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南起义的高潮中，建立了5个县及临近地区包括100万以上人口的苏维埃政权，进行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使湘南各县迅速赤化，大大震惊了湖南、广东两省敌人，也极大地鼓舞了附近地区的党和群众的斗志。
§§§第四节主动转移失地存人功不可没
湘南起义方兴未艾的时候，也正是瞿秋白盲动主义错误统治着中共中央，并且逐渐对革命实践产生严重危害的时候。
湘南，地处湘、粤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朱德、陈毅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乘各派军阀混战之机，在这一地区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从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敌人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势必不遗余力地争夺这一地区。怎样对付敌人对湘南的进攻呢？1928年2月间，盲动主义统治的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给活动在湘南的工农革命军和湘南党组织下达了一个极端荒缪的命令，为了不让国民党军阀部队沿湘、粤大道停下脚来占领湘南，要求把湘、粤大道两侧各5公里内的村庄房屋全部烧掉。湖南省委还专门派人到工农革命军部队传达这个错误的命令，并且要求坚决执行。
根据湖南省委的错误命令，湘南特委提出“烧毁整个的城市，以分散敌人的目标，焚尽湘、粤大道（衡郴线）5公里宽民房，以打断两广联络”的错误口号。
执行这个命令，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中共郴县县委和耒阳县委执行这个命令比较积极，房子烧得最厉害，后果最为严重。以崔廷彦、崔廷弼为头子的反动地主豪绅，利用中共湘南特委的错误口号，制造谣言，说“共产党要走了，郴州城方圆要烧50里”，“工人要杀农民，农民要起来自卫”等等，煽动四乡农民群众带了梭镖、大刀进入城内。
这天中午，郴县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的负责人正在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动员大家自己烧房。县委书记夏眀震首先发言，就烧房子的事向大家解释，群众当然不愿意。这时，台下一个反革命分子站出来喊：“我们祖祖辈辈住在这里，我们不烧房，不愿烧房的站到这边来，把红带子换成白带子！”说完，就把早已准备好的白带子向空中撒去。群众本来对烧房不满，经过这一煽动，许多人“哗”地一下子站到他那边去了，纷纷将系在手臂上的红带子扯下来，换成白带子。
紧接着，暴徒、瑞丰丝线铺伙夫钟天球疯狂地窜到台上，将夏眀震一刀砍死。其他暴徒也蜂拥而上，向台上干部乱砍乱杀。当场遇害的除夏眀震外，还有女界联合会委员长何善玉、宣传员周碧翠、县总工会委员长黄光书、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陈代长以及工农革命军第1师的2名军官等多人。暴徒在城隍庙行凶后，又向县总工会，干部训练班等机关团体杀去，一路上见系红带子的就杀，见商店就抢，被暴徒当场杀死的干部、群众达200余人。
郴县发生反革命暴乱的消息很快传开，附近各地党组织立即组织农民自卫队赶赴郴州，平息暴乱。郴县良田区的农民自卫军行动迅速，一举攻进县城。但是，由于农民自卫军缺乏政策纪律观念，他们攻进城后，把面粉公司成堆的面粉抬出来，用梭镖扎了洞，把尿泼在上面，并有抢劫居民财物的行为发生。因此引起了城里群众的反感。反革命分子又趁机煽动城里群众向农民自卫队反扑，还放火烧了四牌楼，截断了良田区农民自卫队的退路，致使良田区农民自卫队损失惨重，伤亡数百人之多，余部只好绕道西大街，从南塔岭突围。
这时，宜章工农革命军第3师的龚楷、肖克率领1个营赶到，占领了南塔岭，正组织力量，准备从南关进攻郴州城。进攻尚未发起，反革命分子就鼓动城里受蒙蔽的群众冲向南塔岭，县城周围的许多人也被反革命分子煽动起来，系上白带子，向南塔岭围攻，企图抢夺工农革命军的枪。工农革命军被迫开枪射击，打死数百人。在这次暴乱中，连同良田区的农民自卫队在城里被打死的人数，共被打死1000多人。
郴州发生暴乱时，朱德、陈毅已率部前往耒阳、永兴一带。朱德闻讯，立即派陈毅率1个营急行军赶赴郴州平叛。郴县工农革命军第7师师长邓允庭、团长万伦率第1团和独立第5团从桂阳赶到。各路援军从三面围攻，很快便收复郴州城，反革命暴乱头目崔廷彦逃脱，崔廷弼被击毙，叛乱遂告平息。
陈毅担任重建后的郴州县县委书记，他宣布，除主凶钟天球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外，其余一个不杀。对受蒙蔽参加“反水”的群众，一律既往不咎，是农会会员的仍然当农会会员，陈毅还召开干部会，宣布纠正盲动主义错误，坚持执行正确的政策。
