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军潮、汕失败后的一个多月，保留下来的这支部队的官兵，经历了最严峻的考验。最后虽然只剩下了七八百人，但这是淘汰掉泥沙后的真金，是南昌起义军的精华。到了11月，张发奎同李济深、黄绍竑打了起来，粤、赣大小军阀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果然顾不上尾追起义军了，朱德在天心圩所作的形势分析，令人信服地得到了证实。
§§§第三节政治建军提到了议事日程
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这支部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革命的武装。但是，它的基础是旧军队，在没有经过彻底改造之前，它还不可避免地保留着旧军队中固有的不良制度和不良作风。
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还是薄弱的。
在组织上，部队的成分比较复杂，虽然大部分是贫苦农民出身，一部分是革命知识青年，但兵痞、流氓也占一定的数量，如果不彻底改造，他们常常成为害群之马。
在思想作风上，军阀主义习气象毒菌一样腐蚀着部队的肌体。
这些问题，在南昌起义之后，未能很好解决。起义中旧军队的基础没有铲除，是起义军迅速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从饶平开始的转移途中大部溃散的主要原因。如果不加以改造和整顿，这支队伍不但不能继续执行革命任务，战胜凶恶的敌人，甚至部队本身能否存在下去也是一个问题。
朱德、陈毅越来越感觉到整顿部队的迫切性。尽管军情紧迫，环境复杂，他们还是把整顿部队当成了一件大事来抓。
信丰整纪，是起义军部队整顿的开始。
本来，在向西转移的一路上，破坏群众纪律，敲诈勒索，抢劫财物的事件就时有发生，大多数官兵对此十分气愤和不满。但是，由于原建制多已失去组织领导作用，有的军官甚至怕坏分子从背后打黑枪，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过问，以致这些违犯政策纪律的行为，未能及时制止和处理。
当部队进入信丰县城的时候，破坏群众纪律的问题就更加严重地暴露了出来。部队一进县城，少数违纪者就钻进酒楼、饭馆里大吃大喝，吃完把嘴一抹就走；有的还闯进当铺，把手榴弹往柜台上一放，故意把导火索掏出来：“老板，称称有多重，当几个零花钱。”这些人的恶劣行径，简直和军阀队伍一样，影响极坏。
面对这种情况，陈毅当机立断，命令号兵吹紧急集合号，带领部队一口气跑出10多公里，来到一个山坳里的平地上，举行了全体军人大会。
会上，陈毅气愤地批评严重违纪现象说：“这那里象革命军队，简直象土匪一样了！”他谆谆告诫大家：“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没有纪律是不能生存的。”
接着，他宣布了纪律，斥责了破坏团结、煽动逃跑、抢劫勒索、严重损害革命军队声誉的3个违纪者，当场宣布执行革命纪律，大长了正气，刹住了破坏纪律的歪风。
全体官兵不仅受到了严肃的革命纪律的教育，而且被陈毅这种果敢机智的领导作风所震动，为有这样有才能、有魄力的领导人协助朱德领导部队，从内心感到喜悦。
1927年10月底，起义军部队从信丰到达大庾（今大余）地区，在这里，部队继续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和整编。
这次整顿，重点是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首先，整顿了党、团组织。当时，部队中尤其是士兵中党员很少。部队中的中共党组织很难在政治上、思想上发挥核心作用，党对军队的领导在部队中得不到组织保证，因而难以落到实处。蔡廷锴第10师的叛逃便是最突出的教训。南进途中，前敌委员会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了部队的政治工作，也发展了一些党员，但是工作的重心仍然放在上层领导机关和一般性的宣传鼓动上，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解决如何加强党在部队中的领导作用问题。因此，部队缺乏强大的凝聚力，经不起严酷斗争的风浪。正是为着解决这些问题，在大庾整顿部队时将整顿党、团组织列为首要内容。
整顿中，党、团员重新登记，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当时部队中党员人数大约五六十人，还不到群众的十分之一。党支部把党、团员分配到各连队，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力量，栗裕就是在这次整顿中调任第5连指导员的。朱德、陈毅等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独立实行这一加强党对军队领导的有效措施，是对无产阶级建军思想的有益探索和重大贡献。
对部队进行整编，是大庾整顿的又一项重要内容。由于暂时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部队进行了休整。沿路走散了的官兵，因找不到出路，又陆续回来了一些，于是有了进行整编的条件。这次整编，将散乱的各单位合编为1个纵队（相当于1个团），朱德任司令，陈毅任纵队指导员，王尔琢任参谋长，全纵队约八九百人。部队编为4路：第73团编为第1路，第9军编为第2路，第74团编为第3路，第75团编为第4路。整编之后，部队编制充实，组织健全，便于统一指挥，有利于作战。
