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受命兼任代理第2方面军总指挥，总指挥的职务准备留给张发奎，以示对张发奎的等待和争取。显然，依据当时张发奎的态度，争取张发奎是根本不可能的。
前敌总指挥由叶挺兼代。前敌总指挥职务拟留给国民革命军第4军军长黄琪翔，也是为了争取他参加革命，但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的。
方面军下辖第9军、第11军、第20军3个军。
第9军是以第3军军官教育团为骨干新编的一个军。在金汉鼎第9军任师长的韦杵被任命为该军军长，意欲争取他投向革命，但未成功；朱德任副军长，该军实际上始终是由朱德率领；党代表朱克靖。第9军人数较少，约3000人。除军官教育团700名学生外，还有参加起义的南昌城警察部队、工人武装纠察队以及近郊农军，后来，第11军的第25师也归第9军指挥。
第1l军是起义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军，军长叶挺，党代表聂荣臻。下辖3个师：第24师，师长董朗，党代表颜昌颐；第10师，师长蔡廷锴；第25师是新组建的，由第73团、第74团、第75团组成。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第74团是由南昌七八百名青年和原第74团重机枪连合编成的。此外，还有一个特务营。
第20军军长贺龙，党代表廖乾吾。下辖3个师：第1师，师长贺锦斋，党代表方维夏，下辖3个团；第2师，师长秦光远，党代表陈恭，也是下辖3个团；第3师仅两个团，师长周逸群，党代表徐特立。
3个军之外，政治保卫处还有1个团的兵力，参谋团有1个手枪营和警卫营。起义军总共有16个团又4个营约3万多兵力。
起义军总指挥部发布的《兼代第2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告全体官兵书》宣告：“这次南昌起义，实在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行动”；“我们的下级官长尤其是士兵同志，十有八九都是贫苦的农民出身。我们此次革命的行动，既是为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自然就是为解决我们自身问题而奋斗”；“我们既然明白我们是为自己革命，为自己牺牲，我们对于民众尤其对于一般贫苦工农大众，应加以保护，反对拉夫，对于商民也应该切实保护，不应该强行买卖。不然，我们便不是革命党，我们乃是和新旧军阀一样的战争，乃是同蒋介石唐生智以至其他攘夺地盘的战争，其事是反革命的行动，其结果是违反人民的利益”。
这个文件的基本精神表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它要保护劳苦大众的利益，执行革命的政策。这就从阶级性上同蒋介石、唐生智的反革命军队划清了原则界限。
起义之后，起义军虽然沿用“国民革命军”的名称，但这仅仅是在形式上的沿用，其内容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支革命军队在政治上已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军事上也是由共产党直接指挥的。共产党对南昌起义和起义军的领导，通过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实施。
前委在领导起义军部队改编中，在部队的各级领导干部中增加了共产党员和左派的成分。绝大多数军、师、团都配备了共产党员担任的党代表、政治部主任、指导员等。在一些党的工作基础较好的部队中，还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支部。
在军事上，指挥权主要在参谋团。参谋团是中国共产党指挥军队的一个决策和执行机构，其成员包括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南昌起义在军事上的重要决策人刘伯承，起义军的主要指挥员、早已对中国共产党赤胆忠心的贺龙，著名的共产党员叶挺、聂荣臻，另有第11军副军长兼第10师师长蔡廷锴等，刘伯承任参谋团参谋长。安排蔡廷锴参加参谋团，是争取和团结其共同革命的手段。在参谋团中起决策作用的显然是周恩来、刘伯承、贺龙和叶挺。各军指挥员则分别由参谋团成员贺龙、叶挺以及朱德担任。
于是，一支由共产党独立领导、为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而战的革命军队诞生了。它一诞生就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衷心爱戴。各群众组织踊跃慰劳起义军，缝纫工人为起义军赶制军服，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常委、共产党员黄道、罗石冰将南昌人民捐赠的万元巨款送给了起义军。
后来，朱德在一首《纪念八一》的诗中写道：
“南昌首义诞新军，
喜庆工农始有兵。
革命大旗撑在手，
终归胜利属人民。”
