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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谁与争锋景德瓷

有关中国陶瓷业的发展情况,“景瓷宜陶”是人所尽知的,其中的景瓷,指的就是江西景德镇生产的瓷器。

作为中国瓷器之都,景德镇的瓷器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据《浮梁县志》记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新平是景德镇的旧称,东晋时始设新平镇,唐武德四年(621)设新平县,开元四年(716)改名为新昌县,天宝九年(742)才更名为浮梁县。这句话说明从汉代开始,景德镇就有生产陶器的历史,只不过当时的生产技术比较落后,产品“蜒植朴素,即古之土脱碗也,只供迩伪粗用也”。到了六朝的陈代,景德镇开始受到官府的注目,《江西通志》称:“陈至德元年(583)大建宫殿于建康,诏新平以陶础贡,巧而弗坚。再制,不堪用,乃止。”这说明当时景德镇在制瓷技术上已掌握了一定水平,只不过因烧成温度不高,胎质疏松,才辜负了官府的一片厚望。到了唐代,情况有了很大改变,景德镇两窑之一的陶窑生产的“假玉器”被作为贡品进御,霍窑生产的瓷器也团胎体轻薄、洁白如玉而备受关注,这时,景德镇的瓷器生产才开始踏入真正意义上的发展阶段。

景德镇的瓷器生产,有着得天独厚的自身优势,它拥有丰富而优良的瓷土原料和烧瓷燃料。景德镇本地就是一个瓷土的重要产区,浮梁东乡高岭所产的瓷土,是制瓷的优质原料,中外学者把这类瓷土称之为“高岭”(Karlin)土,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记载:“土出婺源、祁门两山。一名高梁山,出粳米土,其性坚硬。一名开化山,出糯米土,其性粢软。两土和合,瓷器即成。”高度评价了高岭土。另外,景德镇的烧瓷燃料松柴和槎柴也相当丰富,松柴指大松树块柴,槎柴指松枝和其它杂枝,前者用于烧细瓷,后者烧粗瓷,至明代以前,一窑所成用的燃料基本上是“柴槎兼用”。由于瓷业的不断发展,燃料供应逐渐由浮梁一县扩展到东达婺源、南至乐平、西到鄱阳东北各乡的广袤地带。

进入宋代,受茶饮社会化的深刻影响,瓷业生产受到极大刺激,陶瓷业分外繁荣,不同风格的瓷窑体系纷纷出现,闻名于世的有北方的定窑系、磁州窑系、耀州窑系和钧窑系,南方的龙泉窑青瓷系,吉州窑及建窑的黑釉瓷系,景德镇则当之无愧地成为青白瓷系的杰出代表。

北宋景德元年(1004),宋真宗赵恒诏令在浮梁县昌南镇开办御窑,烧造御器,器底书“景德年制”款识,并将昌南镇改名为景德镇。据蓝浦的《景德镇陶录》评价,这种御器“光致茂美,四方则效,于是天下都称之为景德镇瓷器。此后景德镇之名著,而昌南镇之名遂微”。由此,景德镇开始奠定了自身在陶瓷业中的地位。

宋代是景德镇瓷业烧造技艺日趋成熟、承前启后的重要转折阶段。生产的瓷器,质薄光润,白里泛青,雅致悦目,并且开始掌握了多彩施釉和各种彩绘技术,宋代的青白盏茶具,主要产自于景德镇,且享有盛名。宋人彭器资在《送许屯田诗》里评价道:“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

元朝统一中国后,结束了长时期的分裂状况,神州大地又一次出现了大一统的局面,由于蒙古族落后的生产方式的影响,曾给瓷业生产带来一定程度的逆转,但由于原有基础雄厚,加之统治者很快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于至元十五年(1278)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辖属将作院,专门掌管“烧造瓷器,并漆造乌尾棕、藤笠帽等事”,对景德镇的瓷业烧造,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在这种内力和外力的共同作用下,元代景德镇的制瓷工艺有了新的突破,并冠绝国内窑群。研烧的青花和釉里红瓷器,成为中国陶瓷史上划时代的杰作,这一新的成就,拓展了釉下彩和颜色釉装饰的新工艺。高温烧就的“枢府窑”卵白釉、红釉和蓝釉,是熟练配制各种金属呈色剂的重要标志,从而结束了元以前瓷器釉色“仿金类银”的局面,开创了五彩缤纷的颜色釉装饰新天地。

