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南昌起义的领导机构正确地利用了当时的有利条件，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较好地达成了起义的突然性。8月1日凌晨2时，起义军突然发起进攻，敌人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惊慌失措，迅速瓦解。除朱培德总部警备团得到叛徒告密，事先有所准备，抵抗比较激烈，经过大约3小时的战斗后向起义军投降外，其余敌人根本来不及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有的稍事抵抗便被解除了武装，有的甚至来不及摸枪就被起义军俘获了。战至拂晓，即干脆利索地将南昌守敌3000余人全部歼灭。人民军队在自己诞生的第一天，就打了自己光辉历史上第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历史不仅庄严地宣告共产党人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而且无可争辩地证明南昌起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二、南昌起义军南征行动所遭受的失败，既不应归结为南昌起义的失败，也不是起义军的完全失败
南昌起义之前，党中央就决定，起义成功后，起义军应迅速撤离南昌，南征广东。首先攻占广东的东江地区，以发展革命力量，并接受外援，待力量充实后，再攻取广州。所以，起义胜利后，前委即按照中央原定计划，率起义军于8月3日开始了南征行动。因部队未来得及整顿，动摇分子未清除，严重地影响部队的稳定，第10师刚撤出南昌就脱离起义军，投奔了蒋介石。加之当时正值南方的盛夏酷暑，沿途还要不断地与堵截的敌人作战，途中打了不少胜仗，消灭了许多敌人，自己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就这样一路行军，一路苦战，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方进入广东，其间减员已近万人，部队元气大伤。起义军全军上下，原先都认为到了广东，就是到了家，起义以来所遇到的许多困难都将得到解决，敌人则必将恐慌至极，潮、汕可以不战而取，等等。然而，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进入广东之后，等待起义军的，是空前残酷的鏖战。敌人早在起义军撤出南昌不久就掌握了起义军的南征企图，提前对东江地区作了围攻起义军的部署，以众待寡，以逸待劳。大敌当前，起义军的作战指导又连连失误，先后在三河坝和潮、汕地区两次作出了分兵决定，分散了起义军本来已严重不足的兵力，以致被敌人各个击破，潮、汕地区得而复失，主力遭到极其严重的损失。
南昌起义军南征行动的失败被当作南昌起义失败的一个主要根据。南征行动的失败，是确定无疑的。然而，南征行动是南昌起义胜利之后所采取的作战行动，而不是南昌起义的本身，这也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如果因为起义胜利之后的一个大的作战行动失败了，而把本来已经取得了胜利的南昌起义也说成失败了，显然不合乎逻辑。这一根据是不能成立的。
与南征行动失败紧密相联的是起义军主力的严重受挫，有些同志以此作为南昌起义失败的又一主要根据，这也是不科学的。起义军经南征途中和到达广东之后的消耗，总兵力已十去八九，损失的确是十分严重的。然而，南昌起义军从来也没有损失殆尽。主力被敌人打散之后，还保留了两支较大的部队。
一支是第24师保留下来的1200余人的部队，在师党代表颜昌颐和第70团团长董朗的率领下，进入海陆丰地区，与东江人民武装力量会合，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2师（后称红2师），董朗为师长，颜昌颐为党代表，活动于海丰岩石、惠阳中峒、紫金南岭一带。他们先后消灭了盘踞在海陆丰的陈学顺、万炳臣、赖骏华等军阀土匪武装，于1927年11月树起了苏维埃的旗帜，建立了海陆丰红色政权。以后与叶镛、徐向前等领导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师（后称红4师）一起，在彭湃的领导下，结合农民运动，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对坚持海陆丰的革命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另一支部队是进入广东后奉命驻守三河坝的第25师和朱德领导的第9军部队，虽在三河坝激战中受到很大损失，但是并没有溃散，撤出战斗时还有2000余人，第25师仍保留着3个团的建制，在与潮州撤出的第3师余部会合后，约有2500余人。这是南昌起义军在南征行动失败后保留下来的人数最多的一支队伍。这支部队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克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摆脱敌人的重兵追击，转战闽西、赣南的崇山峻岭，经粤北转移至湘南。1928年初，在湘南党组织的协助下，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诞生的这支部队发动了著名的湘南起义，以武装斗争消灭敌人，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党建政建军，一时间，革命浪潮席卷湘南大地。