朱德把经过整编的队伍集合起来，站在这批朝气蓬勃意志坚强的战士面前，充满信心地说：“同志们，我原来想只要有200人能和我一起同生死，共患难，我们就有胜利的希望，而现在我们还有八九百个同心同德坚韧顽强的勇士，我完全相信任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不可能战胜我们，而我们最终必然要把他们彻底消灭。”
这支队伍虽小，目标却是很大的。各地国民党反动势力，都知道它是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贺、叶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部队走到哪里，哪里就有地主民团给国民党通风报信。为了缩小目标，部队便取用“国民革命军第5纵队”番号，朱德对外化名王楷。因朱德的号叫玉階，“玉”字去掉一点，变成“王”字，“階”字左边“阝”旁改为“木”旁，这样就成了“王楷”。
自从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失败，一路上部队情绪低沉，经过整顿，部队逐渐活跃起来，人们不再愁眉苦脸，到处可闻朗朗笑声，初步显示了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
就在大多数官兵对革命的信心增强的时候，动摇已久的林彪还是开了小差。当部队离开大庾县城的那天，林彪伙同几个动摇分子脱离部队，向梅关方向逃去。只是因为一些民团在关口上把守得紧，碰到形迹可疑的人，轻则搜去财物痛打一顿，重则抓起来杀头。林彪感到走投无路，才于当夜被迫返回部队。
朱德、陈毅在转战途中从整顿入手，有步骤地初步解决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革命纪律、革命信念、政治思想工作等许多重要建军原则问题，在起义军余部中逐渐运用无产阶级建军原则去清除旧军队的影响，不仅使这支军队的建设从根本上得到了加强，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产生和形成自己特有的无产阶级建军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四节开始实行军事战略转变
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之初，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缺乏认识，指挥刚刚诞生、还十分弱小的人民军队去同强大的敌人打正规战，夺取大城市，这是起义军南下广东遭到失败的主要原因。主力失败之后，朱德、陈毅率领起义军余部开始了对新的武装斗争道路的探索。
11月上旬，部队来到与大庾毗邻的崇义县上堡及其附近的文英、古亭地区。上堡是一个山区小镇，位于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地方，山高林密，远离县城，便于部队隐蔽活动。而且这里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高涨，革命影响较深，群众基础较好。这时军阀混战方酣，时机也很有利。朱德、陈毅抓住有利时机，进行了人民军队军史和战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尝试——上堡整训。
进行纪律整顿，是上堡整训的重要内容。不仅强调不能损害群众利益，而且进一步规定了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这次整顿所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是以朴素的形式提出了以后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若干重要内容，对形成人民军队系统的革命纪律作出了贡献。
根据当时面临的新形势，对部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是上堡整训的又一重要内容。起义军主力失败后保留下来的这支部队，主要成分是由北伐战争时期的叶挺独立团发展起来的第25师。官兵们经过大战、恶战的考验，有较高的军事素质。但是，这时的形势已经不同于北伐战争时期，作战的方法和要求也大不相同。起义军中的各级指挥员，不少毕业于黄埔军校，他们学的都是正规战的打法。起义军中的战士，有许多参加过北伐战争，打的也是正规战。南昌起义后，直至主力失败时，打的还是正规战。打正规战，夺取大城市的道路，已被南昌起义后2个月的实践证明走不通，把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已经刻不容缓。
在上堡整训中，朱德适应客观要求，提出了新战术问题，主要是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问题。
朱德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四川、云南同北洋军阀打了10年之久的游击战，积累了以少胜多的丰富经验。
后来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他又提出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的游击战思想。
在上堡，朱德把游击战思想运用于实践，用游击战术训练部队。他运用在外国学到的军事知识和自己的实践经验，结合部队的实际情况，组织部队进行军事训练。在采用新战术时，把一线式战斗队形改为“人”字战斗队形；强调进攻中要学会避实击虚，不和敌人硬拼，作无谓的消耗；要求每个士兵熟练使用手中武器，打仗时不靠近敌人不开枪，以提高命中率，减少弹药消耗。
整训的20天时间内，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保持天天上。通过学习和训练，大大提高了部队的作战能力。
