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八朵荷花》是阎纲先生献给女儿也是献给中国文学的一部新著。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一个重要符号的阎纲，以我单薄的文学创作经历和写作资质，真正的读懂他已属不易，但《三十八朵荷花》让我读到了一个柔弱也强大、温情也刚直、安静也澎湃、愤懑且思考着的灵魂。这个灵魂一直朝圣般地走在中国文学的一条路上，在血与火的淬煅中，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我吻女儿的前额》和《三十八朵荷花》两个单篇是阎纲留在这个世间悲恸而凄美的文字，这些文字流传很广，它们一直在感动着这个世界。2008年深冬，我在泪雨纷飞的再阅读中思想：一个中国文坛骁勇般的战士、一个曾经震撼中国文坛的文学批评家，竟以散文式表达把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深重悲苦写成了柔美浸心的绝唱。女儿美丽的夭亡，亲人的肝肠寸断，在阎纲的笔下最终化为一种尊严，父母、女儿都以尊严的方式承受了这份苦难。人性的高贵与爱最终证明了这种尊严比任何苦难更有力，是世间其他任何力量都无法肆虐的。
哲学家周国平先生说过：“经历过巨大苦难的人有权力证明，承受苦难和创造幸福属于同一种能力。”女儿驾“荷”西去，父亲母亲终在流泪的思念中挺立过来，然后又以挺立的力量安慰着我们这个世界。
2004年9月，我挚爱一生的丈夫惨逝在昆明至北京的列车上，丈夫停止呼吸后，我拥着他渐行渐凉的身体，在列车上度过了19个小时！如此残酷的生离死别曾使我肝肠寸断，万念俱灭。丈夫走后，我把亲人惨逝的悲苦写成文字发给了我的亲人和朋友，也发给了阎纲先生，不久即接先生复信：“体制压碎一条人命，逼真得像虚构，然而却是血写的事实。应是‘不在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继续写，墨点代血浇灌灵魂。”随后先生又发信：“写吧！在书写中安妥自己的灵魂。”
此前的10月5日，先生在江西开会期间听说我痛失亲人，随即用山东作家魏兴荣手机发来他的问候：“致梅洁：这次江西开会，你没来，好像是王旭峰告诉我你没与会的原因，与你同悲。刚才兴荣向我备述一一，我们都很伤心，盼节哀是嘱。我是阎纲。”
那一段时间，先生和诸多朋友的关怀成为一种活着的力量和智慧，使我最终不毁于痛苦。2007年10月，《大江北去》出版，11月23日，我即收到阎纲先生的短信：“收‘巨著’，深受感动，同时告慰在天之灵。找准了历史的契合点和感情的亲和点，悲喜交集。创作上突破光荣榜、流水账的俗套。祝你成功！梅姑娘，安养贵脑，好好休息，不必回信。”
……
先生不间断地鼓励、安慰着一颗受苦的心灵，这力量源于先生深重的受苦。清清丽丽的女儿，端端庄庄的女儿，一生善待着这个世界的女儿，生命像荷一样盛开，却又在不该凋零的季节凋零。女儿没有选择眼泪，父母也没有选择眼泪。但我深知，一个经历了深重苦难的人，即使恢复了新的生活，“但内心一些东西已经永远地沉落了。”
唯有思念不会“沉落”。
2009年1月17日，中国作家一行十几人到明皇陵采风，车行途中，挨我坐的阎荷的母亲刘茵一路都在说着女儿。这位中国文坛资深编辑、作家突然问我：“梅洁，你相信人死后有灵魂吗？”我说我相信。她说你相信梦吗？我说佛陀、神灵也常以梦的形式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她说她梦见女儿了，女儿站在云端，那云朵朵似荷，盛开着。很多人挤在那里，望天望云望女儿。后来，那云渐渐地飘远了，女儿消失了……
大姐说着，流泪了。
我感知，这流泪的叙说，使这个冬季深刻地疼痛着。在此之前，大姐多次鼓励我好好生活，她说：曾经幸福过，以后就在美好的回忆中继续这份幸福。还说：现在每每回忆起女儿小时候的事情，都觉得十分美好。只有心境走出了苦难，走在另一个世界的亲人才会微笑望着我们……
然而此刻，拿什么安慰一颗依然因思念而流泪的母亲的心呢？
我对大姐说：梦并不虚幻，这梦是阎荷给母亲的兆示呢。任何生命都有善恶轮回的，你们善良的女儿已经走在了天堂，那里有一片净土，那里有她灵魂的故乡……
我知道我没有能力揭示一个如此美丽真实的梦境，但我企望我和大姐都能相信这梦里隐秘的意义。
在《三十八朵荷花》一书里，我们读到了一个父亲对于女儿的怅思，也读到了一个儿子对于故土的亲情：故乡的石门墩、被泪水淹死的母亲，还有七爷的豆腐坊……我们看到了一个印象里刚毅而血性的批评家绵长的柔情，无论他怎样漂泊，陕西咸阳九峻山脚下，永远有他生命的根。“只有住着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兄弟姐妹的阎家什子”，才是他“灵魂深处永久的家”，在他生命游走四方的旅途上，我们能够真切地听见他一直在心底默默呼喊着的一个声音：“我想家了！”
一切柔情与刚毅、善良与血性都是相通的，在美德这条路的尽头，它们殊途而同归。我这里想说的是，在《三十八朵荷花》这样一部书里，我更多读到的是阎纲先生人性中的刚毅，风骨中的血性。
1956年，阎纲兰州大学毕业即来到了北京，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我们发现，中国文坛一直行走着一个清瘦而强健的身影。我这里说的“清瘦”是外在的生命形态，而“强健”是他灵魂生活的状态。这是一个为中国文学辛苦了一辈子的人，编辑、评论、写作，五十年消得人渐瘦，五十年纤笔一支太沉重。