湘南起义高潮时，建立了5个县及临近地区包括100万以上人口的苏维埃政权，大大震惊了湖南、广东两省敌人，也极大地鼓舞了附近地区党和群众的斗志。还是这支英雄的部队，1928年4月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进入井冈山根据地，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诞生的工农革命军会师。两军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6月改称红军第4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6月，军委书记改由陈毅担任），王尔琢任参谋长。红军第4军在井冈山斗争和以后的战争中，战功卓著，威震敌胆，不仅是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战斗力最强、影响最大的一支部队，而且也是尔后我军发展壮大的主要骨干力量之一。而这支最著名的主力红军，正是以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诞生的两支部队组成的。当我们对我军光辉历史追根溯源的时候，应该看到，南昌起义为我军的发展壮大留下的不仅是精神，而且在起义胜利之后，即使在南征广东行动遭受到严重失败的情况下，还实实在在地留下了一支精干无比的英雄部队，这支部队人数虽然比起义时已大大减少了，却是起义军中最精华的部分。如果要把南昌起义的胜败问题，与起义胜利以后起义军的胜败情况联系在一起，那么，南征广东失败后保留下来的这支英雄部队日后的辉煌，应该是对南昌起义并没有失败的最雄辩的证明。如果从历史的长卷中仅仅截取南征广东行动这一片段来给南昌起义的成败下结论，显然是不正确的。
三、着眼中国革命的大背景，南昌起义不仅“打响了第一枪”，而且提供了多方面的宝贵经验，在中国革命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深刻认识到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的壮举。南昌起义在大革命失败后最黑暗的时候，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部队。对历史的这一方面的认识是没有争议的。然而，历史事实所能够说明的问题远远不止这些。南昌起义作为土地革命战争，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的开端，面临的特殊形势是，就当时党的总体认识水平而言，仅仅懂得了应该由自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然而，对革命的武装斗争如何领导？如何进行？军队如何建设？战争如何指导？以及与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相关的一系列“如何”，对于这一切，当时党既没有实践经验，也没有必要的理论准备。随着“第一枪”的打响，这一系列原先不懂和不会的问题都以十分紧迫的形式摆在了党的面前，更直接的是首先向南昌起义军提了出来。南昌起义军不得不在前进中探索，在艰难的探索中前进。既然是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业，这种探索就不可能不付出代价，譬如南征行动失败那样惨重的代价。但是英雄的南昌起义军没有被前进中的暂时挫折所吓倒，他们百折不挠地继续进行着这种可歌可泣的探索。在对中国革命一系列紧迫问题的探索中，他们进行了许多虽然还不够完善、却堪称第一的尝试，逐浙接近正确的方向，逐步迈上胜利的坦途，从而为自身的成长壮大，也为整个中国革命蓬勃发展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
1、作为土地革命战争历史时期的序幕，南昌起义对土地革命进行了初步探索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土地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在大革命失败之后，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号。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南昌起义，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是把建立革命政权，推行土地革命作为起义目的的。在受命组织领导南昌起义的周恩来到达九江的前一天，聚集在九江的党的许多负责干部在酝酿起义的会议上，就提出开展“没收土地的斗争，实行土地革命”的问题，并对土地革命政纲进行了首次讨论。翌日，周恩来从武汉到达九江，带来了中共中央“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的指示（参见《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的《南昌起义》第89页），明确了把土地革命作为南昌起义的旗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南昌起义中发表的纲领性文件都明确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号。如1927年7月31日《中央委员宣言》中提出了为“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的口号，1927年8月《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告全体官兵书》更明确地提出“第一个使命就是要实行土地革命”，并强调，“我们此次革命的行动，既是为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自然就是为解决我们自身问题而奋斗。”
