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香港行政局公布了《电视发展新条例》。其中规定：持牌广播机构不得经营与广播无直接关系的业务。
鉴于此，无线于当年11月进行了改组，将无线一分为二，分为“电视广播”和“电视企业”两大机构。其中“电视广播”（仍称无线电视）主要经营电视及相关业务，电视企业则从事出版、印刷、文化娱乐、电视广告制作、零售、旅游、物业投资等业务。两者均维持上市地位，其中电视企业虽然市值较小，却拥有清水湾电视城。而清水湾电视城则是支撑电视广播运作的生命线。
这次改组，诚然为企业的多元化发展拓宽了渠道。但谁也没有料到，此举埋下了一场战争的隐患。
时至1996年。这一年，邵逸夫已是90高龄。
这一年的2月12日下午两点半，两家上市公司：《南华早报》和邵氏旗下的“电视企业”，突然在香港股市停牌。
这一情况，立即引起香港成千上万股民的关注。在股民的追问下，“电视企业”的发言人表示，这两家上市公司将进行资产转移活动，详情暂不予透露。
实际情况是，这一天并未预料到会停牌。但“电视企业”的股价在当天早晨急剧飙升，交易机构询问了公司管理层之后，才决定暂停其股市交易。
股市行家一望而知，这是有人要收购“电视企业”。果然，第二天，2月13日，《南华早报》提出了收购“电视企业”的动议。
这一消息引起邵氏集团的躁动。《南华早报》盈利可观，其财力不容小觑，他们发动这场收购战，意欲何为？
《南华早报》的老板是郭鹤年，与邵逸夫私交甚笃。1988年底，郭鹤年通过旗下的“嘉里集团”，斥资20亿元，收购了三成无线的股权。收购完成后，邵逸夫任“电视广播”及“电视企业”的主席，郭鹤年任副主席。但郭鹤年很少公开露面参与无线的活动。他的两个侄子郭孔盛、郭孔辅，曾任无线高层，但都先后辞职离开。而郭鹤年本人，从1989年1月起，就是香港电视广播董事局的核心成员，但是，1994年，他以“业务繁忙”为由，辞去了副主席职务。
作为大股东之一的郭氏家族成员，在无线的人越来越少，一个个淡出了无线的管理层。由此不难看出，郭氏与邵氏，两大家族在“无线电视”的经营中已经产生了矛盾。
这大约是触发郭氏对“电视企业”全面收购的原因之一。
但真正让郭鹤年下决心收购“电视企业”的，恐怕还是“电视企业”所拥有的物业价值。到1993年底，“电视广播”的市场总价值已高达17.47亿美元，而“电视企业”的市场价值也达到了2.05亿美元。
虽然“电视企业”的市场价值不高，但它拥有清水湾电视城中占地26.6万平方英尺的地产物业。它的租户，是市场价值高达100多亿港元的“电视广播”，租期要到2047年。租金每两年调整一次，一年的租金收入接近5000万港元。
清水湾电视城有如此巨大的发展潜力，郭鹤年焉能不动心？
由于“电视企业”拥有大量的地产和物业，所以很明显，若《南华早报》收购“电视企业”，将有助于扩大《南华早报》的资产基础及经济收益的来源。况《南华早报》早有意到内地筹办财经类报纸，而“电视企业”也在集中精力开拓中国内地的出版业务。《南华早报》的董事局有理由相信，倘能成功收购电视企业，两家公司则可以通力合作，拓展中国内地的出版业务。
基于此，《南华早报》轰轰烈烈发动了对电视企业的全面收购战。1996年2月28日，《南华早报》向电视企业股东发出收购文件，双方正式交火。
但邵逸夫虽已年届九十，却宝刀不老。他向以大刀阔斧收购别人的企业而著称，面对郭氏集团的收购战，岂肯束手就擒。
