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制造了一个“四·一二”，汪精卫又制造了一个“七·一五”，中国革命形势从此跌入了低谷，中国社会到了一个最黑暗的时刻。南昌起义，犹如黑暗中划破长空的闪电，使敌人震惊和恐惧，给在黑暗中摸索的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起义是成功了，但起义之后怎么办？问题极其严肃地摆在了起义领导者们面前，丝毫不给他们留下犹豫迟疑的余地。
§§§第一节敌情严峻而又微妙
八一起义前夕，汪精卫、孙科、张发奎企图在第2方面军中“清共”，彻底摧毁共产党在第2方面军中的力量。他们于7月29日窜至九江，当天就上了庐山，召集第2方面军师以上军官会议。除叶挺、贺龙外，其他有关人员全部到会。会上，汪精卫传达了武汉国民党通过的一系列反动决议案，讨论了在第2方面军实行“清共”的问题，决定了一系列“清共”措施：严令贺龙、叶挺将军队撤回九江，封闭国民党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并逮捕负责人，通缉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等。
就在庐山反共会议召开期间，南昌起义爆发了。起义的适时举行，挫败了反共会议的阴谋。起义的当天，汪精卫等便得到消息，当即召集军事会议商讨对策。会议研究结果，命令张发奎指挥第2方面军余部进军南昌，“进剿”起义军。汪精卫在孙科、朱培德的陪同下于当晚返回武汉，部署对南昌起义部队的全面进攻。
8月2日，武汉政府发布全面进攻起义军的作战命令：命令张发奎“即督饬所部，赶紧进剿，务获元凶，并将所有煽乱附逆之共产党员，一体拿办”；命令第5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即饬驻在赣东赣南各处驻军，严密兜截，勿任逃逸”；命令第4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抽调湘鄂驻军，合力围剿，以除滋蔓，而遏乱萌”。①
武汉汪精卫政府的命令如此声色俱厉，可是执行者们却是各怀鬼胎。
张发奎因为南昌起义失去了总兵力的三分之二，自知自己的余部1万多兵力不是贺龙、叶挺2万多大军的对手。遂在表面上服从汪精卫的命令，但等汪精卫一走，又召集所部高级将领商讨两全之策。会上，担任第4军参谋长的叶剑英，为了帮助起义军，力主不追。他对张发奎说：“依我之见，我们还是开往广东，不追叶、贺为好。”接着，他分析面临的局势，大讲“力主不追”的道理：总指挥早就想南下广东，实现总理遗训，重新北伐，目前正是时机。我们原想去广东，李济深是反对的，现在我们放叶、贺的队伍到广东去，李济深招架不住，必然来请我们出兵相助，我军便可打起援师的旗号，直趋广州。这样比跟着叶、贺屁股打，弄得两败俱伤，更胜一筹。否则徒耗兵力不说，即使追上叶、贺，我们仍无立足之地，谈何北伐统一？
张发奎一听，觉得叶剑英说的这些正符合他早就想占据广东的心愿，便决定采纳叶剑英的主张。
就在这一天，第2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向张发奎要求去南昌，张发奎请郭沫若向南昌起义领导机关转达他的几点意见：
“第一，我希望他们尽速退出南昌，因为我的部队也要到南昌去，免致发生冲突；第二，我听说他们要回广东，我希望他们走东江，不要走赣南，因为我的部队要走赣南回广东，免致发生冲突；第三，河水不犯井水，我们彼此不相干犯，我希望革命委员会以后不要再用张发奎的名义，做傀儡我不来；第四，我对政工人员一律以礼遣散，希望他们不要伤害了我的人。”②
既然决定不追起义军，在实际军事行动中，张发奎就对武汉政府采取了敷衍的办法。8月3日，按兵未动的张发奎、黄琪翔复电武汉政府，称“业已派队相机进剿。”③5日，当他们得到起义军已于5日全部撤出南昌，南下广东的消息后，“进剿”的态度才真正积极起来，电告武汉政府，声称“职部积极进剿，本日先头部队已抵涂家埠，沿途无火车，只有步行，速向南昌追剿”④；黄琪翔还另电告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和唐生智，称“奉令追剿，已饬星夜分途出发。现先头部队将抵南昌”⑤等等。7日，张发奎又电告武汉政府，说贺龙、叶挺起义军“经我军追击，已分向进贤抚州溃退，我军虞日收复南昌。”⑥
张发奎的态度既然是敷衍，追赶就不可能真正积极。然而，又不得不装装样子。他表面上也命令部队追赶，实际上则让黄琪翔代理总指挥，率师朝着广东南雄前进，自己却去了香港。