南昌起义胜利之后，新成立的农工委员会对土地政纲进行了第二次讨论。当讨论到农民解放条例中“没收200亩以上大地主”的条款时，会议出现许多不同意见：有的认为200亩的限制太低，主张没收300亩到500亩以上的土地；有的主张没收土地的限额定为“肥田50亩，瘠田100亩”；有的甚至主张干脆不要提没收地主土地，等等。后经南征途中找随军行动的广东农民讨论，农民的回答一针见血：“如果没收200亩以上的大地主，便是耕者无其田。”原来广东拥有200亩以上土地的大地主为数很少，从而使许多人头脑清醒了，到瑞金后作出决定，把原来的条款改为“没收土地”，不加亩数限制，并决定废弃原有农民解放条例，另外提出了一个修正条例。此后，起义军进至福建上杭时，领导机关对土地政纲进行了第三次讨论。由于起义之后战事频繁，部队一直处在运动之中，未能有一个稳定的立足点，土地革命纲领难以付诸实施。然而对土地革命问题的探讨和摸索，却一直在进行之中。
把“土地革命”的口号付诸实施，是在起义军南征行动失败之后。朱德、陈毅率领从三河坝撤出来的第25师和从潮、汕撤出来的第3师保留下来的部队，经数月的辗转跋涉，于1928年年初到达湘南。在湘南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起义军发动湘南起义。1月下旬，首先夺取了宜章县，成立了宜章县苏维埃政府。不几日，宜章县各区乡的苏维埃政府也相继成立，向地主阶级全面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斗争。地主豪绅豢养的反动民团武装都被起义军民打得落花流水，残余力量被迫逃进了深山；没有逃脱的大恶霸大劣绅都被处决。一些中小地主吓得自动把田契交给苏维埃政府烧掉，缴钱给政府当经费，并表示遵从苏维埃政府的命令。接着，又成立县土地委员会，在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领导下，专门研究分配土地的政策及方法问题。2月中旬，进行“插标分田”。农会干部和农民一道清查田亩，计算人口，按口分田，用竹签写上姓名和应分田亩数，插在田埂上。分配土地是对农民最深刻的发动。宜章县开始分配土地的消息飞快地传遍了整个湘南，湘南其它各县农民，都迫切盼望朱德率领工农革命军早日到来。工农革命军抓住有利时机，乘势发展胜利，又迅速夺取了郴州、耒阳，在夺占的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插标分田”，在此基础上，组织宣传群众，扩大人民武装。“插标分田”，把土地革命的口号真正付诸实施，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真正拥护。当时，耒阳县大义有个老婆婆，她有5个儿子，4个媳妇，还有几个孙子。她屈指算一算人口，又算一算分得的田亩数，激动万分。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她对儿子说：“过去我们受压迫，多痛苦，今天分了田，你们一定要狠狠打土豪，政府有事就去，家里不要管。”分得土地的农民革命热情空前高涨，青年人一批一批地参加了工农革命军。据红军老战士匡家喜回忆：“我们参军是唐昌陆喊我们去的。唐原在郴州旅店当伙夫。朱德打下郴州后，唐见朱德打土豪、分田地，成立苏维埃，尽为穷人办事，就跟着朱德到了耒阳。唐先参加新兵营，再回来喊我们，他说：‘这样为农民办好事的军队你们还不参加呀！’经唐一发动，我们三壁冲去了五六十个，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壮年。”（萧克主编《南昌起义》第86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出版）朱德、陈毅等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在湘南党组织的配合下，与湘南农民运动相结合，使湘南起义如燎原烈火迅速在湘南大地燃烧起来。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开展土地革命，是湘南起义在短时间内迅速掀起高潮的根本原因。湘南起义所进行的土地革命，虽然只是初步的尝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可能完善，但毕竟迈出了土地革命的实际步伐，为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土地革命，以及把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作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
2、作为人民军队的起点，南昌起义军的建军实践为改造旧军队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