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确实是路途多凶险。朱德出发的当天，走到距离上堡约40多公里的濠头圩的一家祠堂里宿营时，由于哨兵疏忽，被土匪何其朗部偷袭。学生队的官兵们醒来仓促进行抵抗，并立即组织突围。当时，朱德住在祠堂后一间小角屋里，听到枪声后，起身一看，敌人已经包围了这个祠堂，马上就会冲进来，躲藏已经来不及了。他灵机一动，转身向厨房走去，随手抓起一条围裙围在身上，刚系好带子，便听到土匪“咚咚咚”的砸门声。
朱德泰然自若地打开了门。一个土匪小头目，恶狠狠地问：“你是什么人？”
朱德机智地回答：“我是伙夫头。”
土匪见朱德穿着一身破烂不堪的旧军服，很长的胡子，态度自然，不惊不慌，信以为真。厉声问道：“讲实话，你们的朱司令住在哪里？”
朱德说：“住在那边的里间屋里，大概快走了。”
土匪急于抓朱德，不想和这个“伙夫头”纠缠，吼了一声“追”，便一窝蜂地钻进了夜幕中。朱德趁机打开厨房的窗子，跳出去了。
朱德在途中遭土匪袭击的消息，第二天下午便传到了上堡，全军为之震惊，连忙进行前去支援的准备。第二天拂晓，部队全部出动。傍晚时分，赶到了出事地点。但是土匪武装已经闻风逃窜了。抓到了几个土匪询问，得知朱德没有遇害，但下落不明。
次日，部队向汝城县城前进，在接近县城时发现敌黄绍竑部已经进城，便折向资兴进发。就在这天夜里宿营时得到消息：朱德和他率领的学生队官兵已经到达资兴县城；在遭土匪袭击时，部队稍受损失，朱德安全无恙。这时，大家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原来，出事的那个晚上，到了天快亮的时候，突围出去的学生队官兵们集合起来，发现朱德不在，当即向土匪发起了反击。土匪慌忙逃窜，他们便与朱德会合了。
大部队高高兴兴地向资兴前进。到达县城时发现，县城门岗都是学生队的战士，奇怪的是，他们都穿着一身崭薪的冬军服，子弹袋也鼓鼓的。
大家看了又羡慕又纳闷：“你们怎么搞得这样神气呀？”
“别忙，你们也有一份。”
原来，朱德已与范石生谈判成功，达成了合作的协议。朱德提出的条件是：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范石生部给的物资补充，完全由我们自己支配；我们的内部组织和训练工作，完全按我们的决定办，范石生部不得进行干涉。这些条件都得到了对方的同意，于是很快秘密建立起了反蒋统一战线。
朱德所部以第16军第47师第140团的名义进驻资兴县，朱德任第16军总参议、第47师副师长兼第l40团团长，仍然化名王楷。这样，部队在敌人的营垒里隐蔽起来，获得了休整的机会，并且得到了急需的物资补充。
部队到达资兴的第二天就忙开了，领物品发东西，热闹得象过年。每人一套草绿色新棉衣，外带一件绒线衣（士兵是棉线的），水壶、军毯、干粮袋、连子弹袋都换了新的，军官还发了武装带、指挥刀。给每个官兵发了两个月的薪饷。子弹尽力背，每个士兵都背了200发，各大队还带了几箱储备的。几个月长途跋涉中得不到解决的物资供应困难，这下全部解决了。
在汝城城外储能小学的教室里，范石生召开了一次尉级以上的军官会议，介绍朱德与他们见面，朱德以第16军总参议、第47师副师长兼第140团团长王楷的名义，在会上宣讲了一番革命道理。
张子清、伍中豪率领的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第3营，也通过朱德的关系，以第16军第47师第142团的名义，驻扎在桂东县城。
活动在湘、粤、赣边界的革命武装，还有1927年秋由汝城、宜章的农民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2师第l团的余部200多人，经范石生部的中共秘密党员韦昌义介绍，以第16军特务营的名义，在营长何举成的率领下，驻扎在广东乐昌县。
朱德在和范石生的合作期间，对范石生及其部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经常同范石生交谈，阐明共产党的主张，晓以革命大义，对他的官兵进行革命教育。由于朱德的帮助，范石生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并支持革命。他对朱德率领的部队打土豪、分财物，支持工农运动等革命行动，不加干涉，并在许多方面给以支持和帮助。
为了统一行动，3支革命武装建立了秘密的中国共产党第16军军委，由陈毅任书记。
起义军在资兴住了几天，即南下广东。12月10日，到达粤北仁化，在这里与中共广东北江特委取得了联系，朱德是北江特委6名委员之一。在这里，获悉即将举行广州起义，同时接到中共中央来信，指示朱德和陈毅率部队于12月15日赶到广州，参加广州起义。于是，部队兼程南下。但刚赶到韶关城郊，就得知广州起义已经失败了。
这时韶关市内的气氛十分紧张，店铺、银行、钱庄纷纷关门。韶关商团有七八百条枪，如临大敌，阻止起义军进城。部队只好开到韶关城外西南郊的西河坝，打算住在一个天主教堂里。可是，天主教堂的法国神甫也不让起义军住，“哇里哇啦”地对着起义军官兵们吵。官兵们不懂外国话，无法和这个神甫讲道理。正在争执不下时，陈毅走过来，亲自和神甫交谈了一阵，这个神甫才不吵了。这时，起义军中广大官兵才知道，陈毅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算得上是个大知识分子了。然而，他却能够与广大官兵一起同生死、共患难，从此，大家就更加信服和敬佩陈毅了。