这一时期的青花瓷茶具,更因淡雅滋润,成为国内茶人的珍赏,而且还作为友谊的使者,远销国外,特别是在曰本,因享有“茶汤之祖”美誉的珠光特别喜爱这种茶具,而把它定名为“珠光青瓷”。

元代景德镇瓷器生产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对官府瓷生产进行了严格控制,凡诸民窑定烧的官府瓷,均应“有命则供,否则止”,严禁超规模、超数量烧制,在瓷器内壁还模印“枢府”、“太禧”、“福禄”或“福寿”款识,这是中国瓷器史上运用官窑款识官搭民烧的开端,为明清时代官窑款识的流行开辟了先河。

如果说明以前中国瓷业生产是“百花争艳”的话,到了明代,基本上就是景德镇“一花独放”的局面,景德镇的瓷器产品几乎占领了全国的主要市场,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由此而赢得了“瓷都”之桂冠。

景德镇瓷业烧造的盛况空前,使得其吸引力与凝聚力也极度高涨,全国各地的制瓷名师巨匠,纷纷奔走,齐聚景德镇,呈现“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的喜人局面,人才济济反过来又推动了瓷业的发展。

明代景德镇的瓷业生产,出现了“官民竞市”的欣欣向荣景况。除洪武初创办官窑“御器厂”,专门烧造宫廷御用瓷和对外贸易用瓷外,民营窑厂的规模也得到扩展,到嘉靖年间,“浮梁景德镇民以陶为业,聚佣至万余人”。官窑民窑并存,并互为影响,有利于制瓷工艺的改进,从制胎成形,挂釉施彩,到窑场改制,烧造火候,都在不断发生变化。于是,“南北名窑,唐宋佳作,无不汇粹于此”。

景德镇的近千座民窑,是其瓷业生产的主流。从其烧造的产品来看,面向普通大众的青花碗盏占了很大比重。由于官窑采用“钦限”御器在民窑中烧造的办法,资金和技术力量的注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营窑场烧造技术的不断改进和提高,至嘉靖、隆庆以后,民窑青花产品质量几乎已与官窑水平相近。特别是到了明代中叶,随着制瓷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民营窑场激增,制瓷工匠的集中和瓷商的汇集,景德镇瓷业更加兴盛繁荣,成为一个“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炸天,夜令人不能寝”的瓷业都市,使得民窑的生产量相当大,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元年(1436),浮梁县民陆子顺一次就向朝廷进贡了瓷器五万余件。

民窑除生产一般民用产品外,还能烧造颇为高档的精品瓷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明人王宗沐在《江西大志·陶书》记载:“自燕云而北,南交趾,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皆取于景德镇。”

高度发达的民营窑场,造就了一批享有盛名的制瓷名师。当时的杰出艺人有“崔公窑”的崔国懋,以制青花及彩瓷茶酒盏见长;“周公窑”的周丹泉,以制白瓷印章得名;“壶公窑”的吴为,所造脱胎茶酒器,薄如鸡蛋幕布,莹白透明,称为“卵幕杯”。此外,著名艺人陈仲美和吴明官等人,也都享有盛名。

由于官府对彩釉瓷器的使用规定甚严,对原材料也严加控制,故民营窑场大多以烧造白瓷与青花瓷器为主,流行于全国各地的青花瓷器中,多数是景德镇民窑制品,这也正是景德镇明代瓷业的一大特征。

与民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官窑的生产就占据了许多得天独存的条件。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朝廷在景德镇珠山开办御窑,并派遣督陶官来管理窑务,监督烧造,运至京城,以满足宫廷用瓷的需要。这是朝廷首次在景德镇设置生产御用瓷器的专门机构。

由于所处地位的差异,得到朝廷重视的官窑,占据了上等窑场和优质原料,汇聚了各地的名工巧匠,而且分工细腻,各有专职,在制作上只求精工,不计成本,因此,官窑产品无论就胎质、造型、釉彩等方面都精益求精,堪称工艺史上的杰出代表作。

