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历史上首次军事战略转变浅探
——纪念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六十周年
徐兆林
我军战史上第一次军事战略转变发生在何时？以往认为始于1930年6月，主要表现为由游击战向正规战转变。这种看法值得商榷。第一次军事战略转变，实际上是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简称“三大起义”）受挫之后，由保留下来的部队实行的。主要表现为：作战形式由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作战目标由夺取中心城市转变为占领农村。
一、转变的客观要求
三大起义都经历了由胜利到失败的过程。失败原因，固然有作战指挥上的失误，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党的领导机关战略指导的错误。
南昌起义在占领南昌、取得初战胜利后，按照党中央规定的“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求得到国际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①的战略任务，和“先取东红，充实力量，次取广州”②的部署，起义军冒着盛夏酷暑，孤军南下，劳师远征，沿途遭敌军堵截，部队减员严重。到达三河坝地区时，起义军已由2万余人减到10700人。潮、汕地区濒海临江，交通发达，地势平坦，无险可守，利于敌机动而不利于我与敌周旋。起义军千里转战到达潮、汕，已疲惫不堪，在优势敌军的进攻下陷于失败。而中共中央得知起义部队主力受挫之后，还命令“叶、贺军应与农民军合起，直奔广州。沿途不能濡滞观望……一直杀去。”③命令严重脱离实际，自然无法执行。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仅有约5000人，分散在南北相距近200公里的修水、铜鼓、安源一线。湖南省委规定起义的任务是，首先攻占平江、浏阳、萍乡、醴陵、株洲，形成包围长沙的态势，尔后夺取长沙。这一任务，大大超过客观可能性。因此，第一阶段任务还未完成，起义军就严重受挫，不得不放弃进攻计划。
党的领导机关对广州起义的指导，是依照俄国革命的经验，企图以城市武装暴动的方式夺取政权，成立城市工农兵政府。在敌人的力量极为强大、革命处于低潮的时期，这一企图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甚远。所以，“广州苏维埃政权只维持三天便失败了”④。起义军和革命群众5700余人惨遭屠杀，撤出广州的起义军仅1200余人。
党的领导机关对三大起义的战略指导，虽因时间、地点、部队等情况的不同而略有差异，但在基本问题上是一致的，即作战形式是正规战，作战目标是夺取中心城市。这实质上就是当时党的军事战略。由于它不符合当时革命处于低潮、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客观实际，违背了战争的客观规律，致使三大起义均遭失败。要保存和发展革命武装，以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迅速转变军事战略，势在必行。
二、转变的过程
起义军受挫的严酷现实，迫使保留下来的部队放弃预定的战略目标，寻找战胜敌人的新方法。三大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由于主观条件的差异，经历了不同的探索过程。
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地区受挫后，余部1300人进入海陆丰，加入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朱德、陈毅率领另一部，转战于粤、闽、赣、湘边界的崇山峻岭之间。途中，朱德提出了“打游击”的正确主张，指出：“我们一定要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找个地方站住脚，然后就能发展”⑤。他不仅认识到战略转变的必要性，而且产生了正确的军事战略的初步设想。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部在湘南发动年关暴动，建立了5个县约100万人口的红色政权，坚持了3个月。这是在实践中实现战略转变的重要尝试。4月底，朱德、陈毅率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完成了向“工农武装割据”的农村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
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进行的战略转变，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的特点。1927年9月5日，毛泽东曾写信给湖南省委、指出长沙城内的暴动必须与前方的军队配合，待起义军逼近时方能举行，不可轻举妄动⑥。在起义的实践中，由于部队严重受挫，毛泽东关于党的军事工作重心应由夺取城市转为占领农村的思想逐渐成熟。这使他能因势利导，果断地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在文家市召开的前敌委员会上，他客观分析形势，指出革命转入低潮，敌强我弱，攻占中心城市已不可能，只有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去，发动农民群众，坚持武装斗争，才能保留和发展革命力量。这一精辟阐述，使军事战略转变有了可靠的理论根据。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军，以农村游击战争的实践，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变。