广州起义的失败，对南昌起义部队教育很深。一方面，进一步激发了官兵们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无比仇恨，部队驻在西河坝时，每天队伍集合，都要高唱国际歌，呼喊“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另一方面，更清楚地认识到搞城市暴动的道路走不通，促使这支部队更加坚定了到农村去开展革命斗争的思想。
在西河坝停留不久，朱德和陈毅就率领部队转移到韶关西北30公里左右的犁铺头。
犁铺头是个大圩场，比较富庶。这里距湘、粤两省交界处不远，广东军阀暂时还未发觉起义军，形势比较稳定。朱德便决定在这里休整。
在长途行军和艰苦转战之后，能有这样一个休整的机会，自然是十分难得的。陈毅抓住时机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有时召开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有时集合部队讲话，有时深入连、排谈心，大讲革命形势，指明革命前途，进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政治觉悟。
但是，干革命光有政治觉悟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克敌制胜的办法。
一天，朱德把教导队队长李奇中、副队长蒙九龄和一区队长叫到自已办公室。象往常一样，朱德和蔼地招呼3名干部坐下，简单地问了问队员们的情绪和生活情形，然后笑着问他们：“部队已经休息了几天，应该进行些军事课目呀，如何进行训练，你们考虑过没有？”
被朱德这一问，教导队的3名干部都觉得脸上一阵发烧。心想，真是，教导队就是训练干部的，怎么没想到“如何进行训练”这回事呢？李奇中只好红着脸回答：“没有”。
“咳，怎么能不考虑呢？”朱德略带责备地说，“就现在的形势看来，我们象现在这样安定的机会并不多。敌人总要打我们，我们总是要打仗的。可是以后要打什么样的仗，仗怎么打，大家并不了解。我们要抓紧一切机会来训练部队，让他们经常学到新的作战知识才行。”
朱德的话虽然不多，却非常精辟。是的，敌人总要打我们，我们总是要打仗的……可是一想到这仗要怎么打？拿什么来教给部队？3名干部又感到有些茫然。
朱德见他们没有说话，温和地对他们笑了笑，又说：“现在考虑也还来得及。我们来研究一下吧，看学什么好。”
李奇中说：“学当然该学，可是……就是没有教材。”
“教材是人编的嘛。没有教材，我们自己编。”说着，他拿了几张纸，分放在3名干部面前说：“我考虑了一下，先谈谈，你们记下来研究研究，再教给同志们。”
“现在，敌人是强大的。我们的大革命失败了，才开始搞自己的武装，人少，枪也少。要想战斗打得赢，以少胜多，就要根据我们的条件，讲求新的战术……”等3人把纸笔准备好，朱德从桌上拿起一叠写满字迹的纸张看了看，便讲起来。
朱德讲的内容很丰富。他要求教导队的干部们在讲授战术动作时，抛弃旧的一套队形，采用新的战斗队形。例如，将旧的疏开队形改为电光形即梯次配备的疏开队形，以减少密集队伍在接敌运动中受到敌人火力杀伤。又如散兵队形由一字散兵线改为弧形的和纵深配置的散兵群，以构成阵前交叉火网，造成以少胜多的条件。在战术上，他特别强调知己知彼的重要，要求指挥员重视对于敌情的搜索和侦察工作，不摸清敌人的情况不动手。在战斗动作上，他除了反复强调要士兵熟练地掌握手中武器以外，一定要做到不靠近敌人不开枪，打不中不开枪。
讲述每一个问题时，朱德总是谆谆告诫他们：“一定要让每个同志牢牢地记住，我们人少枪少，不能和敌人硬拼，我们要瞅敌人的弱点。我们要注意避实击虚的游击战术。”
显然，对于这些问题，朱德是经过长期思索的。他很有兴致地讲解着，等教导队的3名干部把原理记清楚了，他便给他们详细地逐点解释。他平摊开一双大手，在桌面上比划着，抓起随手拿到的东西，摆给他们看，或是拿过他们手里的笔，在纸上画出草图，讲给他们听……
教导队的3名干部记着、听着，深深地被这些新鲜的内容吸引住了。这些内容，他们在旧的操典中，甚至在黄埔军校学习时都没有学到。例如，朱德向他们传授的电光形（梯次配置）的疏开队形，就有非常明显的优越性。他们根据朱德的讲授，很快在部队进行了教学，并在以后的多次战斗中得到了成功的运用。而国民党军队一直到1930年却还是沿用着旧式的一字散兵线。
这样，整整一个上午，他们都在记录着这些新鲜的战斗要领。当谈完了一段以后休息的时候，朱德和大家闲谈，他们不约而同地都向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些新东西是从哪里学来的？”
“是从外国学来的，也是从战斗中学来的。”朱德笑了笑回答，“可是，我在江西军官教育团那样久，关于军事教育我却没有参加半句话。要知道，教会了他们，他们是要用来打我们的！”
“那你讲什么呢？”副队长蒙九龄憋不住问。
“讲政治呀。我给他们讲道理，讲革命。我在那里的任务就是讲道理嘛。”说到这里。朱德略微提高了声音说：“现在不同了，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我们就要有革命的战术，来进行革命战争。”