作为“电视企业”的两大股东，郭鹤年和邵逸夫的持股量不相上下。如今郭氏出招收购，在持股量上并不占明显优势的邵氏家族，若不积极应战，必然会落了下风，使“电视企业”姓了“郭”。此时摆在邵逸夫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应战，采取有力措施反收购；要么妥协，接受郭氏的收购。
“电视企业”是邵逸夫多年打下的江山，岂肯拱手让与他人。于是邵逸夫决定接受挑战，坚决进行反击。
但是，这一在外界传说中已近白热化的战役，当事人邵逸夫却仍然表现得举重若轻。3月7日，邵逸夫出席“上海实业”春茗酒会，席间，邵逸夫一直笑意盈盈，谈笑风生。“上海实业”将书画名家所绘《长寿图》当场献给邵逸夫，邵逸夫欣然接受，气氛十分融洽。
席间有记者问邵逸夫，是否认为《南华早报》是恶意收购，邵逸夫的态度是“笑而不答”。当被问及是否同意出让“电视企业”，成全郭鹤年，邵逸夫只是说：不知道呀，要等独立董事委员会的意见，等下周吧等等没有实质性内容的话。
3月13日，“电视企业”独立财务顾问摩根建议：拒绝《南华早报》的收购。建议被采纳，邵氏开始布置反收购战略。
邵氏兄弟持有电视企业34.64%的股权，与郭鹤年所持股份不相上下。邵氏反收购的方案，是现金收购，每股2.55元。若果然按此执行，所涉资金达6.97亿元。
相比之下，邵氏的收购条件要比“南早”来得更实际更优惠。郭鹤年是以股换股，折合现金相当于2.5元。所以邵氏的现金收购方案一出台，在反收购战中暂时占了上风。
当时舆论热炒，“邵氏兄弟”现金收购“电视企业”股份，所需7亿元资金在财政上并不成问题。“邵氏兄弟”此时手中掌握的现金已有5.7亿元，若再出售部分收购回来的股份，财政上并不难应付。
邵氏提出反收购条件后，证券界人士开始分析“南早”对此可能做出的反应。证券界分析，如果郭鹤年妥协，按照“邵氏兄弟”提出的条件立即套现，将获利3.7亿元。但郭鹤年本人，则拒绝对此事表态。
3月15日，《南华早报》召开股东特别大会。会上通过接纳收购“电视企业”的建议。并表示下周将研究邵氏兄弟提出的反收购建议对原来计划的影响。
3月21日，收购战升级。《南华早报》宣布提高收购条件。原来为2股“电视企业”股份换1股《南华早报》股份，如今改为20股“电视企业”股份可换11股《南华早报》股份，或以每股作价2.75元现金收购“电视企业”股份。
对此，舆论界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郭鹤年对“电视企业”志在必得，也有人认为此举是郭鹤年讨价还价的策略，希望能用这种办法逼得邵氏进一步提高收购价格，郭鹤年再趁机将“电视企业”的股份套现出售。
《南华早报》此举一出，无论是换股还是现金收购价，都明显比邵氏给出的价格高。至此，“南早”似乎略占上风。
那么，对于“南早”提高收购价，邵氏兄弟又作何反应？
证券界许多人认为，由于“电视广播”与“电视企业”的密切关系，邵逸夫站出来捍卫“电视企业”的可能性较大。“邵氏”极有可能再次提高收购价。而郭鹤年的收购建议，也不过是欲擒故纵，以期得到更高的价格，出售股份套现。
也有人持相反意见，认为邵逸夫不会再提高收购价。
但邵逸夫与郭鹤年，同为商界巨擎。高手过招，往往令人难以琢磨。人们无法断定他们的下一步会如何走，只能观望。
果然，到了3月底，这场牵动人心的收购战，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3月29日，“邵氏兄弟”及有关人士宣布，愿意接受《南华早报》新的收购建议。但只接受其中的现金收购，即以每股2.75元的价格出让“电视企业”股份。
这一着令人始料未及。有报纸评论说：邵六叔出招实在让人难以捉摸。
如此看来，许多人以为郭鹤年提高收购价是想通过“讨价还价”来达到套现目的，而从最后结果看来，倒是邵逸夫早就做好了这种准备。他提高价格反收购，末了却成了套现的手段。
