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深刻地认识到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的壮举，创建了自己领导的人民军队，开始了自己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南昌起义时共产党人提出的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方针，无疑是正确的。可是，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为什么在2个月之后就遭到了严重的失败？革命战争的实践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新的课题，要求他们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多少知名的和不知名的革命先烈，在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征途中倒下了，对中国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继续进行探索的艰巨任务，历史地落在了幸存者和后来人的肩上。
§§§第一节摆脱敌人的重兵追击
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地区的失败是惨重的。部队多数溃散了，尤其是第20军的部队，几乎损失殆尽。但是，第11军的第24师、第25师，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基础比较深厚，所以，仍然保存了一部分有生力量。
第24师在流沙遭袭被冲散之后，师党代表颜昌颐和第70团团长董朗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收集余部1200余人，拥有步枪800多支，短枪40余支，机枪6挺。他们艰苦转战，并与设在惠阳中峒的中国共产党东江特别委员会取得了联系。特委派刘琴西前去慰问，并带去了为部队制作军服的布匹和500石谷军粮。
这支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革命武装与东江人民武装力量会合，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2师（后称红2师），董朗为师长，颜昌颐为党代表，活动于海丰岩石、惠阳中峒、紫金南岭一带。他们先后消灭了盘踞在海陆丰的陈学顺、万炳臣、赖骏华等军阀土匪武装，于1927年11月树起了苏维埃的旗帜，建立了海陆丰红色政权。以后与叶镛、徐向前等领导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师（后称红4师）一起，在澎湃的领导下结合农民运动，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对坚持海陆丰的革命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进入广东后奉命驻守三河坝的第25师和朱德领导的第9军部队，虽在三河坝激战中受到很大损失，但没有溃散。撤出战斗时还有2000余人，第25师仍然保持着3个团的建制，在与潮州撤出的第3师余部会合后，约有2500人。部队转移到饶平县的三斗坑、天上峰、水牛子、下祠地区，中共饶平县委书记杜式哲立即赶往部队驻地表示欢迎，并组织群众给部队送茶送饭。
这是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后保留下来的人数最多的一支队伍。这支队伍当时的处境极其险恶。
在外部，有敌人的大军压境，麇集于潮、汕和三河坝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有5个多师，共约4万人左右，气势汹汹，企图全部消灭起义军，扑灭革命火种。敌人一旦发现这支队伍的行踪，就会立即猛扑过来。
在内部，从各方面会合起来的起义军部队，刚刚遭到失败的打击，组织上和思想上都相当混乱。留下来的最高领导人是第9军军长朱德，而保留下来的部队绝大部分不是他原来领导的部队，领导起来确有困难。
在这危难关头，朱德召集周士第、李硕勋、陈毅、王尔琢、周邦采等各路负责人紧急商议对策。朱德认为，在三河坝激战时，部队还寄希望于前线，现在前方主力失利，希望变成了失望。在这种局面中，必须另寻出路。他向大家表示，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南昌起义的种子保留下来，担当起革命的重任，把这支队伍带出去，和同志们团结战斗，把革命进行到底。
朱德具体分析了当时的敌情说：敌我刚经过激战，正在潮、汕和三河坝一带的敌军，在一两日内尚摸不清起义军的动向，必不敢贸然追赶；又据说黄绍竑患病未愈，也迫使敌军不能急于寻战；起义军则可在苦战之后乘机休整两日，还可以收容零散官兵。他要求各路负责人，应向部队说明情况，讲清道理，鼓足士气，重振精神。
朱德的意见，得到陈毅等领导干部的赞同。大家一致决定，积极和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部队避开敌军主力攻击的方向，从东北方向迂回转移，向闽、赣边界引退；加强政治动员，尽可能防止严重的叛变事件发生。