对张发奎这次派兵追赶起义军的行动，《第四军纪实》中有一段颇有意思的文字记载：“张总指挥亲率第4军第25及第11军之第26各师，由九江向南昌，取包围形势前进。7日，各师到达南昌，而叶、贺已闻风向进贤、抚州（即临川）方向遁逃。本军从事招抚安辑，指挥各师紧向叶挺、贺龙追击。迨我军追至抚州，而叶挺又复窜宜黄，有南下窥粤之势”。在另一部《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中则有如下记载：“叶、贺等遂东出抚州。张发奎率师追之。嗣忽分途：叶、贺等由闽粤边境趋潮汕，张发奎部则改由南雄入粤。”国民党的战史对张发奎为何“改由南雄入粤”未说明缘由，这些战史的作者们大概不会知道，这里面隐藏着叶剑英向张发奎献出的一条“妙计”。因为这一“计”打动了张发奎，才使得南昌起义军摆脱了敌一部的尾追，缓解了南下广东途中的困难。
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第5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对于追赶南昌起义军也持消极态度。他的部队就驻扎在江西境内，有的甚至近在樟树和抚州，距南昌仅一至两天的行程。但是，汪精卫等人8月1日在九江部署“进剿”时，朱培德竟毫无表示，并且，搜肠刮肚寻找借口，随汪精卫返回汉口。放着从九江到南昌的近路不走，反要绕道汉口、湖南，再经萍乡进江西，朱培德“围剿”的真实态度就不言而喻了。但是，如果完全无所表示，似乎又太说不过去。因此，在徘徊观望了一阵之后，朱培德始于8月5日电令驻赣南的王均和驻赣东的杨如轩等部“进剿”南昌。电令是发了，可王均、杨如轩并无“进剿”的实际行动。而且，后来起义军南进经过抚州杨如轩部防地时，杨如轩反而退避南城、金溪，主动让路。直到8月7日，张发奎部“收复”南昌，8日，朱培德的江西省政府开始恢复秩序之后，朱培德才忽然改变主意，不再提绕道湖南赴萍乡到吉安督师“进剿”，而是于9日晚从武汉乘船赴九江，再经九江于11日抵达南昌，收拾残局。其第3军军长王均也是迟至10日才由吉安抵达南昌。
唐生智作为武汉政府的军事首脑、第4集团军总司令兼第1方面军总指挥，在南昌起义后首先想到的，是保存自己的实力和地盘。他一怕共产党潜入自己部队发动事变，二怕起义军西进湖南，危及其后方根据地。所以口头上答应汪精卫，抽调其湘、鄂边界驻军，协同各军“围剿”南昌起义部队，实际上却首先发布命令，要求其部下加强对共产党的防范，重在守而不在攻。后来，当他收到张发奎、黄琪翔电报，得知起义军已离南昌向东进发后，还害怕散兵流入湖南境内。他认为，情况既然如此，湘东的防务不可有稍微的疏忽，再次电令其部下派兵协同民团严密防守。当时，唐生智部主力第35军和第36军虽然已进至九江对岸，他却一兵一卒也未向南昌抽调。8月6日，他电告广州的李济深、梧州的黄绍竑，嘱其严密防堵，以防起义军进入广东。同日即以“第4集团军总司令部特别党部”的名义发布《为讨蒋告民众书》。此后便全力部署东征，欲与蒋介石一争高低。
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虽竭力叫嚣“合力围剿”起义军，但有关各方从各自集团的利益出发，各怀鬼胎，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军事行动。这就是武汉政府及其各部分军事势力在“追剿”起义军问题上的态度和表现。
南昌起义爆发后，武汉方面向南京告急，请求南京方面通力合作，共同镇压起义。对于同时受到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国民党武汉集团两方面夹击的南京集团来说，南昌起义既打击了与之争权夺利的武汉集团，也减弱了“东征军”对南京方面的压力，所以南京政府不仅未表示与武汉方面联合进攻南昌，反而把武汉方面要求宁汉联合、共同镇压起义的通电斥之为缓兵之计，置之不理。后来，起义军开始撤离南昌，有进取广东的势头，南京集团的口气才稍有松动，但仍无发兵南昌之意。
尽管如此，南京方面对于和江西接壤、历来军事政治相互影响极大的战略后方广东，却不敢掉以轻心。特别是在蒋介石确知起义军挺进广东、汪精卫集团内各派都乐得“拱手相送”时，便立即采取相应措施，紧急指令李济深调兵遣将，加强粤、湘和粤、赣边界警戒，并主动进逼江西边界，准备阻截起义军。
北伐战争期间，李济深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兼第4军军长，留守广东大本营。他趁革命形势发展之机，大力扩充实力，此时已拥有第11、第13师和新编第1、第2师，原第5军1个师以及惠潮梅等地警卫部队共约六七个师的兵力，再加上驻扎广东的黄绍竑第7军1个师和范石生第16军1个多师。这样，国民党军在广东可用来同起义军作战的总兵力约达三四万人。
早在7月上旬，武汉政府就开始酝酿讨蒋，为了牵制唐生智，李济深已调遣广东、广西的军阀，部署进攻湖南。南昌起义爆发后，李济深根据急剧变化的形势，迅速调整军事部署，把准备向湖南进攻唐生智部的部署改变为向江西进攻起义军。命令前方各军，限期集中韶关，准备入赣作战。他计划分两路“北伐”：一路由南雄进入江西，为右翼，由钱大钧任总指挥；一路由乐昌进入湖南，为左翼，由范石生任总指挥。
