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迦陵的父亲是个基督徒，在法国轮船上当过水手。罗迦陵是父母的独生女，十五六岁时，在一个法国商人家里当过保姆，会说一点常用的法语。1886年，他俩经人介绍相交三年后结婚，哈同时年35岁，迦陵时年23岁。罗婚后又取名俪穗·哈同（Liza Hardoon）。哈同信犹太教，罗迦陵信佛教，所以婚礼举行了两次，犹式、华式各一次。哈同为成家立业在虹口一带自己的地皮上建造了一幢宽广的住宅，是为第二代哈同公馆。次年哈同因在中法战争风浪中维持租界市面有功，当上了法租界的最高荣誉董事。
那时，上海的市面，恰如哈同预见的，确实一天天向西发展，今河南路到西藏路一段日益繁华起来。哈同掌握的地皮，一天一个行市，成倍成十倍地飞涨。哈同的眼光，也更为远大起来。为了加速南京路的发展和抬高地价，他向工部局请缨，出资60万两银子，从外滩到今西藏路，用铁黎木把南京路全部铺成一条平坦的大马路。那时，60万两银子约合90万银元，每元可买米五斗。此事使哈同在上海一带乃至华东地区遐迩闻名，他控制的地皮也因“投资环境改善，基础设施配套”（今日常用语）而日益腾贵。客观上他也为上海的市政建设做了一件益事。
哈同主要经营房地产，贱价购进地皮，供人租地造房，或自建大楼及布房出租，也兼营烟土。1890年，他已升任新沙逊洋行的大班。他“公私兼顾。”自建仓库，大量囤积烟土，待价而沽。那年清政府又照例下了一道禁烟诏，还由上海道移文西方各国领事，严禁外侨再运入鸦片。但那时清廷已鼓励西南、西北等省试种罂粟，以抵制洋药，再加海关被英籍总税务司赫德控制，故英、法、美等西方国家不理睬这一禁令。但上海道则奉诏查封租界外的烟馆，缉拿烟贩，烟土价一时大跌。哈同又老谋深算地断定，这是清政府“寓禁于征”的老办法，好借机加一次烟税，以开发财源。禁一次实际将更放宽一步，烟土价不久将大涨。于是，他自己和新沙逊洋行都大批吃进。不久，禁令果如过眼烟云，烟价又暴涨起来。在这一落一涨中，哈同又发了几十万两银子的横财。此时，他又被聘为租界法院的陪审员，公共租界工部局也请他当了董事，他俨然已是租界的头面人物了。
19世纪60年代初，英、美、日的公共租界和外国侨民在今西藏路强租强征地皮开辟了一个大规模的运动场——跑马厅。他们同时强行在跑马厅附近“越界筑路”，并逐步向西延伸。80年代时，哈同根据过去在南京路西段贱价收进地皮的经验，在那时还只是荒村野店的静安寺以东，划了一大圈土地，约有300多亩。他利用当“董事”“陪审员”的声威，以小的代价迫使那里的农民出售搬迁。
1899年北方发生义和团起义，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封疆大吏搞“东南互保”。上海的英、美、法等国总领事乘机向中国方面交涉，签订了新约，一下子便新扩充了租界22800多亩。这样，哈同以贱价收进的约300多亩土地都列入了租界的范围，顿时身价百倍。这时的哈同，已拥有几百万两银子，几百亩好地皮，又兼任两个租界的董事，法院的陪审员，已膨胀为租界的大亨。他自己独立开设洋行的一切条件均已具备，便不再甘于寄人篱下。而建造一个大安乐窝的腹案在他夫人的脑子里也打定了。1901年，哈同脱离了新沙逊洋行，成立了哈同洋行。从此结束了为人作嫁的生活，奏响了脱贫、小康、致富、腾达四部曲的第四部，进入了一生中最辉煌的阶段。这年他52岁。他在老沙逊干了13年，在新沙逊干了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