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讨唐，阎锡山为何积极请战出征？蒋介石早已派了何成浚、方本仁等密探随阎行动，摸清了他的本意。知道阎统帅晋军七个军，七万人马向河南进军，是乘机要把手伸到河南来，为他就任蒋许愿给的西北边防司令铺平道路。阎的野心不小啊！于是，蒋介石授予韩复榘密计，要韩在郑州扣留阎锡山。
阎锡山也有防范措施，他把自己的活动，都放在晋军防卫圈内，阎任命自己的一个军长孙楚为郑州警备司令，把郑州的军事设施都控制起来，连铁路电报电话局也安排了他的人。
阎锡山乘坐当年慈禧的“龙车”由石家庄开出，一路威风凛凛。何成浚“一本正经”先期来到新乡，代表蒋介石迎接。“龙车”一入新乡车站，在车站等候的何成浚登车，陪同阎锡山前来郑州。
阎的“龙车”抵达郑州，受到了礼仪上的欢迎，韩复榘以东道主设宴招待，何成浚代表蒋介石致词，把阎锡山吹捧了一番，称阎为兄长，追随蒋介石北伐，劳苦功高，举杯敬酒。宴会后，一同会商军事。
阎锡山对何成浚宴会中的递眼色、耍鬼脸，看得一清二楚，而韩复榘大草包的举动则暴露声色。于是，他要部下加倍警惕，并告诉他们说：“我总觉得在韩复榘的郑州没安全感”。
1930年1月14日晚八点多，阎的密探偷听到何成浚打给韩复渠的电话，讲的是准备动手的暗号，只听一句：“要活的！”
阎锡山得到消息后，顺口骂了何成浚一句：“我早看出了何成浚这小子不怀好意！”
电话驻军新乡的第九军军长冯鹏翥，命令其立时开一个火车头，挂一节车厢，带上一连队伍来郑州。同时命令第六军军长杨耀芳守好铁桥，控制住黄河南岸所有民船。另派部队进驻郑州以西的黑头关，以防不测。
冯鹏翥带兵一连，坐火车从新乡开到郑州。火车一到站，就上来一位富商模样的人，戴着一顶礼帽，一条大围脖，面部遮去半个，两个伙计，一前一后，一拉一扶，走进火车。这样，阎锡山坐着冯鹏翥开来的“专列”，离开了郑州。阎锡山仓惶逃出郑州，他的军队也迅速撤回河北。
蒋介石图谋郑州撒罗网捉住阎锡山，企图就此夺回阎锡山的晋绥以至“华北王”军政大权，这样一来就把桂系李宗仁、西北军冯玉祥、晋军阎锡山三大股军阀武装统一掌握在他蒋介石一人手里。此举未成，阎与蒋的矛盾加深，阎锡山决心联合各派力量倒蒋。
蒋介石见活捉阎锡山的目的没有达到，便采取了第二招。任命韩复榘为河南省主席，委任石友三为河南清乡司令，移驻亳州，归韩复榘指挥；接着又任命王金钰为安徽省主席，马鸿逵为皖南剿匪总指挥。蒋介石还把嫡系部队纷纷北调，集中在徐州、蚌埠，并在河南驻重兵。蒋介石的用心十分明朗，就是防止晋军和西北军南下。
阎锡山从郑州逃回太原后，足足有半个月的时间没有出门，每天在屋里踱来走去，不断找他的部下合计事。他进一步认识到：媚蒋反冯、反唐，无论建立多大功劳，但遇上比自己更阴险毒辣的蒋介石，是吃不到什么好果子的。他虽多次充当蒋的帮凶，绞杀其他派系，但蒋也不会容忍他的晋系保存实力，占据北中国威胁他蒋介石的政权和分享权力。蒋介石要利用阎锡山打击别人时，给他一些好处，但总是过河拆桥，使阎空喜一场。北伐后阎占据了平津，但没有多久蒋派宋子文到平、津，以划分“国税”和“地方税”为名，把平津税收归为国有，也就是成了“蒋有”，使盘踞平、津的阎锡山抱着个水中的月亮。阎又申请发行省公债来抵补山西银行垫付的“北伐”军费，蒋又不予批准，阎对蒋的经济卡压，极为气愤。阎对部下说：“姓蒋的不敢用兵来打咱们，可他下一步就要用经济来困死咱们，要用毒计来害死我！”
1930年1月16日，蒋介石派吴铁城到太原，请阎锡山出行副总司令就职仪式，这不仅是个手续问题，而是蒋介石要阎锡山表示服从中央的一种形式。阎锡山不愿再沉默，他借着这个机会，把蒋介石痛骂了一顿。阎提出了要建立“整个的党，统一的国”。他指出：
“惟党国是以党为主体，个人中心之武力是党国之障碍，必须一齐交还于党，再行编遣。否则钧座之苦衷反不能使人谅解，而事实上亦窒耐难行也。”
阎锡山斥责蒋介石造成党的分裂、国家分裂的局面。
阎锡山这个观点立时在反蒋派系中产生重大的反响，纷纷以“党人治党，国人治国”为武器，抨击蒋介石的独裁。
蒋介石一面调兵遣将，进行武力威胁，一面反唇相讥，称：“中央始以和平统一为职责，”“即当前应毅然出师，以消灭改组派为己任，固亦此意也。”并授意何应钦提出，也叫阎锡山下野。从这开始，蒋、阎之间喋喋不休的展开了两个月的电报战。
蒋阎论争，使阎锡山与改组派亲近起来。阎锡山否认蒋介石中央的合法性，就必须树立一个“合法”中央来与蒋介石的中央对抗。为此，阎需要汪精卫的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的帮助。这时，改组派在蒋的打击下，在南方已无法立足，得知蒋、阎关系恶化，即派人北上天津，表示愿意拥护阎锡山为盟主，以改组派的二届中央相咱应，组成反蒋联合阵线。