多少年来，骑在工农群众头上的剥削者、压迫者们，凭借着他们的反动军队，残暴地剥削和压迫工农劳苦大众。如今，饱受剥削和压迫的工农群众，开天辟地第一回，有了自己的子弟兵。这支军队虽然力量还十分弱小，发展前进的道路还十分坎坷，但是，它作为人民利益的忠实维护者，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终归是不可战胜的。
§§§第八节并非单纯的军事行动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端，也是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军事斗争是它的主要形式。军事历来是为政治服务的，南昌起义亦不例外。
还在酝酿筹划南昌起义时，党的许多负责干部就把建立革命政权、推行土地革命作为起义的目的。在周恩来到达九江的前一天，先期到达九江的党的负责同志就开会，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作为集政权党权军权于一体的最高权力机关，以此反对南京和武汉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并且研究确定了没收大地主土地和实行劳动保护法等政策。
为了建立政权机关，中共中央已提前作了安排。除派遣一批负责干部随军行动外，还组织了全国许多省份和海外国民党部的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人士，作为他们所在地区的代表，有的随叶挺、贺龙的部队到达南昌，有的陆续由武汉经九江赶往南昌。
8月1日，起义胜利后，即由谭平山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名义召集了中央执委及各省党部左派代表联席会议。参加联席会议的中央执委和各省代表有如下45人：
中央委员：谭平山、吴玉章、彭泽民、恽代英、林祖涵、韩麟符、高语罕；
江苏代表：张曙时；
顺直代表：孟湘鉴、王积衡；
福建代表：蔡鸿乾；
哈尔滨代表：穆景周；
湖南代表：徐特立、邹敬芳、方维夏；
山西代表：王一德；
甘肃代表：李森；
四川代表：刘伯承、李嘉仲；
新疆代表：张开运；
东北代表：陈日新；
安徽代表：朱蕴山、黄灵彪、陈汉章；
上海代表：丁晓先；
绥远代表：章觉民；
浙江代表：王贯山；
广东代表：彭湃、沈寿桢；
广西代表：黄日葵、陈居玺（即陈宝符）；
湖北代表：李立三；
江西代表：姜济寰、罗石冰、黄道、李桂生、肖炳章、邓鹤鸣、蒋睦修、饶恩诚；
海外党部
欧支代表：熊禹九；
日支代表：潘先甲；
暹罗支代表：林报祖、邓有一；
古巴支代表；董方城。
与会者绝大多数是兼有国民党党籍的共产党员。
联席会议上，首先由叶挺报告了南昌起义的经过和战果，然后郑重宣告最高权力机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联席会议推举了革命委员会委员及主席团成员。
革命委员会主席团由7人组成：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张发奎、贺龙、郭沫若、恽代英。
革命委员会委员共25人：宋庆龄、邓演达、张发奎、谭平山、于右任、陈友仁、何香凝、吴玉章、彭泽民、林祖涵、贺龙、郭沫若、苏兆征、江浩、黄琪翔、恽代英、朱晖日、叶挺、周恩来、张国焘、彭湃、张曙时、李立三、经亨颐、徐特立。
上述人员中，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于右任、经亨颐等国民党左派人士未及赶到南昌；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名列革命委员会，意在争取他们同情或支持革命，但未成功。
革命委员会下设参谋团、秘书厅、财政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农工委员会、党务委员会、政治保卫处、总政治部等办事机构。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随即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任命了各部门的负责人及组成人员。
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委员贺龙、叶挺、周恩来、蔡廷锴；
秘书厅：秘书长吴玉章，秘书高语罕、许苏魂、邹敬芳、丁晓先、肖炳章；
财政委员会：主席林祖涵，委员恽代英、姜济寰、沈寿桢、罗石冰、邹敬芳、黄太吉；
宣传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代理主席恽代英，委员廖乾吾、方维夏、黄日葵、曹汉璋；
农工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委员彭湃、李立三、李小青、董方城、陈荫林、郭亮；
党务委员会：主席张曙时，委员彭泽民、韩麟符、徐特立、王积衡、穆景周、林超伯、朱蕴山、孟湘鉴、陈日新、林钧、邓鹤鸣、张余生、王一德、张开运、李森；
政治保卫处：处长李立三；
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