据文献记载,官窑在明初建立时有窑20座,到宣德年间增为58座,设有六种不同类型的风火窑、色窑、大小窑,大龙缸窑、匣窑和青窑,各类型窑场严格按分工生产不同的产品,如青窑烧小件器,色窑专烧颜色釉。据程廷济《浮梁县志》记载,御器厂内的分工有23作,即:“大碗作、酒钟作、碟作、盘作、钟作、印作、锥龙作、画作、写字作、色作、匣作、泥水作、大木作、小木作、船木作、铁作、竹作、漆作、索作、桶作、染作、东碓作、西碓作。”“陶工、匣工、土工之有其局,利坯、车坯、釉坯之有其法,印花、画花、雕花之有其技,秩然规制,各不相紊”。(引自蒋祈:《陶记略》)这种严谨的分工协作,使生产专业化程度大为提高,对提高瓷器的质量和产量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由于茶事、祭祀、赏赐及日常生活的需要,宫廷用瓷的烧造数量惊人,仅宣德八年(1433),官窑就一次性地烧造龙凤瓷器443500件。以后到嘉靖、万历年间,每年烧造的御用瓷器也不下十万件。其中隆庆五年(1571),烧造的里外鲜红碗、盅、瓯、瓶并大小龙缸方盒共十万五千余件,官窑的兴盛,由此可见一斑。

景德镇瓷器在明代的突破性进展,主要反映在施釉技术上,除传统的青花瓷更上一层楼外,又先后创造了各种彩瓷,备受中外赞誉。按制瓷工艺分,景瓷可分为釉下彩、釉上彩、斗彩和颜色釉四大类别。

釉下彩指青花和釉里红瓷。

釉上彩是因彩绘在釉上勾绘而得名。工艺上是指在已经高温烧成的瓷器上再进行彩绘,然后再以700℃-900℃的低温烘烤,使彩色不致脱落。它包括釉上单彩和釉上多彩。

斗彩指的是釉下彩和釉上彩拼逗而成的画面,所以又称为逗彩。

颜色釉是指各种色泽的高温釉和低温釉,可分成一种色泽的单色釉,以及多种色泽施于一器的杂色釉。

明朝各代中,以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和万历年间的成就最为非凡。

永乐时期,青花瓷的制作是官窑瓷器生产的主流,胎质洁白细腻,釉汁晶莹肥厚,青花色泽浓艳是其主要特点。这一时期,郑和七下西洋,在带走了大量瓷器的同时,还给瓷业生产引进了进口的“苏麻离”青料,使得烧造的产品呈色浓艳,带有宝石蓝的光泽,十分逗人喜爱。

永乐瓷的突出成就还体现在单色釉的突破上,这一时期的单色釉,一改元朝和明初青白呆滞的色泽,创烧出极负盛名的甜白、青白、翠青、冬青、红釉、蓝釉等新品种。

永乐甜白釉产品,釉汁洁白,温润如王,肥厚如脂,给人以一种甜的感觉,故有“甜白”之称。另外,这种白瓷还可以填上各种彩色烧制成彩瓷,因此,又称“填白”瓷。甜白瓷有厚薄之分,薄胎器可以薄到半脱胎的程度,因此,甜白釉瓷有“薄如纸,白如玉,声如磐,明如镜”的美誉,代表了白瓷的最高成就,成为划时代的珍品。

永乐甜白瓷常见“永乐年制”的篆体款识,由于身价极高,后世多有仿制,尤以清代康熙、雍正朝的仿制品最多。

永乐红釉也极负盛名,影响远在元明诸多红釉之上。其胎质更趋精细,施釉匀净,还原气氛恰到好处,发色呈鲜艳的红色,因此又称“鲜红”釉,或称“宝石红”、“霁红”、“积红”,由于这类瓷器常用作祭器,因此又叫做“祭红”。

关于“祭红”,民间还有个美丽而凄婉的传说:有个窑工接到官府命令,限期烧造一批产品,由于要求极高,釉料又缺乏,眼看无法完成任务,可怜的窑工愁眉苦脸,只有闭目等死。这时,窑工美丽的女儿为了救父,毅然只身跳进窑池,用自己的鲜血浇灌,终于烧造成了一窑鲜红欲滴的瓷器。为了纪念这位舍身救父的姑娘,人们就把这种红釉产品称为“祭红”。这个故事说明,任何一件艺术品,都凝结了劳动人民的血汗,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的确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如果说永乐是明代瓷器的开创和发展阶段,那么,宣德则是其鼎盛时期。据蓝浦《景德镇陶录》载称:“宣窑,宣德间厂窑。所烧土赤埴壤,质骨如殊砂,诸料悉精,青花最贵。色尚淡,彩尚深厚。以甜白、棕眼为常,以鲜红为宝,器皆腻实,不易茅蔑。”