在广州起义的领导成员中，叶挺、聂荣臻参加领导过南昌起义，亲身经历了在错误战略指导下遭受的失败，深切感受到转变战略的必要性。起义前，聂荣臻和同在广东省委军委工作的黄锦辉提出：全国革命正处于低潮，想“夺取广州，组织全国苏维埃，这是根本不可能的。”⑦起义第一天取得胜利后，叶挺提出“广州周围敌人兵力太多”，“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建议“最好不要再在广州坚持，把起义队伍拉到海陆丰去。”⑧聂荣臻表示赞成。但这些意见与当时党的军事战略不符，因而未被采纳。起义失败之后，被迫放弃广州，突出重围的部队向海陆丰地区撤退，从而产生了实行战略转变的可能性。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部队同海陆丰农民运动紧密结合，建立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客观上开始了战略转变的实践。但是，由于东江特委未认识到实行战略转变的客观必然性，仍然坚持夺取城市的错误方针，命令工农革命军同兵力和装备都居绝对优势的敌人主力打正规战，以致连遭失利，损失严重，使客观上已开始的战略转变出现反复。
三、转变的特点
红军初创时期的军事战略转变，因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具有与以后历次军事战略转变显著不同的待点。
第一，由下而上的转变。党的领导机关制定的错误的军事战略，导致三大起义的主力遭到失败。处在起义第一线的一些领导者从失败中看清了它的危害，认识到实行战略转变的必要性，在实践中勇敢地进行了军事战略转变。然而，当一些起义部队已开始战略转变的时候，党中央领导机关并未认识到实行战略转变的必要性。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于1927年10月进入井冈山之后，党中央在12月仍以错误的战略指导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翌年1月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决议案中还写道：“这次胜利的暴动的基础，无疑的是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历来政策之正确。”仍然认为起义的战略指导方针是正确的。可见，这次战略转变是在缺少中央正确指导的情况下，由一些起义领导人在实践中解决的，带有一定的自发性。
第二、由点到面的转变。由于这次战略转变不是自上而下进行的，所以，各个局部的战略转变也不可能同时完成。转变的或迟或早，是由各个局部的客观条件及其领导者主观认识能力决定的。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是我军建军初期最早实行战略转变的光辉榜样，对全党的军事战略转变起到了引导和推动作用。随后，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转入农村开展游击战，并于1928年4月与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合，共同实践新的正确的军事战略。1927年秋至1929年年底，全国各地爆发100多次武装起义。井冈山根据地的成功经验，展示了正确的军事战略的强大生命力，对各地武装起义起了示范作用，使深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成为越来越多的部队的行动指南。因此，这次战略转变具有渐进性。
第三，情况复杂，转变困难。首先，这次战略转变是在敌情异常严重、敌我力量对比相差悬殊、起义主力遭到失败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紧急应变措施。其次，党内坚持错误战略的领导者否定战略转变，全党大多数同志还未认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还很严重，给这次战略转变造成了严重的困难。由瞿秋白同志主持的党中央，还撤销了毛泽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这些不仅大大延缓了战略转变的过程，而且使一些在实践中已经开始转变军事战略的部队，又去与敌人打正规战，争夺中心城市，以至战略转变在一些部队中出现了反复。在付出了血的代价之后，经过正反两方面的反复比较，正确的军事战略指导原则才逐步为全党所接受。在国际上既无先例，党内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又很不足的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朱德等率先领导部队转变军事战略，使这次转变具有重要的开创性。
四、转变的意义
三大起义受挫后的军事战略转变，对我军的建设，军事战略思想的产生、发展以及党的政治战略，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适时实行军事战略转变，使弱小的红军在强敌包围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变正规战为游击战，变夺取中心城市为占领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使红军避开强敌的打击，找到了生存和发展的良好环境和条件，从而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并在游击战中大大发展了自己的力量。如果没有这次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也就不可能有1930年由游击战向正规战的战略转变。
其次，由此开始产生我军正确的战略思想。1927年秋天，我党用以指导军队的军事战略，主要来源于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北伐战争的经验。由于运用这些经验，没有从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所以遭到失败。三大起义后实行的军事战略转变，否定了脱离中国革命战争客观实际的军事战略，才开始产生符合中国国情和具有我军特色的军事战略思想，并在尔后的战争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