许多人都认为“电视企业”牵连着“电视广播”的命脉，因此是邵逸夫的命根子。所以大家都认定邵逸夫会誓死捍卫“电视企业”。也许郭鹤年也如此以为，才再一次提高收购价，以待六叔水涨船高，再次出价。不料“邵氏兄弟”只是虚晃一枪，让对方招架之后，便迅速地挂起了免战牌。郭鹤年来不及反应，只好按照六叔的意思往前走。
郭鹤年在这场战役中也不是输家。他作为大股东将手头“电视企业”股份出售给《南华早报》，如此既将“电视企业”收至门下，又能套现，可谓一举两得。
而以这种方式结局，对邵氏来说同样有利。首先省掉了7亿元的反收购款，其次，邵氏持有1.27亿股“电视企业”股份权，按照“南早”给出的价钱，出售这些股份可以套现3亿多元。两项加在一起，资金已超过10亿元。
“电视企业”的收购与反收购战火燃起之初，曾有文章如此分析：
虽然郭鹤年和邵逸夫均表示“电视企业”收购战，不会影响双方的关系，但二龙争珠的敌意收购攻防战，很难有双赢的局面。既然有胜负兼涉及重大利益，收购告一段落之后，郭绍二人如能做到面和心不和，功力已到很高境界。因为敌意收购总是很伤感情的游戏。
但两个商界高手过招，竟然就使这场战役成了没有输家的结局。郭鹤年欲通过《南华早报》收购“电视企业”的控制权如愿以偿，“邵氏兄弟”也从中获益匪浅。众人一直担心郭、邵之间的关系，会否因收购战而恶化，前面文章也曾说道，郭邵二人在收购战告一段落之后，如能做到面和心不和，功力已到很高境界。但是，两位商界元老级人物，在整个收购战过程中，一直对外称“不会影响双方的关系”。之后，邵逸夫首肯《南华早报》的新建议，并爽快地与之成交，双方没有显露出丝毫的不愉快。
总之，在这次收购大战中，邵逸夫从始至终都从容不迫，冷静出招。既没有令自己受到损失，也没有伤了双方和气。当时，邵逸夫已是90岁老者了。耄耋之年，在风云变幻的商战中，能出此奇招，驾驭大局，最后出奇制胜，扭转乾坤，此等大智大勇，实令人叹服。
邵逸夫在年近90岁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大的举动，令所有人称叹不已。那就是：1994年，已经淡出香港影坛多年的邵氏兄弟电影公司，突然宣布投资1亿港元，拍制20部小成本电影。
这一消息，令众多邵氏影迷兴奋不已。
20世纪80年代，香港电影业尚能维持表面繁华之时，邵逸夫深谋远虑，知道电影呈现颓势，所以放弃了与嘉禾公司的争斗，果断将院线停掉，宣布淡出影坛，将主要精力转到电视事业上。
能激流勇进，诚然难能可贵，而激流勇退，更需要智慧和勇气。邵逸夫的这种眼光和决断，事后证明是英明的。识时务者为俊杰，邵逸夫提前看到了香港影坛的低迷之势，迅速转入电视业，以退为进，保住了邵氏的基业。
不料，在香港影坛彻底陷入低谷之际，邵逸夫突然又逆潮流而动，重整旗鼓，宣布重新杀回香港电影市场，再创昔日之辉煌。
邵逸夫此举，可谓石破天惊。但熟悉邵逸夫的人断定，邵逸夫绝对不会盲动，他逆市场潮流而动，必然奇招在握，自有胜算。
事实上，邵逸夫的邵氏公司虽然曾宣布淡出影坛，却从未与电影真正绝缘。在邵氏兄弟公司宣布停拍的第二年，邵逸夫即组织了一家“大都会影业公司”，由方逸华负责，从事影片制作。不过，当时的“大都会”每年仅出品两到三部电影，属于低调操作。邵逸夫并不想与谁争锋，亦不打算靠此赚钱，仅仅是使电影制作不完全停顿，缓慢运转。
90年代中期，由于受到电视的冲击，香港电影陷入低谷，许多制片公司纷纷倒闭。而值此之际，邵逸夫却重新打起“邵氏兄弟电影公司”的旗号，重返香港影坛。