同永乐一样,宣德朝也是青花瓷生产的黄金时代,而且宣德青花更趋精致,达到了中国古代青花瓷的巅峰。

宣德青花瓷具有如下特点:①大部分有“大明宣德年制”或“宣德年制”款识;②色料一般采用进口“苏麻离青”和国产钴料;③惯用小枝笔着彩,器物显现深淡的笔触痕,且不见整片一笔涂抹的画法;④大部分底部施釉;⑤器物以矮圈足为多。这些大致是区分永乐和宣德青花瓷的主要依据。

宣德青花碗器形较多,但胎壁大多厚重,是深受茶人喜爱的茶具。

另外,宣德的釉里红和高温铜红釉瓷器的烧造技术也有大幅提高,令人赏心悦目的各式彩瓷茶具,构成了茶具生产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经历了正统、景泰、天顺三朝近三十年的禁烧变故后,成化朝瓷器的风格大变,与永乐、宣德瓷的雄健豪放不同,成化瓷器的造型玲珑秀丽,胎釉细润晶莹,彩料精选纯正,色调柔和宁静,画面淡雅幽婉,轻盈秀丽的风格独步一时。特别是斗彩质量空前绝后,颇具盛名。青花瓷的着色也采用了双勾线条,一笔涂抹的上色法,层次感不太明显。白釉器也更加精益求精,甜白器一般为半脱胎,制作规整,碗、杯、盘的器形较多。

正德朝瓷器也堪称承上启下,器形朝多样化发展,生产的茶具主要有碗、瓶、罐与执壶等。彩瓷方面以素三彩最为突出,以黄、绿、蓝、紫为主,不用红色。其制作方法是在器物瓷坯上刻出纹饰,高温烧成素瓷,再满施各种色釉,然后在剔出纹样部位,填以所需各种色彩,以低温第二次烧成。

嘉靖时期,由于对外交流和经贸的扩展,瓷器大量外销,促使产量和品种迅速增加。烧制的品种主要有青花、颜色釉和彩瓷,民窑彩瓷的生产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发展,而五彩瓷的出现,开创了彩瓷烧造的新局面,为中国陶瓷史作出了巨大贡献。

嘉靖的官窑青花瓷,改用源自西域的回青料,又称“青金蓝”或“佛头青”,色泽更为浓翠艳丽,构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彩瓷的生产更是盛况空前,釉上三彩、五彩,青花五彩成为其中的佼佼者。茶具生产以茶碗、茶壶居多。

万历一朝,正值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时期,宫廷用瓷激增和对外贸易发达,使得景德镇的制瓷业更加繁荣,官窑青花五彩器的烧制成绩显赫,无论数量与质量,都达到了顶峰,而民窑在仿制古代名窑瓷器方面也十分成功。茶具生产常见的有茶碗、茶杯和提梁壶。稍后,景德镇的官窑生产逐渐从顶峰跌落下来,走向衰退,但天启年间尚能见到活跃的瓷器外销,在日本发现一批天启青花瓷,有茶具、香盒等器具,都是按日本的风格设计制作的外销瓷。

综上所述,明代景德镇的瓷业生产是相当繁荣的,在原有青白瓷的基础上,广大瓷工艺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先后创造了各种彩瓷,钧红、祭红和郎窑红等名贵色釉,纷纷出现,用来装饰茶具等日用瓷后,使得造型小巧,胎质细腻,色彩艳丽的茶具,成了珍贵之极的艺术品。明人刘侗、于奕正著的《帝京景物略》就有“成杯一双,值十万钱”的记载,另外,数量庞大,涉及面极广的外销瓷,不仅传播了中华文明,而且还成了联系各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名噪天下的景德镇瓷器,为中国博得了“瓷器王国”的美誉。随着明王朝内忧外患的不断,景德镇的瓷器生产逐渐陷于停顿,经过一段时期的休养生息,至清代,景瓷生产才有了复苏和进一步的发展,在“景瓷宜陶”的天平上顽强地争得了平衡,这是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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