第三，推动了党的政治战略的转变。军事战略是由政治战略决定的。我军最早打正规战，夺取中心城市的军事战略，是由党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的政治战略决定的。三大起义中，军事战略先于政治战略实行转变，不仅解决了军队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而且通过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开创了崭新的革命局面。与党在中心城市组织的斗争屡遭失败相比，农村的革命局面为党胜利地领导革命斗争展现了美好的前景。军事战略转变，以其带来的胜利成果，为党的政治战略转变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事实根据，对政治战略转变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率先进行的军事战略转变的推动下，我们党逐渐实现了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的政治战略转变，走上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
注释：
①⑦⑧《聂荣臻回忆录》（上）第66、79、87页。
②《刘伯承军事文选》第4页。
③《中共中央致南方局及广东省委信》，1927年9月。
④《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1928年1月3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案。
⑤⑥《文史资料选辑》第56辑第61、105页。
（本文发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办《军史资料》1987年第4期第39－41页。收入本书时，内容完全保持原貌，仅对结尾部份的段落划分作了一点调整。）
南昌起义军对地理条件的运用及其得失
徐兆林
地理条件是影响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之一，正确认识和运用地理条件，是对战争实施正确指导的重要方面。70年前，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南昌起义军，在同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对于如何运用地理条件，进行了反复的探索，其中有成功，也有失利。
一、正确选择起义地点，充分利用南昌有利的地理条件
1927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国民党军队中举行武装起义时，所掌握和受影响的几支主要部队，已用“东征讨蒋”的名义集结在长江南岸的军事要地九江及其附近。与此同时，国民党内既互相争斗又互相勾结的蒋介石与汪精卫两大集团，均以重兵集结在长江中下游两岸。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为领导武装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任务是“准备于必要时，在南浔起义”。此处的“南浔”，“南”即指南昌，“浔”指九江。但是，从当时敌我双方兵力部署和双方所处地理位置的特点看，在九江就地举行起义是不利的。沿长江南岸向东或向西，都难脱离敌重兵的拦阻，渡江北上举行起义更不足取。因此，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将发动武装起义的地点选择在地处九江以南的南昌。这是因为，在军事地理方面，南昌具有多方面的有利条件。
第一，南昌距敌重兵猬集的长江沿岸较远，距离九江约130公里。在南昌举行起义，能较好地摆脱敌主力的严重威胁。后来起义的实际情况证明，当南昌举行起义时，部署在长江沿岸的敌重兵集团，一直未能对起义行动构成直接威胁。
第二，交通条件有利。根据当时的交通设施和军队的装备水平，地面军队实施快速机动的最好方式，是铁路输送和水上输送。南昌与九江之间，有一条当时南昌唯一的铁路——南浔铁路，起义军正是利用这条铁路，迅速从九江开至南昌。起义军利用铁路输送完毕后，立即实施遮断，并以兵力警戒，从而切断了南昌与外界的通道联系，使敌无法利用。南昌与外界联系的最大的水上通道，是纵贯江西南北的赣江。南昌虽然处在赣江下游沿岸，然而江底泥沙淤积甚多，江面宽而航道浅，七八月间航道水深不至两米，稍大一点的船只便无法通行，大量机动军队难以为用。由于南昌不甚发达的水陆交通，使南昌周围的敌军在起义军举行起义时，无法迅速赶到南昌，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起义军的敌情顾虑，有利于起义的顺利举行。
南昌地区有利的地理环境，成为南昌起义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它不仅使起义军一夜之间速战速决全歼南昌城内及近郊之敌，而且使起义军在没有遭到敌主力直接攻击的情况下从容撤离南昌。
二、趋利避害，正确选择南下路线，保障起义部队到达广东
南昌起义胜利之后，起义军按照中共中央确定的战略方针，主动撤离南昌，准备南下广东，占领东江地区，取得海口，以求得到国际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起义军的军事指挥机关——军事参谋团，在讨论南下路线时，对于是取道吉安、赣州还是取道临川、会昌，着重从军事地理角度分析了两条路线的利弊：
一是吉安、赣州等地区能遇上的敌军可达4万人，且背后有张发奎1万多人追兵，而在临川、会昌路上仅有不满3000人的敌军，容易对付。
二是以水路比较，赣江虽比抚河长，但同属上水，缺乏机动船只，故均难利用。以陆路比较，临川、会昌路线直而短，可迅速到东江。
三是部队所需给养，吉安、赣州一带比临川、会昌充分，但在此秋收时节，临川、会昌路上也能保障供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