1993年，邵氏兄弟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南山文化企业发展公司，在深圳南山地区，联合兴建了整个东南亚最大的影视城——深圳南山邵氏影视城。
影视城位于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办事处，比现有的香港清水湾邵氏影城大11倍，占地130亩。拟建成一座类似美国好莱坞似的影城，总投资额为4亿美元。
对于这项巨大的工程，邵逸夫说：兴建影城除了促进内地的娱乐业发展外，也起着教育作用，希望更多人进一步认识电影。
邵逸夫在此之前，一直坦然承认自己拍电影不是为了艺术，而是为了赚钱。他从不避讳承认自己不是艺术家，而是一个商人。而晚年的邵逸夫发此一言，可见电影大王邵逸夫仍是对银幕一往情深。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这些话的真诚，因为正如他自己所说：如果是为了赚钱，不如多买一些地皮。
投资深圳南山邵氏影视城，可以看做是邵逸夫重返香港影坛的信号。深圳南山区与香港仅一水之隔，邵逸夫期待不久的将来，南山区会同清水湾一样，在中国电影史上璀璨闪光。
邵逸夫虽然多年不曾拍电影，但眼光却仍有独到之处。他重返影坛之后，投资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不死情迷》。六叔钦点歌坛“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和日本当红女星担纲主演，由刘伟强执导。这种组合是强强联手，可称最佳搭档。圈内外都说：六叔挑中的人选实属上上之选。由此可见，邵逸夫宝刀不老，对影坛动向、观众要求仍然十分了解，心知肚明。
1997年，时年90岁高龄的邵逸夫，使邵氏公司和自己手上的传媒王牌“无线”合作，成立了“星艺映画电影公司”。邵逸夫淡出影坛的那些年，邵氏虽没有大规模的拍戏，但与许多巨星及大导演签下的片约却依然有效，如张曼玉、周星驰、王祖贤、杜琪峰、王晶等。如今他将多年培养出来的众多名导演和演员组织起来，同心协力，重新杀入香港影坛。
九十岁的邵逸夫对电影的认知仍然保持着职业化的敏感，对市场需求、观众口味的把握仍无人能及。“星艺映画”的开山之作是《漫画风云》，邵逸夫请风头正劲的谢霆锋、张智霖等人主演，果然博得一片叫好声。之后又连续推出《惊天大逃亡》等10部大片，所谓老将出马，低迷多年的香港影坛，又被邵逸夫搅起了波澜。
1998年，邵逸夫91岁。这一年，邵逸夫的邵氏公司打败了老对手嘉禾公司，竞地成功，在香港将军澳工业村兴建“香港影视城”。总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投资11亿港元。“香港影视城”的兴建，是邵逸夫继当年清水湾“邵氏影城”之后，在电影领域的又一次大手笔运作，建成后的影视城是一座设施配套、设备齐全的多功能影片生产基地，由此可见邵逸夫再振香港影坛的雄心。
除了成立自己的电影制作公司、拍摄新影片之外，邵逸夫还从邵氏旧作中，开发新的商机。当怀旧已经成为时尚，成为现代人共同的情感，邵逸夫及时抓住人们这一心理，1999年，将七百六十部“邵氏出品”的经典电影版权，以六亿元的高价出售给了马来西亚财团下的“天映娱乐”。天映娱乐使用最先进的数码器材和技术来修复这些邵氏老片，以使邵氏昔日经典光辉再现，让众多的邵氏影迷在将来能有机会重享邵氏电影的盛宴。
邵逸夫雄心不老，宝刀不老，耄耋之年再战商场，且屡出奇招，令人叹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