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出海口，对外联系方便，却给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了占据出海口，起义军主力必须集中于濒海地区活动，不仅自我限制了回旋余地，还将自己置于非与敌人背水一战不可的危险境地。浩翰的海洋为敌人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它成为敌人包围起义军的一翼，增强了敌人本来业已存在的兵力优势，而且起义军还将面对帝国主义海军的严重威胁。所以，占据出海口，给起义军带来的不是有利条件，而是极为不利的条件。
财政丰裕、给养充足的物质条件，也是对以逸待劳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更为有利，而对仓卒抵达、立足未稳的起义军产生的有利影响并不大。
以上错误战略方针的制定，主要根源是没有掌握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照搬俄国革命和北伐战争的经验，不懂得中国革命应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不懂得在革命处于低潮、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条件下，应把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等等。
由于中共中央制定了这样一个错误的战略方针，就给起义军以后的行动埋下了失败的祸根。
8月1日下午1时，随第20军行动的苏联军事顾问纪功及参谋团成员周恩来、刘伯承、贺龙、叶挺等在第20军指挥部举行会议，讨论行军路线。会上有两种意见，一部分同志主张由樟树、吉安、赣州去广东东江，纪功、周恩来及多数同志主张沿赣东经临川、会昌、寻乌直取东江。
参谋团会议认真分析了两条南下路线的利弊，认为：
第一，吉安、赣州等地区可能遇上的敌军达4万之众，而且背后还有张发奎第2方面军余部1万多追兵；而临川、会昌路上仅有杨如轩、赖世璜部不满3000人的敌军，并且都是战斗力不强的部队，容易对付。
第二，在交通条件方面，以水路比较，赣江、抚河同属逆水而上，缺乏机动船只，两条河都难利用；以陆路比较，临川、会昌路线直而短，可以迅速到达东江。
第三，从沿途群众基础看，整个江西农民运动开展得不够好，临川、会昌一带比吉安、赣州更差。假如起义军遇上强敌，不能指望当地群众袭扰敌人，配合起义军作战。取道吉安、赣州，接近湖南境地，可以比较容易地与湖南农民运动取得联系，这是一个有利条件。但是，当时却认为东江农民运动发展得更好，迅速到达东江才是起义军的目的。还有一个最令人忧虑的问题是，起义军官兵中，湖南籍的占大多数，由于政治教育还不够，人员政治素质低，假如行军路线靠近湖南边界，则随时都有叛逃的可能。
第四，给养方面，吉安、赣州一带比临川、会昌充分，但时值秋收季节，临川、会昌一带也不会有多大困难。
经过多方比较，参谋团决定采纳第二种意见，经由赣东取东江。并依据这一决定，迅速部署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南下广东。
§§§第三节出师不利
8月3日，起义军开始撤离南昌。朱德率领的第9军为前卫，冒着绵绵细雨，首先踏上征途。
南昌人民群众对起义军恋恋不舍，派出各界代表送朱德出抚州门，并在定慧庵附近的广场上合影留念，挥泪告别。各界代表齐祝朱军长马到成功，早日凯旋。
由曾延生、刘九峰、董士进等组成的革命委员会粮秣管理处也随第9军出发，负责安排部队食宿。
4日和5日，第11军、第20军分为左右两个行军纵队先后出发。第11军第10师为左纵队的左侧卫，取道进贤南进；第20军第1师为右纵队右侧卫，取道丰城经崇仁南进，预计在宜黄与本队会合；本队取道莲塘、李家渡至抚州；革命委员会各机构人员随第20军指挥部前进。
5日早晨，起义军最后一批部队撤出南昌。中共江西省委机关，在起义军离开南昌后，迅速转入地下活动。起义军刚撤离，起义时被打垮、散落在南昌附近的国民党军零星部队立即窜回南昌。张发奎部7日“收复”南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8日重新开张，王均、朱培德也陆续抵达南昌。此后，国民党反动派便四处设关立卡，盘查行人，疯狂地搜捕革命者，残酷地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有的竟被装进麻袋投入赣江。
起义军南征，正值南方盛夏季节，骄阳似火，酷热难当。劳师远征，兵家之忌。部队马不停蹄地在烈日下南进，沿途多系山路，战士除肩扛各种轻、重武器外，每人还要携带250-300发子弹，负荷极重。部队行军经过的地方，杨如轩已提前通电各县，说起义军是共军，实行共妻共产，农民受到欺骗宣传，纷纷逃离家园。因此，起义军途中给养问题，并不象参谋团事先估计的那样容易解决。不仅给养困难，甚至饮水都十分困难。有时终日难得一粥，渴了只好喝田沟里的污水，生病的极多。军中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又严重缺乏，对众多的病员无法救治，不少官兵病死在行军路上。