在我文学成长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阎纲先生的评论不断惊醒着我的灵魂，《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读〈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灵与肉〉和张贤亮》、《论陈奂生——什么是陈奂生性格》以及《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神学？文学？人学？》等等，都曾使我和无数从那个伤痕累累的年代走过来的人，由惊醒到反思，最终以心灵的强势记住了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文学。
在阎纲排炮般的评论文字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坐标：他在彻底否定罪恶的“文化大革命”；他以足够的勇气颠覆“文艺黑线论”，回归“神学”“鬼学”到“人学”；他不屈不挠地鼓吹创作自由并伸张着人道精神；他以真诚的评论和评论的真诚，倾心梳理着一条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的中国新文学发展历程；他强调恢复直面现实的现实主义文学，他倡导讲真话，视真诚为文学的生命……
他批评的胆识、激情，乃至文体的犀利、简古，曾被那个时代称为“批评诗”。
我说过，以我文学单薄的阅历和资质是不可能概括阎纲先生批评的全部的，但我仍可以从《三十八朵荷花》一书中大量的文坛随笔和杂文里，看到他对文艺界当年发生的种种怪事做出的忆写与反思、忧愤与诘问——
长期以来，我纳闷，知识青年关于上山下乡写了很多，讨论也异常热烈，可是“五七战士”对“五七干校”几乎默不作声。干校揪斗“516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何其毒也！作家协会（5连）的情况我在《笑比哭好》和《想起郭小川》里略述一二，干校各个连队的情况大致相同。人民文学出版社（14连）揪斗“516”就很典型，什么“车轮战”、“黎明出成果”、“相面法”、“狗咬狗”，最后咬到30多人，还不过瘾，说这个数字“右倾”。体罚、打人无所不用，头颅被乱撞，脸上用点燃的烟头随便烫触，用烟斗击头，用皮靴踢人，罚站最长的达30多小时，其狠无比。（《二十六年快镜头》）
人生最大的灾难莫过于冒犯人的尊严，侮辱人的品格，亵渎人的圣灵，把人不当人。
聂绀弩何人？中共党员，1924年进黄埔二期学习的老革命！任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官，1927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2年参加“左联”，任新四军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南区文教委员会委员，香港《文汇报》总主笔，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响当当的老革命、老作家、老资格，却变成任人鞭打、任人指拨、任人宰割的“老牛”、老反革命。革命革到聂绀弩的头上，什么混账革命！（《聂绀弩的诗》）
在这些穿透历史的忆写与反思里，我们看到了那么多的高尚与卑鄙，挣扎与苦难，尊严与屈辱，那么多我们熟悉抑或不熟悉的作家、杂志、报社、人物、事件，在历史的阴霾中涡漩着命运与嘴脸。这是中国文坛历史的缩写，也是中国文人灵魂的漫画。
有人说，“阎纲有《文艺报》情结。”这话没错。一个在《文艺报》工作了27年的编辑，对于《文艺报》济济一堂的人才他如数家珍。我数了数，他从陈企霞点到李炳银，一气圈点了34人！这是《文艺报》的骄傲。但与此同时，他又一针见血地义指“《文艺报》是文艺界的晴雨表，是非之地。”——
反右来了，天翻地覆，文联大楼的401会议室成为批斗会场兼法庭，《文艺报》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占全体人员的比例之大令人咋舌。萧乾、钟惦裴、唐因、唐达成纷纷落马，沦为贱民，被批被斗、被锻被炼。此后，我在《文艺报》和作家协会经历了好多大事件、大斗争、大运动，惊心动魄。我亲眼看见作协党组怎么砸开陈企霞这只硬核桃，亲见丁玲被开除党籍时怎样流下沮丧的泪水……
17年来，《文艺报》到处放枪，枪口既对外，又对内，伤害了文坛元气，同时充当自己的掘墓人，花落知多少……“文化大革命”互相残杀，《文艺报》灭了不少有良知、有才华的作家，写下文坛大段的哀史血泪史，《文艺报》自己把自己毁了。（纪念《文艺报》）
今天，我们读到这些心灵疼痛的记忆，内心也随即疼痛。追昔抚今，我们改变了什么？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对于一生重要阶段都在《文艺报》度过的阎纲，他只能是“衷心希望《文艺报》越办越好。《文艺报》办好了，历史才会宽恕它。”至于我们，也许什么都做不好，但我们能做的应该是“要行善，不作恶，当你不能行善时，也不要作恶；说真话，不说假话，当你不能说实话时，也不能说假话。”
这是阎纲的人格底线。
也应该是我们的人格底线。