惨痛的教训，也使中共湘南特委清醒过来，他们重新整顿了党组织，耐心做安抚群众的工作，还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检讨错误，表示以后不再烧屋，大家不必搬家，还是集中力量打土豪分田地。同时斗争了挑唆农民闹事的反动地主。
郴州的叛乱也波及到附近的一些县区，朱德在派出部队支援其余一些县革命武装平息叛乱的同时，自己也在所到之处积极进行艰苦的说服教育工作。经过20多天的艰苦努力，各地的情况逐渐好转。
中共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在湘南推行的盲动主义错误，虽然得到朱德、陈毅的及时纠正，没有造成更大的恶果，但是，这一错误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挫伤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对于发展和巩固湘南起义胜利成果产生了十分有害的影响。
1928年3月间，粤、桂、湘军阀之间取得暂时的妥协，停止了混战，各派军阀便勾结起来对付工农革命军。3月下旬，国民党军以7个师的兵力，并联合当地反动地主武装挨户团，分别从曲江、乐昌向北，由衡阳向南，沿粤汉大道，对工农革命军南北夹攻，进行“围剿”。
强敌压境，众寡悬殊，加上中共湘南特委的盲动主义错误，损害了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工农革命军暂时无法在湘南立足。为了保存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革命火种和湘南暴动中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4月3日，0朱德、陈毅决定主动退出湘南，向井冈山方向转移。
湘南起义，是南昌起义军主力失败之后，朱德、陈毅深刻总结经验教训，实行军事战略转变，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一次伟大实践。
朱德和陈毅将失败之后重新整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带到农村，把起义军的作战与农民的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从实践上纠正了把武装斗争的目标指向中心城市的错误。虽然当时还未能从理论上最终解决中国革命应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问题，但在实践上却朝着这个正确方向迈出了关键一步。
起义军还改变了过去单纯依靠军队打仗，与敌人打硬仗的办法，不和敌人拼消耗。而是深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军队和人民群众的整体力量，对付敌人的进攻，用游击战逐步消灭敌人，壮大自己。湘南起义后工农革命军的队伍越打越大。南昌起义军余部在1928年1月，进入湘南时只有八九百人，到4月上旬从湘南撤出时已发展到2000余人，加上在起义期间组织起来的各县农军8000余人，革命的武装力量已发展到1万余人。
湘南起义的胜利果实未能巩固，论原因，除了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之外，还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中共湘南特委盲动主义错误，损害了群众利益，破坏了党群和军民关系，使工农革命军失去了群众基础。朱德指出：“如果政策路线对头，是有可能继续扩大胜利，有条件在某些地方稳得住脚的。”（《朱德选集》第398页）二是从地理位置上看，湘南地处湘、粤交通要冲，严重地威胁国民党在湘、粤、桂等省的统治，是敌人势必要拼死争夺的地区，并且这一地区又极易受到来自多方向的夹击甚至围攻，弱小的工农革命军要想在这样的地区长久地站稳脚跟，是很困难的。
湘南起义期间，朱德、陈毅对工农革命军的作战及其自身建设的指导是正确的，并且是成功的，积累了许多极其宝贵的成功经验，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理论的重大贡献。在客观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时，朱德、陈毅果断地决定，主动撤出湘南，这也是十分正确的。面临强敌进攻，当保存军力与保守地方发生矛盾时，果敢地放弃地方，保存军力，是革命的根本利益所在。这一行动的本身，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军事理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