起义军还进入山区，发动群众，把游击战术运用到了实际中去。首先打走了占山为王、杀人放火、作恶多端的土匪何其朗部，收缴了地主的武装，控制了这个山区。同时，整顿了原来的关卡，收了点税，解决部队的给养。部队除了出操上课，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外，还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帮助农民生产，参加劳动，向群众宣讲共产党的政策，以及起义军部队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穷人多，革命一定能胜利等革命道理。在此以前，这支部队只知道打仗，现在也会做群众工作了，第一次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了。
在上堡，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第3营营长张子清、副营长伍中豪，率部在战斗中与大队失散后，巧遇南昌起义军，他们得到起义军赠送的一批武器弹药，并参加了整训。
上堡整训，除了继续加强部队自身建设外，还对新的武装斗争道路和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等问题进行了探索。朱德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上山打游击的正确主张，并依据这一思想重新训练部队，化整为零，进行游击战的实践，从而领导这支部队开始了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重大战略转变。
这个转变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当时中共中央实行的军事战略不是在农村开展游击战，而是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的的正规战。这样的战略指导已被战争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实行军事战略转变，不仅关系到革命战争的胜负，也直接关系到人民军队的存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昌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失败后，保留下来的余部共有两支。除了朱德、陈毅领导的以第25师为主的一部之外，还有颜昌颐和董朗领导的以第24师为主的一部。他们进入海陆丰地区之后，与农民运动相结合，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由于未能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而是执行了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的盲动主义方针，实行积极进攻战略，和敌人打正规战、打硬仗。结果遭到了失败。第24师余部在东江地区的失败，从反面证明了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的极端重要性。
§§§第五节巧妙地利用敌人内部矛盾
朱德和陈毅率领部队上了山，得到了群众的支持，有了休整的机会，部队情绪稳定了，但是物质供应却仍然十分困难。天气转冷，官兵们还是穿着单薄的短裤和上衣，没有毯子，没有鞋袜，粮食供应不足，弹药得不到补充，伤病员没有药治等等。部队生活艰苦，困难重重。
部队进驻上堡后，驻在湘南的滇军军阀、第l6军军长范石生，主动派在他部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韦伯萃前来联系，希望同起义军合作。范石生和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时是同学，并且一起参加过辛亥革命。他与蒋系、桂系军阀都有矛盾，尤其是受到蒋系军阀的排挤。
范石生和蒋介石的矛盾由来已久。范石生任滇军第2军军长时，被孙中山授予上将军衔。1923年，孙中山率部东征，讨伐陈炯明。当时蒋介石任粤军许崇智的参谋长，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即席要求发言，范石生以主席身份傲慢地问：“你叫什么名字？”蒋介石回答后，范石生又问：“你要讲什么？”蒋介石谈了自己对作战的意见。范石生不等蒋介石说完，就嘘了一声：“算了吧！你说得轻巧，吃根灯草。”弄得蒋介石十分尴尬，从此蒋介石对范石生产生了深深的怨恨。
此后，蒋介石飞黄腾达，自然忘不了要报当年遭范石生羞辱之仇。他不许范石生扩大地盘和增添兵员，克扣他的军饷，常常给他小鞋穿。另外，南面的桂系军阀和北面的湖南军阀，也都存心排挤他，企图夺占他仅有的一小块地盘。范石生寄人篱下，和蒋介石面和心不和，左右为难，孤立无援。因此，他急于扩大自已的势力，寻找盟友。
朱德、陈毅分析了这种形势，认为尽管在全国范围国共合作已经破裂，但在当前的具体情况下，如能同范石生实行短暂的合作，既可解决部队的供给，又能争取到暂时比较稳定的环境，休整部队和开展农村群众工作。经党组织讨论批准，同意与范石生实行有条件的合作。
于是，朱德亲自带领学生队50余人，到汝城去找范石生谈判合作问题。听说朱德亲自去和敌人谈判，全军官兵都为他担心：范石生会不会伤害他？上堡到汝城中间是诸广山区，山高路险，道路难行，土匪何其朗盘踞在山上，朱德只带着少数兵力前往，会不会遇到凶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