革命委员会中共产党员占多数，并且吸收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它实际上是一个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政权。名称冠以“中国国民党”，目的是“继承国民党正统”，以此为号召，反对国民党宁汉反动政府。虽然未能从形式上彻底抛弃国民党的旗号、鲜明地打出共产党自己的旗帜来，但实质上，共产党已掌握了这场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并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宁汉反动政府，所以，革命委员会这个政权机关的无产阶级性质是勿庸置疑的。
8月2日下午1时，革命委员会在贡院侧公众体育场举行就职典礼。除革命委员会在南昌的委员外，有数万群众参加这次盛典。会场旌旗蔽日，欢声震天，是南昌前所未有的盛况。
起义后，各机关先后开始办公。姜济寰代江西省主席呈报就职，并发布了江西省政府安民告示。
把土地革命作为南昌起义的主要口号，这是中共中央的决定。
周恩来到达九江之前，在九江的党的负责同志就曾开会讨论过土地革命的政纲问题，但意见不一。
李立三、恽代英主张南昌起义必须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并以此为起义的目的。认为南昌起义的主要意义，就是要实行土地革命。
邓中夏、谭平山反对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他们担心实行土地革命会引起反动势力更加紧密地联合和自己军队内部的分化。
双方争论极其激烈，并且持两种意见的人数相同，当日会议难以决定，只好上报中央。
次日，周恩来从武汉抵达九江，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于是，正式决定了南昌起义实行土地革命的政纲。
南昌起义之后，由新成立的农工委员会对土地政纲进行了第二次讨论。
当讨论到农民解放条例中“没收200亩以上大地主的土地”条款时，会议出现许多不同意见：有的认为200亩的限制太低，主张没收300亩到500亩以上的土地；有的主张没收土地的限额定为“肥田50亩，瘠田100亩”；有的甚至主张干脆不要提没收地主土地。
最后恽代英说：“我们这次八一革命就是要实现土地革命，所以我们决定了土地政纲，在沿途就要开始实行。只要真能实行，就是没收200亩以上的大地主都是好的。”
当时，虽然按照原方案通过了农民解放条例。但过后，许多同志感到怀疑，便在南下途中找随军行动的广东农民讨论。有一个农民直截了当地答复说：“如果没收200亩以上的大地主，便是耕者无其田。”因为在广东拥有200亩以上土地的大地主为数很少。这一句话使许多同志都感到震惊，从而头脑也清醒了。
因此，到瑞金后，前敌委员会会议作出决定，把原来“没收200亩以上的大地主的土地”的条款改为“没收土地”，不加亩数限制。废弃原有农民解放条例，另提出了一个修正条例。
起义军进至福建上杭时，领导机关第三次讨论土地政纲。
当时多数同志主张全部没收。因为觉得农民暴动起来了，不但200亩以上地主的土地会没收，就是20亩以内的自耕农的土地都会没收，甚至平均佃权，湖南许多地方的农民对土地问题的做法便是前例。政府不能因为农民的做法超过了土地政纲的限制和侵犯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便压抑他们。所以应从根本上提出“没收土地”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至于争取小地主的方法，可用其他政策，如小地主的土地没收后，由国家发给一种有息不还本的债券等。
张国焘认为，对小地主仍应有相当的保障，主张改为没收50亩以上的大地主。
因为多数意见是主张全部没收，所以当时仍然决定“没收土地，耕者有其田”。
第二天，广东省委送来了一份详细的政纲，对土地问题，是“没收30亩至50亩以上的土地”，对于依靠田租为生活者不没收。这一政纲已在各地进行宣传。因此，张国焘再次召集会议，按张国焘的意见“没收50亩以上的大地主的土地”通过了。
南昌起义中的土地革命问题，一直处在探讨和摸索的过程中，加之起义后部队一直处在运动之中，未能有一个稳定的立足点，因而土地革命的纲领未能付诸实施。尽管如此，土地革命仍然是南昌起义的目的。
192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专为叶挺、贺龙部队失败而发的第13号通告中明确地指出：“叶贺南昌暴动，在一般的民众武装时期之中，占有何等重大的地位，这是非常明显的。民众自己的发动，以及真正革命军队的暴动，以推翻新旧军阀政权，建立民众的工农政权为目的，以实行土地革命为目的。——这历史的事实，是中国革命中空前的事件。”
由此可见，南昌起义不是单纯的武装暴动，而是有明确政治目的的军事行动，它的目的是建立革命政权和开展土地革命。南昌城头划时代的枪声，宣告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南昌起义则是这个伟大历史时期的开端。
注释：
①②③④南昌八一纪念馆编《南昌起义》第67、70、84、84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出版。
⑤“竹战”，即打麻将。
⑥张月琴主编《南昌起义史论》第73-74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