部队驻饶平时，从中共饶平县委书记杜式哲处得知，县委准备组织农军攻打县城，但农军仅有千人，几十支步枪，力量单薄。朱德便决定派出第9军300余人，帮助农民攻下了县城。之后，将没收的粮食、财物分给了贫苦百姓。
两日后，朱德、周士第等率领部队，由当地中共党组织派人带路，经饶平县茂芝东北方向的麒麟岭向福建境内的平和县进发。一路急行军，冲破沿途反动地方武装的堵截，经过永定、峰市，于10月16日到达闽、赣交界的武平。
朱德率领的起义军余部向西北转移的行动，很快被敌人发觉了。敌军立即派钱大钧部第18师紧紧尾追。10月17日，敌人追至武平县城，迫使起义军不得不打了一个退却战。朱德指挥部队打退了敌人2个团的进攻，随后命令1个排占领武平县城西门外的山坡，掩护大队转移，敌人进入武平县城后，追出西门，遭到这个排的阻击，被迫退回武平县城。
当时在这个排当班长的栗裕，在这次战斗中负了伤。一颗子弹从他右耳上侧头部颞骨穿了过去，他觉得头部受到了猛烈的一击，就倒在地上，动弹不得，但心里还明白。这时，排长走过来只说了一句：“栗裕呀，我不能管你啦。”卸下他的驳壳枪，丢下他就走了。这个对战友见死不救的排长，后来逃离了部队。
栗裕稍稍能动弹时，身边已空无一人。他抱着无论如何要赶上队伍的信念，奋力站了起来，可是身子一晃，又跌倒在地。他只好顺着山坡往下滚，再艰难地往路上爬。爬着爬着，不慎滑到了路边的水田里。幸亏这时有几个同志沿着山边走过来，把他拉出水田，包扎好伤口，又搀着他走了一段路，终于赶上了部队。
部队由武平向西北走了数公里，来到石迳岭附近，这里四处悬崖峭壁，地形十分险要，只有一个隘口可以通过，又被反动民团占据了。
这时，朱德突然出现在队前，他一面镇定地指挥部队疏散隐蔽，一面亲自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人侧后发起进攻，敌人惊恐万状，纷纷逃跑，起义军部队趁机杀出隘口。这时，只见朱德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部队通过隘口。朱德身先士卒，攀陡壁、登悬崖奋勇杀敌的行动，使官兵们对他更加钦佩，深受鼓舞。
在朱德的指挥下，经过武平和石迳岭战斗，起义军余部迅速进入赣南山区，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追击。
§§§第二节“做失败时的英雄”
部队进入赣南山区，孤立无援，困难越来越多，情况也越来越严重。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追击是摆脱了，但是，一路上地主武装、反动民团、土匪和国民党的小股部队，却经常不断地袭击和骚扰着起义部队。在会昌战役中被起义军打得落花流水的钱大钧部的残兵，这时成了起义军前进的障碍，他们躲在树林里、山石后，对起义军放黑枪。行军途中，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迸发出一阵枪声，队伍中就有几名官兵倒下。每次遇到这样的袭击，就给部队带来一阵混乱，有些人就在混乱中跑散了。
严酷的斗争现实，无情地考验着每一个人。那些经不起考验的人，有的不辞而别了，有的叛变了，有的甚至带一个班、一个排、一个连离队，自寻出路去了。其中也有一些人后来又重返革命队伍。
队伍越走人越少。到了信丰一带时，只剩下七八百人。不少人对革命悲观动摇，离队逃跑，特别是那些原来握有兵权的中、高级军官，差不多相继自行离去，给部队造成了很大损失。
10月里，山区的气候已经凉了。起义军的官兵们还穿着“八一”起义时发的单衣，几个月的长途跋涉和连续战斗，已经磨损得破烂不堪。短裤遮不住小腿，饱受风吹日晒。鞋子早已穿烂了，打草鞋，既无材料，又无时间，有的撕块破布把脚包起来，有的干脆打赤脚走。为了防备民团的袭击和追踪，部队有意避开大道和城镇，专在山谷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露营成了常事。到了宿营的时候，各人弄把树叶子垫在身子底下，大家穿着被汗渍浸透的衣服，抱着枪支，背靠背地挤在树下，互相暖和着睡上一夜。早晨醒来，刚被体温洪干的衣服又被露水打湿了。寒冷、饥饿折磨着人们，拉痢、打摆子的一天天增多，又没有医药治疗，有的同志头天在树下和大家偎在一起露宿，第二天早晨就再也起不来了。
这时的起义军部队是混乱的，人们的思想也和队伍一样乱。每个人都在考虑着同样的问题：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支孤军，一无供给，二无援兵，应该怎么办？该走到哪里去？……
革命前途和信念问题，成了起义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否则，即使不被敌人打垮，也会自行瓦解。在这异常艰难的时刻，朱德和陈毅力挽狂澜，成为整个部队的中流砥柱。他们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超乎常人的组织领导才能，使这支濒临瓦解的部队得以保存下来。
朱德，作为这支队伍的最高领导人，在向西转移的过程中，总是满怀信心地走在队伍的前面。虽然大敌当前，处境险恶，他却神态镇静，无所畏惧，始终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教育部队、感染战士。他经常深入部队，和基层官兵一边行军，一边讲革命道理，指出革命的光明前程，提高大家的革命觉悟，坚定大家的革命意志。在旧军队里，官兵上下之间等级森严，生活待遇悬殊。身为军长的朱德，却过着和士兵一样的简朴生活，和士兵一样吃大锅饭，一样穿灰色粗布军装。行军时，他有马不骑，和士兵一样肩扛步枪，背着背包，有时还搀扶着伤员、病号。他的一言一行，深深地感动着大家，对稳定军心起了极大的作用。
