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吉安、赣州路线接近湖南地境，起义军中“湘籍军人占大多数，无政治认识者不少，有时时叛逃之可能”（《刘伯承军事文选》，6页）。
据此，军事参谋团决定取道临川、会昌至东江。
起义军南下广东的行动，是由当时中共中央错误的战略方针决定的。盛夏酷暑，劳师远征，本是兵家大忌，但在路线选择上，避免了与优势敌人的决战，大大减少了南征途中的损失。经艰苦转战，终于到达东江所属的潮、汕地区，完成了战略任务。
三、潮、汕失败，地理条件的不利是重要原因之一
南昌起义军千里转战，到达潮、汕地区后，不久便在国内外反动军队的联合进攻下，主力遭到严重失败。南昌起义时的2万余人，至主力失败时，仅存3000余人。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战略方针的错误，然而，潮、汕地区地理条件的不利，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并且，它与战略方针的错误是紧密相联的。潮、汕地区客观存在着诸多有利于敌而不利于我的地理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起义军主力的失败。
首先，地势平坦，易攻难守。起义军达到潮、汕地区后，很快占领了潮州、汕头，但由于无险可守，不能巩固已占领地区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在敌人的反攻下，很快就失守。在力量对比敌优我劣的形势下，进入无险可守的潮、汕地区，意味着将不得不在没有巩固的立足点的情况下，使用自己的主力去同兵力优势的敌人作战。起义军正是这样，主力在潮、汕地区与敌人反复拼杀，打得精疲力竭，遭到失败。
其次，交通发达，军队机动便利。虽然这对敌我双方都是便利条件，然而对优势军队和劣势军队所产生的实际影响是大不相同的。处于数量优势地位的敌人，既能够利用便利的交通条件，以很快的速度，机动数量很大的兵力，向数量劣势的起义军实施围攻，又能在某一路受挫时，凭借便利的交通条件，速调它路来援。而对起义军的影响则根本不同。由于交通的便利，敌人不仅可能来袭的速度快，而且可能进攻的方向也多，因而，不得不经常在事先难以确定的时间和地点迎击敌人的进攻，经常处于一种被动应付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不能不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挫折。最后主力在流沙的失败，就是在没有任何准备，遭敌突然袭击的情况下造成的。
再次，据有出海口，对外联系方便。占领出海口，求得国际援助，这是当时的中共中央确定南下广东战略方针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起义军到达潮、汕地区之后所遇到的实际情况与事先预料的恰恰相反。为了占据出海口，起义军主力集中到濒海地区活动，不仅自我限制了回旋余地，还将自己置于非与敌人背水一战不可的危险境地。大海对敌人却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它成为敌人包围起义军的一翼，帮助敌人节约兵力，增强了敌人本来业已存在的兵力优势。由于起义军在潮、汕地区不能牢固地站稳脚跟，不能长时间地占领出海口，在潮、汕一共只驻7天，事先抱有极大希望的国际援助自然无法实现。起义军占领出海口所得到的不是所期望的来自共产国际的援助，而是来自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起义军刚占领汕头，日本海军陆战队和英国水兵就强行登陆，向起义军寻衅，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炮舰不断向岸上轰击，帮助国民党反动派攻击起义军，加大了起义军所面临的困难。所以，占据出海口，给起义军带来的不是有利条件，而是极为不利的条件，是铸成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地理条件的不利，所以加速了起义军主力的失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确定起义军南下广东的战略方针时，分析过潮、汕所在东江地区的军事地理条件，认为“东江地形较北江平易”，“交通之灵便”，“海口便利，可望苏联接济”，“财政之丰裕”，并断定这些条件是起义军能够占据的“军事地理上之优势”（同上书，4页），然而事实却恰恰证明，这些条件正是导致起义军主力失败的地理因素。
四、利用闽、赣、粤、湘边界的崇山峻岭转移，摆脱了被动应付的不利局面
南昌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受挫之后，保留下来的部队面临着极其险恶的形势：建制被打乱，后面有追兵，士气低落，疲惫不堪，全军覆灭的危险时时威胁着部队。在这种形势下，朱德、陈毅率领起义军余部2000余人向闽、赣、粤、湘边界的崇山峻岭转移，利用这一地区，特别是赣南的深山密林，掩护起义军得以转危为安。闽、赣、粤、湘边界山地主要有武夷山脉、九连山及大庾岭等，山区森林茂密，隐蔽条件好；道路崎岖，大部队行动困难。因此，这一地区成为起义军化险为夷的良好自然环境。
首先，起义军利用崇山峻岭摆脱了敌人追击。起义军从广东退至福建境内时，敌钱大钧部约1个师的兵力紧紧尾追，追至福建武平，朱德指挥起义军利用武平县旧城郊外有利地形，预先埋伏，出其不意地给尾追之敌以沉重打击，一举击退其2个团，使其不敢紧追，随后继续西进。进至险关陉门岭，到处是悬崖峭壁，地形十分险要，唯一可供通行的隘口却被当地民团据守，朱德亲率数名警卫人员，沿悬崖陡壁攀登而上，突然从侧后向敌发起攻击，夺下险关，为部队西进杀开一条血路。起义军通过陉门岭后，迅速进军敌军力量薄弱的赣南山区。转移中，着意避开大道和城镇，在山谷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营，终于摆脱了敌军的尾随追击。