8月5日，钱大钧率领迅速扩充的新编第1、第20师及补充团、补充营各1个共约7000人，从韶关出发，经过南雄，向赣南前进。13日抵南康，16日到赣州。与此同时，驻惠州地区的胡谦第18师两个团开赴粤、赣边界，准备进至江西龙南、全南、定南地区，策应钱大钧部主力行动，并受钱大钧指挥。
8月6日，左翼总指挥范石生率4个团的兵力离韶关北上，向粤、湘边界城口地区开进，其后续部队约2个师由广西取道贺县开赴粤北。此外，宋鹤庚所率“湘南宣抚团”和所谓“前线第1游击司令”胡凤璋等地方杂牌军，也都奉命接受范石生改编，调往粤、湘边界的坪石一带，配合范石生部行动。
驻广东北江地区的黄绍竑部作为“北伐”的中路军，奉命向江西于都方向进逼，准备与钱大钧部协同，进攻南下的起义军。新扩编的第3师、第4师及黄埔军校教导队等部则驻守韶关、乐昌地区，随时准备策应前方。在潮、梅方向，仅有警备司令何辑五少量警备部队驻守，兵力薄弱。李济深便命陈济棠第11师2个团、徐景唐第13师及薛岳新编第2师，到广州集中，编成一个纵队，由陈济棠任纵队司令，准备开往潮、梅地区。
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南京政府决定将上述各路合编为“讨共第8路军”，任命李济深为总指挥，总指挥部设在韶关，并拨给5万元作为成立总指挥部的经费。李济深又推荐黄绍竑为副总指挥，在前方代为指挥一切，自己则坐镇后方，遥控指挥。
南昌起义爆发后，武汉政府方面的张发奎、朱培德、唐生智及南京政府方面的李济深等，都紧张地注视着起义军的动向。他们出于共同的反共立场，都欲消灭起义军而后快。但是，由于国民党武汉、南京两大派系之间，派系内部各个集团之间矛盾重重，勾心斗角，在采取具体行动时，便从各自的利益出发，采取了各不相同的策略。从总的形势看，起义军面临的形势是极其严峻的，敌强我弱十分悬殊。但敌人营垒内部的不统一，虽有共同的反共立场，却不能形成统一的行动，各派系各集团之间的矛盾，又大大削弱了国民党反动派力量的优势，这是起义军粉碎敌人进攻的有利因素。
§§§第二节进军何方？
起义成功之后，起义军向何处发展？这是前敌委员会必须立即作出抉择的问题。
南昌，选作起义的地点是合适的，但起义之后在此坚守则不合适。南昌是四战之地，在当时的条件下，兵力仅3万左右的起义军，要想长期守住它是不可能的。对此，中共中央在组织南昌起义的过程中，就有过明确的指示，要求部队举行起义后，迅速南下，占领广东。当时，中共中央考虑到长江流域及其北方已成为反革命势力混战的地方，不利于革命势力立足和发展。相比之下，南下广东比较有利。其有利条件主要有以下4条：1．地理条件优越；2．工农运动基础好；3．经济较丰裕；4．交通方便。因此决定起义军夺取广东作为革命根据地。
中共中央要求起义军南下广东，首先占领东江地区。广东东江地区包括惠州、潮州、嘉应州（即梅县地区）三州所属25个县。东江与广东其它地区相比，具有更多的有利条件：1．东江的工农力量比其它地区更加强大；2．与北江相比，东江的地形平坦，且北江已有敌军集中，不能各个击破；3．东江海口便利，可望得到苏联接济，而且当地经济条件也很好；4．可以以福建作为后方。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先取东江，充实力量，次取广州，以后再举行第二次北伐。
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看，当时中共中央确定的南下广东的战略方针是错误的。广东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条件。广东人民虽然曾在反帝反军阀的各种斗争中发挥过重大作用，但是从“四·一五”反革命事变以后，广东的工农群众，特别是参加省港罢工的工人组织，受到严重镇压，革命力量遭到重大摧残，作为北伐根据地的广东已经变色了。在革命处于低潮、力量对比敌强我弱的总形势下，企图以广东为根据地重整旗鼓，再来一次北伐，是严重脱离实际的想法。
把占领海口、争取外援作为南下的目的，则更是幼稚的想法。
当时中共中央对东江地区军事、地理条件的分析存在相当大的偏差，许多被认为是有利的条件，实际上恰恰是不利条件。
地形平坦，虽然易攻，但却难守。尽管有利于起义军迅速攻占，但却由于无险可守，不能巩固已占地区使之成为自己的立足点。这样的地形条件，实际上对兵力占优势的敌人有利，而对兵力处于劣势的起义军则不利。
交通方便，有利于军队机动。这一点虽然对双方都有利，然而对优势军队和劣势军队所产生的实际影响是大不相同的。处于优势的敌人，既能利用便利的交通条件，以很快的速度，机动很多的兵力，围攻起义军；又能在某一路受挫时，凭借便利的交通条件速调它路来援。而对起义军的影响则根本不同。由于交通便利，敌人不仅可以快速袭击起义军，而且进攻的方向也多。因而，起义军不得不经常在事先难以判定的时间和地点迎击敌人的进攻，经常处于一种被动应付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