陈毅当时是第73团的指导员，是师、团级政工干部中唯一继续留下来的。他在危难中挺身而出，积极协助朱德带领部队。他来部队不久，上下关系都很陌生，职务也不很高，再加上他是搞政治工作的，当时政治工作人员是不被人们所看重的。尤其是潮、汕失败之后，部队面临着极端严重的处境。在这一系列的不利情况下，陈毅以顽强的革命精神和为人表率的实际行动，逐渐在部队建立起了威信。他首先对那些悲观动摇、企图逃跑的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当时黄埔军校出身的一些军官，其中包括第73团第7连连长林彪，去找陈毅，表示要离开队伍，另寻出路。而且还“劝”陈毅也和他们一起离队。他们说：“你是个知识分子，你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现在队伍不行了，碰不得，一碰就垮了。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
陈毅坚定地回答说：“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我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陈毅严肃地告诫他们：“你们要走你们走，把枪留下，我们继续干革命。队伍存在，我们也能存在，要有革命的气概，在困难中顶得住，个人牺牲了，中国革命是有希望的。拖枪逃跑最可耻！”陈毅的这一席话，不仅痛斥了动摇逃跑分子的可耻行为，而且充分表达了他在险恶的环境里坚持革命到底的顽强决心。
部队边打边走，经过筠门岭，到达安远县天心圩。这时，大量的官兵离队了，部队面临瓦解的严重危险，已经到了非整顿不可的状况。于是，朱德决定召开军人大会，整顿思想，稳定军心。
朱德还是在饶平会合时的那副装束：身着灰布军衣，背着顶斗笠，脚穿草鞋。草鞋早已破了，用带子横七竖八地捆在脚上。他比会合时瘦多了，胡子长得老长，但两只眼睛却还是那么和蔼、慈祥。他走到队前，四下看了看，招招手让大家坐拢些。
等大家坐好，朱德开始讲话了。他压低了声音，严肃地对大家说：“同志们，现在有些问题要跟大家讲一讲。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说到这里，朱德略略停了一停，眼睛缓慢地向大家扫视了一下。大家都痛苦地垂下了头，谁也没有说话。河坝子里静悄悄的，只有风吹着竹林刷刷地响。
朱德提高了声音说：“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一个‘1917年’的。只要能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我们该怎么办？……”人群里一个人低声地问。
“打游击呀！”朱德向着发问的方向望了一眼，弯下身来对大家说。“这一带有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基础。我们一定要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找个地方站住脚，然后就能发展。”
“站不住脚哟，反革命天天跟在屁股后头追…..”
“他们总有一天不追的。这些封建军阀们，他们之间是协调不起来的。等他们自己打起来，就顾不上追我们了，我们就可以发展了。”
接着，朱德又反复地讲了革命的前途和保存力量、继续革命的道理，足足讲了1个多小时。
听了朱德的话，大家提高了勇气，树立了信心，看到了光明。
陈毅也诚挚地开导大家说：“南昌起义是失败了，南昌起义的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还是要成功的。我们大家要经得起失败局面的考验，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做英雄就困难得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会后，部队继续前进。朱德、陈毅、王尔琢等领导人经常穿插在行军的行列里，肩上扛着离队分子扔下的枪，或者搀扶着病号，一面走，一面给士兵们讲革命道理，指出革命的前途。在他们的带动下，下级干部也学着这样做。
一天行军休息中，有人半开玩笑地自言自语：“今后没人发饷了。”
朱德会意地说：“我们干革命有饭吃就行了，要什么饷呵！”
又有人说：“不发饷没钱买米。”
朱德说：“这算什么！到土豪家里去挑谷。”
接着又有人提出：“没钱买菜呀。”
朱德笑着说：“那更好办，到土豪家里杀猪宰羊。”
听了朱德这些饶有风趣而又寓意深刻的话，大家思想开朗了。许多起义军战士说：“朱军长有办法，跟他走不会错的。”
第73团第1营营长周子昆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他在和朱德千里转战的经历中，认识到朱军长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伟大的革命家，他拥护朱德和陈毅，并且以他们的讲话去教育战士，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去影响战士。他经常向部队宣传，跟朱军长走不会错。在这一坚定信念的鼓舞下，他带领的营保留下来的人最多，建制最完整。
天心圩军人大会之后，部队度过了最艰难的阶段，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