其次，利用崇山峻岭休整了部队。起义军从8月1日在南昌发动起义开始，经历了3个月的连续行军作战，人员越来越少，困难日益严重，却一直没有得到休整的机会。11月初，起义军转战江西崇义县上堡，自起义以来第一次停稳脚，于是开始进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为期大约20天的上堡整训。之所以能够在一个地方用这样长的时间进行整训，主要得益于上堡的有利地理环境。上堡，地处湘、粤、赣3省交界的诸广山区，远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中心和交通要道，山高林密，山峦绵亘，国民党反动派鞭长莫及。因而是起义军进行较长时间整训的理想环境。通过这次整训，巩固了内部，提高了战斗力，为尔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五、湘南得而复失，与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起义军进军至湘南后，于1928年1月举行了著名的湘南起义，建立了5个县包括100万以上人口的革命政权。并且坚持了3个月之久。但是到了4月，在敌人强大的联合进攻下，起义军被迫退出武装起义一度轰轰烈烈的湘南地区。湘南得而复失，固然主要是由于当时党内“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路线的干扰，然而，湘南地区的地理环境也是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湘南地处粤汉交通要道，敌必争。在湘南起义中建立了革命政权的各县，均在粤汉交通要道之上或一侧，其地理位置在战略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起义军占有它，就对敌人的反动统治造成很大的威胁，因此，敌人势必不惜代价地争夺。虽然起义军趁各派军阀混战之际，在这一地区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一旦各派军阀之间取得暂时的妥协，停止混战，就立即互相勾结，联合起来向起义军进攻。从当时敌我力量对比的情况看，在具有如此重要战略意义的交通要道上，弱小的起义军要想长久地站稳脚跟，很难做得到，甚至是不可能的。
湘南地区地形不甚险要，我难守。位于交通要道，交通发达，是湘南地理特点之一。因此，敌人不仅能利用良好的交通条件迅速调动军队，而且能从许多不同方向向起义军发动进攻。粤汉大道就被敌军主力用来南北对进，夹击起义军，使起义军多面受敌。在地形方面，湘南虽多丘陵和山地，却没有较大范围的崇山峻岭和深山密林，起义军难以凭险据守，缺乏足够的回旋之地，所以，为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与强敌作战，朱德、陈毅决定将部队撤出湘南，进军井冈山，从军事地理角度看，也是十分正确的。
六、进军井冈山，使起义军获得了转败为胜、长期稳定发展的良好地理环境
地处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山高林密，地势险峻，远离敌人统治中心和交通要道，而革命的政治影响又能波及湘、赣两省，既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又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适合革命武装力量生存和发展的好地方。南昌起义军主力失败后保留下来的这支部队，经过艰苦转战，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进军井冈山，1928年4月下旬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实现了历史性的会师，不仅增强了革命力量，而且有了适合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犹如虎归深山，鱼入大海，从此走上了壮大人民军队力量，发展革命战争新局面的道路。
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南昌起义的部队克服了无数的困难，经历了胜利和挫折的反复考验。这些胜利和挫折，无一不与当时当地的地理条件紧密联系。地理条件对战争胜负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它同时影响作战双方，然而对双方所起的作用往往绝然相反。它究竟是对谁有利，对谁有害，不仅取决于地理条件的本身，还取决于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对比。正确认识地理条件的利弊，善于趋利避害地运用地理条件于军事行动，正是军事指挥艺术的重要内容。起义军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的艰苦转战过程，是一个实现军事战略转变的过程，也是对如何运用地理条件的一个探索过程，经过8个多月的探索，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为人民军队正确运用地理条件，形成和发展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理论，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编辑：陈宇）
（本文发表在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主办《军事历史》1997年第4期第34－36页）