他回到太原后，亲自挂帅，便四处活动，聚集力量，使太原顿时成了一个政治活动的中心。阎锡山可谓足智多谋，他不仅感化了因受欺骗而仇视自己的冯玉祥，使他调转枪口倒蒋，也把华南的李宗仁、四川的刘文辉都拢络了过来。
一时之间参加倒蒋的派系及各个大小军阀汇集到太原的代表共50余人。其中有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廊孟余、白云梯、王懋功；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邹鲁、谢持、覃振、李锡九等；冯玉祥方面的代表李书城、李兴中、刘治州、邓哲熙、陈继淹等；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潘宜之；刘文辉的代表胡畏三；韩复榘的代表刘熙众；石友三的代表毕广垣、聂相溪；樊钟秀的代表邓洪业；孙殿英的代表胡捷三、高梦琴；何键的代表黄一欧；刘镇华的代表楚经纬；万选才的代表万殿尊；张学良的代表葛光庭；唐生智的代表袁华选；任应歧的代表刘觉民；马鸿逵的代表康玉书；岳相如的代表马骥才；刘湘的代表鸿吉等，还有宋哲元、陈调元、金树仁、刘茂恩、刘桂堂、刘春荣等，也派代表前来参加。
这么多的地方实力派和派系，汇集成一股倒蒋的洪流，汹涌磅礴，大有把蒋介石席卷而去之势。
但反蒋派的首领都是想当霸主的人物。因此，关于组织联合机构讨论进行时并不顺利，一开始便发生尖锐的分歧。汪的改组派主张，须先建立党的机构，再成立政府机构。他们提议由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产生一个扩大的临时机构，网罗各方中心人物，再由党的临时机构产生临时政府，准备重开国民党三大。然后由国民党三大发起召开国民会议，颁布约法，按孙中山的遗教实行训政。
为获得阎锡山的支持，陈公博、王法勤提出，由阎锡山主管军政大计，他们在一旁协助。汪精卫更进一步提出，此次反蒋是出于军人的自发行动，而不是由党部发起的，所以一切反蒋大计，都归阎主持，他只是在党务方面多发表一些意见，表示赞助，对于军事、政治问题都不过问。
冯玉祥回到潼关以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做反蒋的军事部署。3月11日，西北将领由鹿钟麟领衔，发表拥护阎锡山反蒋通电。为此，蒋记中央以吴稚晖的名义于3月13日发给西安冯玉祥一封电报，对冯进行讽刺、笑骂。电文称冯甘心充当阎锡山的傀儡，成全了阎锡山这个“十九年的不倒翁”。挖苦冯虽然是“须臾逃死”，“以返秦中”，但也是“虚悬爱民之志，徒老重白之头，干戈中心不能有所解决也”。14日，冯玉祥复电反唇相讥。他用诸葛亮骂王朗的笔调说：
“顷奉先生之电，回环读之，不觉哑然失笑。假如玉祥不自度量，复先生一电，文曰：‘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吴稚晖先生，不言党了，又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须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间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等语，岂不太不好看乎？请先生谅之。”
冯的这封电报，表明他誓与蒋记中央周旋到底。
冯玉祥联阎反蒋的旗帜树起来后，立即吸引了叛冯倒蒋的将领。石友三、万选才、孙殿英、刘寿荣等纷纷发表通电，声明服从冯的指挥。
处在困境中的桂系，极力推崇阎、冯领导反蒋。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张发奎，胡宗铎五人联名发表通电，宣称：“党国破碎，民苦流离，推原祸首，皆介公一念之私，有以致之。故蒋氏一日不去，则整个的党、统一的国，一日不成……百川先生，公忠谋国，普海风从，定战止争，非伊人任。宗仁等再思筹思，惟有请百公为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总揽军权。焕章、汉卿两先生，党国干将，勋犹夙著，敬推为副总司令，夹辅百公，藉以促成整个的党、统一的国早日实现。”
这时，被推举为反蒋首领的阎锡山，举起帅旗，主持召开了所有军阀代表参加的反蒋会议。经过各方代表会商，3月15日，原第二、三、四集团军的将领57人，由鹿钟麟领衔发表通电，推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刘骥为总参谋。随后给各路反蒋军颁发名号，任命将领，分配战区与作战任务。