严酷的斗争环境考验着每一个人。许多经受过革命风浪严峻考验的真正革命者，义无返顾地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奋勇向前。但也有一些人，在革命顺利时被革命高潮裹进革命队伍，遇到挫折、困苦，便经不起考验，陆续逃离起义军，甚至叛变投敌。第20军参谋长陈裕新就是一个混迹于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从南昌出发后不久，陈裕新就叛离革命队伍，向武汉政府和唐生智报告了南昌起义的经过，透露了起义军南进广州的全部计划和机密。
另外，起义胜利后，由于南下行动仓促，来不及对部队进行改造，宣传教育工作也未跟上，士兵对起义的意义认识不清，加之行军艰苦异常，因此，军心动摇，逃兵极多。
行军头3天，病死的、逃走的等非战斗减员达4000人之多，丢弃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完全丢尽，大炮也丢了几门，部队的实力受到严重削弱。
尽管如此，起义军所到之处仍然纪律严明，使敌人的谣言不攻自破。当后卫部队第25师跟进时，沿途农民渐渐回来了。部队到达临川以南一个小村子宿营的时候，有位老大娘拉着一个战士的手说：“孩子，太冤枉你们了！都传说你们不好，可是我看了两天，你们真是好队伍，我活了这么大年纪，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好的队伍。”有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起义军的给养供应逐渐得到改善。
南征初期，使起义军蒙受损失最大的事件，是第11军第10师的叛离。第10师师长蔡廷锴，是原第11军军长陈铭枢的亲信，他对革命怀有二心由来已久。1927年春，陈铭枢脱离武汉投靠蒋介石时，蔡廷锴就游离于宁、汉之间，后来为保存实力，才不得不暂时委身于张发奎门下。7月上旬，蔡廷锴部参加东征讨蒋，于南昌起义前夕抵达南昌近郊驻扎。迫于形势，蔡廷锴不得不表示拥护并参加了起义。
起义胜利后，有人提议调整第10师的军官，对蔡廷锴采取断然措施。但是，由于起义的领导者没有经验，加之蔡廷锴再三表示拥护起义，因而前敌委员会和参谋团没有及时采取必要的改造措施，还命令其在南进中担任侧卫，与主力相距近百里，单独开进，使蔡廷锴有了可乘之机。
8月3日，蔡廷锴率第10师从南昌出发，行军序列是：师部、直属部队及第29团在前，第28团居中，第30团在最后。第10师撤出南昌时，受领的任务是3天内占领抚州。
在行军第一天宿营时，蔡廷锴就和他的心腹第29团团长张世德密谋叛变，张世德一拍即合，向蔡廷锴表示：“总凭师长慎密处置，我是十二万分服从。”有了心腹干将的支持，蔡廷锴便坚定了与共产党分道扬镳的决心。
蔡廷锴当晚拟定次日行军计划，改变行军序列，命令其反动骨干力量第28团为前卫，张世德的第29团为后卫，将共产党员范孟声领导的、各级军官都由共产党员担任的第30团夹在中间，并密令张世德监视第30团的行动。到达进贤县城后，蔡廷锴令第28团占领各城门，第29团进至城边附近，令第30团在城内驻守，将30团置于严密监视和控制之下。阴谋策划完毕，即一面下达密令，一面下达普通行军命令。
次日，第10师继续向进贤进发，当时天气酷热，部队负荷很重，士兵掉队者不少，行军缓慢，第3天（8月5日）早晨，各部才全部到达进贤城。
8月5日上午8时，蔡廷锴命令特务营在师部警戒后，又命令30团架枪休息，全团军官即来师部听候训话。同时选定第28团、第29团中的非共产党员军官准备充任第30团各级军官职务，以刘占雄为第30团团长。
这时，共产党员、第30团团长范孟声已率领该团全体军官及政治部人员到达师部前面的空地集合，蔡廷锴立即作了清洗共产党员的训话，他声称：“为保全全师，我不得不请本师共产党员职员暂行离开。各人的薪饷，当然发给，并且护送各人离部，使各人安全。”就这样，蔡廷锴解除了第30团团长范孟声、第28团参谋长徐石麟等共产党员的职务，并把他们驱出了部队。
此后，蔡廷锴通电宣布脱离了共产党，率第10师脱离原定行军路线，转道向东进入余江县境，然后派人回南昌见张发奎，并投靠了他的老上司陈铭枢。一个兵力达4500多人的完整建制师，就这样丧失了，这是南昌起义胜利之后的第一个重大损失。
8月6日至8日，起义军相继抵达抚州城。抚州，是江西有名的古城，又是赣东政治经济文化重镇。大革命时期，抚州地区的工农运动也曾蓬勃开展。6月上旬朱培德在全省通电反共后，抚州地区的中共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中共临川县委根据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召集秘密会议，部署迎接起义军的准备工作。一部分人还前往杨如轩驻地，晓以大义，劝其率部起义。杨如轩不愿脱离反动营垒，但又慑于起义大军的声威，便将所部撤出抚州，转向东乡、金溪、南城一线驻扎。因此，起义军未经战斗便直接进驻抚州。