南昌起义历史地位新论
徐兆林
内容提要：南昌起义的历史地位应怎样认识？一方面，头顶着“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璀璨光环；一方面，又长期笼罩在“失败了”的阴影中。这是我们以往南昌起义研究长期面临的困惑。经过长期艰苦的探索、研究，我们终于破解了这一长期的困惑。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南昌起义没有失败，它是一次胜利的起义；南昌起义的历史作用不仅仅是“打响了第一枪”，它的历史贡献是多方面的。它创建了一支英雄的部队，它对土地革命进行了初步探索，对中国革命武装斗争正确道路、新型人民军队建设和革命战争指导的实践和理论都作了开创性的探索和宝贵的贡献。我们理应驱散阴影，恢复历史本来面目，让南昌起义的光芒更加辉煌灿烂。
南昌起义，作为我党我军战史的开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理所当然地享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至今已经83周年了，但在对它的认识和评价上，仍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在党史和战史的研究中，一般都认为，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然而，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南昌起义本身是失败了。因此，以往对南昌起义的研究，往往限于考证史实及研究它的象征意义。假如我们也象发动和参加南昌起义的革命前辈们探索中国革命道路那样，以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而不拘泥于已有的现成结论，深入地考察南昌起义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把它放在整个中国革命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对南昌起义简单地下一个“失败了”的结论是不准确的，其历史意义也远不止“打响了第一枪”。
一、南昌起义作为通常意义上的一次武装起义，在军事上取得了成功
南昌起义，按照其本来的含义，也就是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部分国民革命军在江西南昌举行的武装起义。在这个意义上的南昌起义，是取得了胜利，而不是遭到了失败。
第一，起义军拥有对敌人的优势兵力。虽然当时处于革命低潮，总体力量上敌众我寡非常悬殊，但是在预定起义的地点南昌，力量的对比却有利于起义军。当时，国民党武汉方面的汪精卫集团的主要兵力部署于长江两岸，南昌城内及近郊兵力空虚，只有第5方面军警备团，第6军第53团和第3、第9军各一部驻守。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有：第2方面军第11军的第24、第10师，第4军第25师的第73、第75团，第20军全部，以及第5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武装警察等，共2万余人，与南昌守敌相比，足以形成兵力上的优势，这为举行起义奠定了取得胜利的物质基础。
第二，起义前进行了周密的组织准备。一是周密组织侦察，准确掌握敌情和地形情况。周恩来从九江抵达南昌后，立即会见朱德，首先听取有关南昌敌情的汇报。叶挺率部由九江向南昌机动途中，因铁路大桥遭敌破坏，部队受阻于涂家埠时，叶挺带领一名参谋化装提前进城侦察敌情。部队进城之后，在前委统一部署之下，各级指挥员广泛开展了战前侦察活动。他们利用敌人尚未弄清起义军行动企图，很多敌人把起义军当作“自己人”的有利条件，以会友、拜访、参观以至化装侦察等多种手段对敌情、地形进行了详细的侦察，为尔后的作战行动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二是精心计划，合理部署兵力和区分任务。战前，根据前委的决定，由刘伯承与贺龙共同拟定了起义作战方案。在总的部署上，以主力歼灭城内之敌，以一部兵力断敌退路，阻敌增援。对城内守敌，为达成速决全歼，采取分割围歼的部署。起义军部队进城时，根据敌军驻地分布情况，选择有利于起义的地点分别驻扎。每一支敌军部队附近，都部署一支起义军部队，把城内敌军不知不觉地分割成互不相连的数块，造成分割围歼之势。在战法运用上，采取区分目标，量敌用兵，各个歼灭的方法，以保证起义军不仅在整体上是优势，而且在各个局部上也是优势。为了配合主力歼敌，将第20军第4团布署在与南昌城一江之隔的南浔铁路终点站──牛行车站，向九江方向和赣江上、下游方向警戒，以断敌退路，阻敌增援。
第三，选择了合适的起义时机，达成了突然性。南昌守敌不仅数量少，其中还有不少是机关和留守人员，而且分属不同的三个军的建制。敌第5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正在庐山参加汪精卫集团的秘密会议，密谋策划解除贺龙、叶挺的兵权，消灭国民革命军中的革命力量。由于朱培德不在南昌城内，城内分别隶属于3个军的部队很难形成统一的组织指挥，为起义军各个击破准备了有利条件。起义军抓住当时的有利时机，加紧战前准备，同时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为了更好地出敌不意，起义的指挥机构给各部队区分任务时，要求以就近歼敌为主，即各起义部队从各自驻地直接向邻近敌军发起进攻，对于驻地距预歼目标较远的少数部队，战前秘密地进行了部署调整，既尽量缩短进攻的运动距离，又尽量减少部队的调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