政的不足。这次抗战能发行数十万万的公债，饮水思源，是公权先生提倡公债维护其信用之功绩。”国民政府第一次公债约十亿元，实收五亿三千万，由承销团得其余额。利率高，公债年利八分，库券年利七、八分。公债以关税担保，组内债偿还基金会。1927年2月海关二五附挠国库券为首次，设基金会，廿一年组国债基金保管会。公债约百分之五十入银行，百分之三十进工商界，私人只百分之二十，银行投资约三分之二为公债。这是蒋介石与江浙财团同生共死的基础，江浙财团全靠公债利润维持其畸形繁荣。
有了钱，面对这个分裂运动，蒋介石便拿钱来鼓励和收买替美国“统一中国”的将士，以打击日本和英国。8月22日蒋介右下令先占巩县者赏洋二十万，先占洛阳或郑州者赏洋一百万……但重赏之下，战局还不见得十分顺利。蒋介石和美国人焦急起来，美国的飞机和航空人员终于投入战场，直接参加蒋介石军队作战。
美国的参加使日本也着急起来，八、九月间日本索性由汪精卫、阎锡山等组织“北平国民政府”，与美国的“南京国民政府”对峙，日本外务省还公开表示：“如在该势力圈内发生之问题，事实上即与新政府当局以外交折冲解决之。”
日本的做法使美国大为紧张，华盛顿的态度反映到美国报纸上的“舆论”公开建议，主张以美金五万万元作军费，组织联军二十万协助蒋介石“平乱”，当时尚无“联合国”，否则联合国的旗帜恐怕已经打出来了。最后美国又巧妙地运用张学良这个特殊势力，帮助蒋介石把阎锡山、汪精卫等压了下去。张学良那时蒋、阎、冯三方面都在争取，最后吴铁城代表蒋以阔绰豪华的手法使张决定附蒋，出兵攻打阎、冯，这是美国在中国“统一”运动的第二次收到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