阎、冯两支部队合起来号称60万大军，其他杂牌部队号称20万大军，总兵力不下70万。这时，被推上台的海陆空三军总司令阎锡山，威风凛凛地于1930年4月1日在太原宣誓就任总司令职，冯玉祥、李宗仁分别就任副总司令职，张学良未就任此职。同时，还决定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的预备会议，通过《中国国民党党部扩大会议组织大纲草案》和《国民政府组织法大纲》，以期夺得国民党党权、军权，另立王朝。
反蒋派以太原、北平为活动中心，在他们自己的辖区内，清除蒋系势力，集资筹款，准备军费。阎锡山下令，把山西、河北、平津地区一切由中央管理的机关、党部、企业、报刊、银行、电话、电报、铁路、公路交通一律查封和没收。宣布与南京中央断绝关系，指令报刊不许再称南京为中央。又自立税则，合法收税，接收天津海关，收入充作军费。还向北平、天津的外国驻华领事机构发出照会，声明保护外侨与各国保持友好关系。反蒋阵线磨刀霍霍，就要大动干戈了。
面对着声势浩大、振动全国的反蒋联合战线，蒋介石紧急采取对策。他首先还是抓住中央这块金字招牌，于3月1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集中讨论时局的问题。决定派李石曾、张继、赵戴文查明反蒋真相，又以胡汉民、谭延阁、王宪惠三院长的名义致电阎锡山，“促其觉悟”。会后，蒋介石和宋美龄一起，于3月12日离开南京，乘船经上海到奉化游山玩水去了。表面上悠闲自得，实际是在幕后策划消灭反蒋派。当他于4月3日返回南京时，他早已胸有成竹了。当日下令山东的陈调元拆毁黄河铁桥，4月3日，国务会议下令，罢免阎锡山本兼各职，全国通缉。蒋介石要按照既定的方案动手了。久已不雨的中原战场，响起了隆隆的雷声。
1930年国民党内部的争战，是从蒋、阎的吵闹开始的。阎锡山与蒋介石闹翻，非一时一事之因，而是长期以来双方之间关系曲折发展的必然后果。
多年来，蒋阎关系一直飘忽不定，这是由于蒋介石的阴险和阎锡山的政治投机造成的。阎曾多次与蒋合作，但又多次与蒋破裂。李宗仁、冯玉祥、唐生智都先后遭到蒋介石的惨重打击。但阎锡山一直像游蛇一样，周旋于各派势力之间，使晋军得到保存和发展。以往的情况是，蒋介石要利用阎锡山的时候，就许愿给他一些好处，但常常是说了不算，过河就拆桥，使阎锡山竹篮打水一场空。蒋介石把平津许给阎锡山之后，仅仅半年，到1929年1月，就派宋子文到北平，以划分“国税”和“地方税”为名，把平津的税收归为“国有”，迫使阎锡山忍气吞声地把平津税务机关的晋方人员搬回山西。但阎锡山提出平、津卫戍部队的军饷应由中央财政部供给，并把它作为让出平津“国税”的条件，宋子文只好答应，但他只签发了一个月的军饷，以后就断绝了。为此，阎又申请发行省公债3000万元，来抵补北伐时山西银行垫付的3000万元军费，蒋介石也没允许。
阎锡山为这两件事，恨透了蒋介石。有一天阎锡山怒气冲冲地把桌子一拍说：“现在蒋介石要用经济手段把咱们困死！”他对人说：“中国人我最怕的是袁世凯，因为他是最聪明、最凶恶的一个家伙。他把辛亥革命的都督不是杀掉就是赶走，而我却能把袁世凯应付过去。以前，我以为蒋介石还可以相处，但他不断地排除异己，现在居然逼到我的头上来了”。
国民党军在占领平津之后，在国民党的内争中，阎锡山帮了蒋介石不少的忙。但蒋介石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哲学，当用着阎的时候，说得天官赐福，满口漂亮的诺言，但事过之后，就雨过地皮干，“一推六二五”了。阎锡山亲自率兵帮助蒋介石打败了唐生智。但蒋介石自食诺言，不仅没有给阎锡山河南省的支配权，反而亲自任命韩复榘为河南省主席。1930年1月23日，蒋又委任向他悔过的石友三为河南清乡司令，命其移住亳州归韩复榘指挥。蒋的嫡系部队纷纷北调，集中在徐州、蚌埠，并在河南屯驻重兵，迫使晋军在河南不能立足，阎锡山控制河南的如意算盘落空，只好将晋军撤回原来的防地。这时，阎锡山已从种种的迹象看出，蒋介石下一个打击目标就要落到他的头上了。这就促使他必须在反蒋、拥蒋的道路上，尽快地作出抉择。
1930年1月16日，阎锡山回到太原后，蒋介石就派吴铁城赶到山西，请阎锡山补行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就职宣誓仪式。它不仅是一个手续问题，而是要阎表示服从中央的一种形式。阎锡山也明白蒋介石的居心不良；他在太原于1月22日补行就职仪式，借机发表了对抗蒋介石的演说，提出要建立“整个的党”、“统一的国”，反对蒋介石独掌中央大权，实行独裁，指责蒋介石造成党的分裂，国家的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