当天，教导队的3名干部便集中全部精力，仔细地讨论了朱德讲授的内容，把记录整理出来，于是，一课新的教材产生了。接着，朱德又口授了第二课，第三课……
根据朱德的多次讲授和在实地教练中的体会，在参谋长王尔琢的帮助下，教导队编写了简易的教范，作为临时教材。教材经过朱德审定以后，整个教导队便在朱德亲自领导下，开始了紧张的军事训练。
教导队举办了第一期集训班，为期7天，学员100多名，都是部队的骨干。开课第一天的清晨，教导队的全体学员冒着粤北的微寒出罢早操，便整齐地站在那里。朱德来了。他穿了身灰布军装，老长的胡子剃掉了，看来好象比平时年轻了许多，他站在队前，缓缓扫视了一眼，说：“同志们，我们闹革命，要有革命的意志，也要有革命的本领。从今天起，我们就要开始军事训练了。你们都是革命军队的骨干，学好了，就可以把本领传到整个军队中去。”
接着，他亲自讲授第一课。讲完后，又带着大家走到预定的演习场，把全队分为2个连，进行对抗演习。朱德自己担任进攻连的连长，组织学员按照新的队形演习动作。演习中，他便亲自作示范，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当部队演习结束，他已是满身泥土了。
集训结束以后，朱德指示教导队把教材抄发到各营，并派出学员到各营担任教员，把集训的内容推广到全团。在短短的时间里，整个部队战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起义军在犁铺头愉快地度过了1928年元旦。
起义军以第16军的名义作掩护活动了1个多月，尽管注意了保密，还是被蒋介石发觉了。原来，第16军参谋处长兼教导团团长丁煦是蒋介石的亲信！他将朱德和范石生建立统一战线，化名隐蔽在第16军的消息密告了蒋介石。1月初，蒋介石指令方鼎英率部从湖南开到粤北，拟以4个团驻韶关，另以4个团驻犁铺头以北之乐昌，对起义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并电令掌管广东军政大权的军阀李济深转告范石生，应立即解除起义军的武装，逮捕朱德。范石生不忘旧谊，立即派秘书杨昌龄前往犁铺头，秘密告知朱德率部离开。范石生还给朱德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一、“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二、为了避免部队遭受损失，你们还是要走大路，不要走小路；三、最后胜利是你们的，现在我是爱莫能助。①
对于出现这种形势，起义军本来是有所准备的。一得到范石生送来的消息，朱德、陈毅当机立断，迅速率领部队脱离第16军而去。
隐蔽在第16军中的革命武装，除朱德所部外，还有另外两支。这时，张子清、伍中豪率领该营已回茶陵。朱德派人秘密送信给何举成，要他率部火速脱离第16军，但何举成行动迟缓，1928年2月被缴械，何举成在仓促应战中牺牲。
朱德率部与范石生的合作，是建军初期一次非常成功的统战工作尝试，也是朱德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的一次正确的实践。由于这一正确的决策，使部队改善了装备，获得了休整，度过了难关，保存和发展了自己，为尔后发动湘南武装起义创造了条件；同时，也积累了利用敌人的矛盾，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宝贵经验。
在起义军主力遭到失败后的严重形势下，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一切联系，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的环境中，朱德和陈毅率领着失败后保存下来的部队，历经千难万险，克服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不仅摆脱了敌人的重兵追击，而且在人民军队建军和作战问题上，逐渐摸索和提出了不少正确的原则。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与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工农革命军，虽然被敌人分隔两处，但在探索中国武装斗争正确道路、怎样建设一支人民的军队，以及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如何与强大的敌人作战等根本问题上，各自独立地得出了基本相同或相似的认识，这是中国共产党走出军事理论误区，开始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军事思想体系的开端。这些从血的教训中得出的理性认识，尽管还不够完善，但它毕竟指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那就是，要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研究和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而不能照抄照搬别人的模式。
注释：
①《朱德选集》第396页，人民出版社I983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