部队在南下途中头三天所遇到的重大挫折，使前敌委员会认识到加强政治工作、提高官兵政治思想觉悟的迫切性。因此决定在抚州进行短期整顿。
首先，前敌委员会研究决定了宣传工作计划，在军队内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报告会，广为张贴标语传单，大张旗鼓地宣传南昌起义的宗旨和南进广东的意义。
其次，初步整顿了部队，加强了军队中共产党的组织，选派优秀共产党员加强部队的军事和政治领导。第20军政治部主任周逸群在南昌便被任命为第3师师长，这时第3师正式组建，周逸群赴任；在抚州赶上部队的原第11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罗懋其等被派往军中，从事政治工作。抚州整顿期间，还大力加强了对部队进行革命纪律的教育。
最后，部队接受了抚州地区数百名工农革命骨干和进步青年学生参军，从而增添了新鲜血液。省立第三师范的学生李井泉就是这时参军，被分配在第25师担任宣传员的。
经过一系列整顿和政治教育，起义部队的状况开始有所好转。
原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党代表陈毅，在军校学生被张发奎扣留后，在党内采取了紧急应变措施，随即与共产党员、特务连连长肖劲一起化装成老百姓，从九江出发，向南昌方向追赶起义部队。几经周折，在抚州赶上了部队，会见了周恩来、刘伯承等领导人，报告了军校学生的情况。
当时赣东有一股土匪武装，土匪头子姓邓，人称邓司令。这个邓司令通过一个名叫傅大庆（此人后来成了翻译家）的，和叶、贺联系，表示愿意接受叶、贺的委任和领导，条件是发给他几百支枪。此时，朱培德的队伍紧跟在起义军的后面，起义军领导人考虑，朱培德迫近时，“邓司令”多少可以起一点牵制作用，所以就答应了他的要求。
前委派陈毅和肖劲前去这个土匪部队担任领导，陈毅本不愿意，但肖劲觉得搞个土匪部队也不错，于是就决定去了。前委便让傅大庆带他们二人去见邓司令。傅大庆把他们安排在一个旅馆等候，说等一下就领他们和邓司令见面。谁知一直等到下午三四点钟，既未见到什么邓司令，连傅大庆也没等到，却把朱培德的反动军队等到了。朱部杨如轩的兵进了抚州，就在街上戒严，抓共产党。再等下去很危险，他们赶紧出城，谁知一出城就被敌人哨兵抓住了，说他们是共产党。朱培德部大多是云贵人，陈毅说：“你是云南人，我是四川人，我们是大同乡。当兵的，讲那些干什么，共产党又怎么样，共了你什么去了？”哨兵知道陈毅是四川人，就连说对不起，叫他快走。
出城后正巧碰上傅大庆，他也正慌忙赶出城来，见他们就说：“邓司令不是东西，把枪拿去了，人也不见了。”陈毅还是要他带着去找，他说：“找不到了，要么你们自己到山上去找。”陈、肖二人没有办法，只好跟着傅大庆，让他带着去找。走了一二公里，天黑了，傅大庆走着走着，进了一个门，把门一关，不见了。陈毅他们砸了半天门，他理也不理。陈毅他们没有办法，只得再赶队伍，连夜赶了25公里，到了宜黄才赶上了队伍。回到部队后，前委书记周恩来亲自安排陈毅到号称“铁团”的主力部队第73团去当指导员。这个团的前身就是著名的叶挺独立团。
周恩来笑着对陈毅说：“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
陈毅爽朗地回答说：“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器我就干！”
南进途中，困难接踵而来。到了抚州以后，由于离开南昌时带出来的纸币不能使用，军饷一天天困难起来。以何种方式筹集粮饷，供给军需，是区别不同军队性质的重要标志之一。旧军队向来是依靠土豪劣绅以各种名目向贫苦百姓派粮派款，甚至以抢掠的方式筹集军饷。
为克服军饷无着的困难，起义领导人开会讨论财政政策，当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主张沿用旧军队的政策，就是每到一城，即行提款、派款、借款等，实际上就是利用土豪劣绅来筹款。这种政策的结果，是财政负担落到了贫苦的工农及小商人身上，大商劣绅反而可以从中渔利。
第二种意见，主张完全抛弃旧的方法，以征发地主的粮食、没收劣绅反动派等的财产，对土豪劣绅罚款等方法筹集军饷。
这两种意见孰是孰非，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实行第一种意见，不仅与军阀筹饷无异，而且要动摇共产党建立工农政权，镇压土豪劣绅等根本政策。所以在会议上虽有争论，还是作出了采用新的财政政策的决定。
不料在实行这个决定的时候，又发生了问题。因为当时赣东一带没搞农民运动，谁是大地主，谁是土豪劣绅，很难调查清楚，而用旧的方法又确实可以筹集到少数现金。因此，筹款方法一度混乱，个别领导人如谭平山，甚至得出一个“原则”：“只要有钱，不问政策。”
鉴于陈裕新叛逃，不少参谋人员相继离队，起义军原定计划已经暴露，前委和参谋团因此在抚州再次讨论南进路线，决定到达瑞金后，放弃预定经寻乌取广东的行军路线，改道福建进入广东。
§§§第四节杀开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